集体主义即共生
共生，是集体主义的源头。
集体主义，不仅仅是一种理念，也是一种活法。并且，常常是，如果你是一个巨婴，你只能活在共生般的集体中，而不能独自一人去面对外部世界，你只能选择集体主义的活法，而不能选择个人主义。
譬如，孙隆基观察到，华人留学生，到了欧美，容易被人误解为同性恋，因为男孩和男孩、女孩和女孩勾肩搭背。两个人一贯如此亲密，在欧美就意味着同性恋，但对于华人来讲，他们其实只是找一个伴同行而已。
为什么非得找一个伴？因为，还处在共生心理中的巨婴，不能独活。
婴儿是不能独活的，因为他没有能力解决基本需求。作为巨婴的成年人，从物理上是能独活的，但心理上不能，他们还得像婴儿一样，找一个人和自己在一起，否则就得直面破碎的自我。
我提出了一个概念“自我的疆界”，即，你的自我，延伸到了哪里，你将谁、将什么事物纳入到了你的自我中。
必须和一个人共生在一起，这还不是最糟糕的。最糟糕的，是你的自我中没有别人。
“我”的世界里只有自己
我一个朋友，她的爷爷是超级宅男，准确说，应该是有自闭症，到四五岁时才开始说话，而且一直对人不感兴趣似的，显得极度自私。其实这不叫自私，而是他根本就没有将别人纳入到他的自我中，所以也根本考虑不到别人。
他每天的生活超级有节律，你真的可以根据他的起居时间来调表。他必定在固定的时间起床、做饭、下去逛街。他智商极高，是象棋高手，每天雷打不动要在固定的时间，去老年人活动中心杀象棋。他水平太高，别人只有输的份儿，所以很少有人愿意和他玩。家人建议他说，你干脆让别人两子，譬如让掉一马一炮，他不。这一点可以看出，他基本上没有灵活性。
我在高中和大学时，都算是象棋高手，但和这位爷爷第一次杀象棋，玩了三十多局只赢了一局，而这时他正好80岁。
在他八十二三岁的时候，他最富有的小女儿将爸妈从唐山接到了天津，好表孝心。不料，刚到几天，老人就中风了，随即半身不遂，并且变得像是老年痴呆一样，身体和心理都垮了。治疗了几个月，不见起色。
后来，他老伴儿不想在小女儿家住了，想回唐山老家。他们老两口回去才一个星期，奇迹发生了，爷爷竟然不治而愈，身体和心理都恢复到了病前的水准。
发生了什么？
对此，我的理解是，作为一个行为非常刻板的准自闭症老人，他的自我已经和他的家、周围空间以及日常作息制度紧密结合在一起了。家、周围空间和日常作息制度，就像蜗牛壳一样，包裹着他脆弱的自我。搬到了小女儿家，看似条件变好，但等于是，将蜗牛壳从蜗牛身上剥离，蜗牛一下子就变瘫痪了。而回到熟悉的家，意味着这个蜗牛再次背上自己的壳，于是就可以恢复正常了。
这位老人，他的自我中只有自己、僵化的空间与作息制度，再无其他。譬如，女儿出嫁时，他还是要去杀象棋，最后全家人都对他表达不满，总算是阻止了他。
他都不能和某个人共生。处于共生心理的婴儿或巨婴，心理发展水平已经好了一个档次，而且是最为致命的一个档次，可以将自我的疆界延伸到另一个人那里。
熟人社会的关键：成为“我们”
本来我的世界里只有“我”，现在终于有了另一个人“你”，我们两个人构成了“我们”。这样一来，你就是我的人，我要保护你，对你好。
中国被称为熟人社会。我们做事前，最好要找人，要拉关系。譬如，如果你去医院看病，最好搭上个关系，好“认识”一下医院里的医生。这种拉关系，其实就是通过熟人将你纳入到医生的自我当中去。没有做到这一点前，医生就可能冷冷地对待你，当做到这一点后，他对你的态度就会好很多了。这是自然而然的一种转变，意味着你从一个陌生人，进入了“我们”的共生关系中。
不仅医生如此，公务员如此，服务业也一样。我注意到，我自己也是这样，当突然有人打电话给我时，我一开始自然而然的态度，很容易是冷的、不够友好的，但当对方告诉我，是某某留我的电话给他的，这时我的态度一下子会有明显转变。当然，如果不是突然而来的电话，而是我自己工作安排内的，那我也会好很多，这时有备而来，会自动进入职业状态，而突如其来的电话，则会暴露出我作为巨婴的这样一个特点。
你会不自觉地划分，自我疆界内，是好的善意的，自我疆界外，是坏的敌意的。对于自闭症患者而言，他的世界绝对不能发生改变，任何改变都会让他崩溃，因为那会让他感到敌意。对于好一些的巨婴而言，则是，你或者是“我们”，这时你就是自我疆界内的，我觉得你是好的善意的，否则我就会对你有防备，自觉不自觉地将你划到坏的敌意的那一边。
处于共生心理的人，必须不断划分“我们”和“他们”。我们就是好的，他们就是坏的，需要防备的。我们的一切存在方式如习惯，都是好的，而他们的一切存在都是异端。如此一来，不管自我疆界延伸到哪里，都仍是在追求共生。
但假如一个人超越了共生心理，这时世界就变成“我们”和“你们”。我们的存在是合理的，你们的存在也是合理的。
我与非我
用更准确一点的语言来说，对于婴儿和巨婴来说，共生还意味着，世界并不是我和你，而是分裂成我与非我。
将世界分化成我和你，意味着，我将你视为和我同样的存在。虽然你不属于我，和我不在一个共同体内，但我同样懂得，你和我都是人，都是同样有血有肉有情感的存在。所以，我也不能轻易伤害你。
但若将世界分裂成我与非我，那就完全不同了。要么，你属于“我”，我们在一个共同体内，要不然，你就是“非我”“非人”。我完全感受不到，你和我是同样的生灵。相反，我觉得你是我的敌人，并且，因你是“非人”，所以我攻击你时毫无心理障碍。
不过，假若我有一个正常的头脑，那么，我也趋利避害，在伤害你时，我会想想这是否会被惩罚。但我不伤害你，仅仅是计算的结果，而不是把你当作和我一样的人的原因。
这也有不同的发展程度。
你可以有一个范围很大的共同体，如，我们都是中国人，都是炎黄子孙；也可以有一个小范围的共同体，如，我们是家人，我们是同学；一些严重的精神疾病患者，如反社会人格，他们可能就构建不起任何两个人以上的共同体，就只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划分：你听我的，就是我的人，我就对你好点；你不听我的，就是“非我”“非人”，就是敌人，我灭掉你就没有一点内疚。
那些杀死自己全家而制造灭门惨案的男人，他们的心理发展水平就是这种：你如我意时，你就是“我”的一部分；不如我意时，你就是“非我”了。
2013年，61岁的厦门男子陈水总在当地制造公交车纵火案，烧死47人，重伤几十人，因为有报道称，陈水总多次找相关部门，但遇到阻碍，于是网上竟然一片同情之声，甚至将他视为英雄。这太可怕了！他在公交车上纵火，受害者全是无辜民众，他怎么会得到同情和崇拜？
可能太多人觉得，自己也是社会权力体系的受害者，所以对陈水总有了怪异的同情。
但是，陈水总的心理令人纳闷，既然他对权力部门不满，为何不将愤怒对准他们，反而对准公众？
综合报道可看出，他不仅找权力部门的碴儿，也找身边人的碴儿，他简直和周围的人都格格不入。作为很可能的反社会人格障碍，他是一种典型：他还没能力分化出善与恶，他只区分我与非我，他将“非我”之外的整个外部世界视为敌人，所以恨不得毁了整个世界。
也就是说，在他眼里，公交车上的乘客，和有关部门所谓为难过他的人是一回事，都是“非我”。
其实陈水总连仇恨有关部门的理由都没有。他多次领到低保，生活无忧，肇事的由头是有关部门拒绝修改他身份证上的年龄，而他这样做，是为了一份一年后就可拿到的养老保险。
天真者以为权力体系迫害了他，其实陈水总仇恨的是整个外部世界，包括你在内。
这是一种纯内在的病态，外在世界就算再好——譬如有极度发达的福利，都不能避免陈水总的破坏行为。因为他要的，并非只是低保和养老金，而是希望世界按照他的意愿运转。
陈水总的邻居说，陈四处找碴儿。这反映的是他对外界的敌意，同时他也觉得外界对他有敌意。他极度敏感，会对多数刺激进行敌意解读，如将店员放音乐视为引诱他女儿。
敌意遍布在他人生每一角落，所以不可能与别人好好相处，最终，他的人生全方位失败。这首先是内部世界的坍塌。对他滥施同情又怪责别人，是不懂他的世界。
社会权力体系的公信力有很大问题，政府的任何解释都会让人怀疑。但民间的社会想象系统也有大问题，总有强烈的被迫害感，若有任何悲剧发生，最让人接受的解释就是，这是权贵干的。即，一个掌控一切的迫害性系统制造了这一切问题，而受害者都很可怜很正确。发生陈水总这种事件后，只要你在网络上持有这种解释，就很容易赢得一片赞同声。这种集体无意识同样可怕。
可以说，现在对于太多人而言，已本能地将社会权力体系视为“他们”，而将任何挑战权力体系的人视为“我们”，于是不分青红皂白地对“我们”施以同情。
陈水总是反社会人格，而张献忠、李自成等也是。在我看来，将公交纵火这种不分青红皂白的大屠杀美化，终将引出对张献忠与李自成的大屠杀的支持。我们民族很容易崇拜超级屠夫，那可能是，我们反对一个权力体系时，都想杀人流血，但一般人总有适当的良心，所以犹豫不果断，而那些最能杀人的，则成为集体的替罪屠刀。
我的所有不顺，都因有一个权威机构（常见如国安局、克格勃、美国中央情报局、美国联邦调查局或你的上级等）构建了一个系统，在系统性地迫害我。如果一个人形成了这种心理，那么这就是被迫害妄想，是精神分裂症的一个典型症状。
如果一个集体整体上是这种心理水平，那意味着，这个集体整体上患上了被迫害妄想。
这一点还好，过去类似陈水总的事件发生后，首先都是一片同情乃至崇拜，但现在，第一时间就能看到很多清醒的声音。
轻易不要背叛“我们”
共生心理驱动下，当发生紧急事情时，我们常常会无视事实，而会先区分“我们”和“他们”，即共同体内部，和共同体外部，如经典的“内部矛盾”和“外部矛盾”。就算事实上，你错了，但你是“我们”的人，那么就支持你，但如果你是“他们”的人，那么就攻击你。
例如王治郅，他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而一时“背叛”篮协。就事实层面，王治郅没什么错，而篮协太剥削人也太严厉，但这么一来，他就不再是“我们”的人了，于是网络舆论一直对他的“叛变”事件进行攻击。
不要自绝于“我们”，这是中国式生存之道。哪怕事情再紧急，如果想不得罪共同体，最好不要急着去和“他们”建立关系，不要向“他们”求助。
作为中国人，我们深切懂得这一哲学。所以当群体事件发生后，懂规矩的国人都尽可能不和外国媒体打交道。
这是有意识的，但还有很多是无意识的。
2016年6月，深圳发生一件让人哭笑不得但其实又非常常见的事情，一对夫妻喝醉了，争吵，男人开始打女人，警察过来干涉，要拘捕男人，结果女人开始猛烈厮打警察。
此时，这个女人本能上考虑的，是“我们”和“他们”。她要先站在“我们”这一边，而将来帮助她的警察视为外人。
这位妻子如果有独立自我，会知道，最重要的首先是“我”的尊严与人身安全，于是还击丈夫的攻击行为，并会接受别人的保护。
类似的事情太多太多。紧急事情发生后，按说要先解决问题，但国人很容易先区分“敌我”。
老家在山东的一位男性来访者对我说，他十来岁时，父亲去世，之后，他的婶婶想给他妈妈介绍对象，结果引起了娘家人的愤怒。作为娘家人的代表，他舅舅特地叫自己妹妹回娘家，简直像开批判大会一样说：你怎么先和外人商量，你应该先和我商量。
让这个人印象极深的是，平时待他还可以的姥姥也板着脸，最后连饭都没让自己女儿和外孙吃。
这件事让来访者妈妈感到极度伤心，自己丈夫去世了，哥哥和妈妈在乎的不是她的伤痛，而是先来一个批判大会。
这是可怕的中国式政治，懂得这一点的人，会在紧急事情发生时，先去区分敌我，然后才去解决事情。否则，你会发现，一旦得罪了你所在的共同体，那么整个共同体都可能对你采取敌对态度。
一位女性来访者，爸爸妈妈离婚，她跟妈妈。本来这是爸妈协议好的，但随着时间推移，爸爸对她偏心妈妈越来越不满，最后逼她站队，要么去爸爸阵营而和妈妈划清界限，要么还在妈妈一边而爸爸与她绝交。
最后，她惶恐、愤怒和伤心之下，还是选择了和妈妈在一起，并且妈妈丝毫没有逼她。
结果，爸爸真和她绝交了。这还不算，爸爸还联合他的家人，都和她近乎绝交了。
巨婴们玩的家庭政治，就是这么个玩法，低级、复杂、极端、可怕。
只有“我们”，不能有“我”
集体主义，一言概之，即，只有“我们”，没有“我”，也没有“你”。考虑事情时，都要以“我们”为单位，而不是以“我”或“你”为单位。集体主义的对立面自然就是个人主义，任何对“我”的强调，都是反“我们”的。
可以说，集体主义会形成这样一个固有的道德意识——为集体而努力才是对的，反集体就是错的，特别是，想彰显个人主义的，更是大错特错。
如何对待这个集体道德意识？很多人真心接受它，而成为我们民族的道德模范，但他们，似乎极少有好下场。
极端如岳飞，他真可以称为道德模范，既是民族英雄，力挽狂澜，又爱兵如子，且约束军队不侵害民众，他也没有贪污腐败，如果亲人违反军纪，他也照惩不误，但最终下场很惨。
又如王莽，他很有争议，到底是以圣人形象出现的窃国大盗，还是真心想建立一个理想国？我个人认为，他既是窃国大盗，又真心想建一个理想国，但他对自己的自私和整体缺乏了解，于是脑子混乱，最终也将国家治理得混乱。
但不管是谁，在我们这个文化下，如有理智，都不要直接彰显自己的私欲和自我中心。譬如曹操，有大智慧，也是真小人，但因为“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这句话，而被永远打上了奸臣的烙印。
集体主义群体中，你必须低调。除非以一种方式高调——成为好人，即你所作所为都是为了别人和集体。只有这一种舍弃自我的高调才被允许，其他个性化的高调，会被讨厌被打击。因集体主义只允许集体性自我存在，个性自我意味着对集体自我的挑战和背叛。所以，陈光标可以秀付出与奉献，王治郅则是大逆不道。
我们发展了很复杂的行为，对权力、名声、成就与物质等的需求可以涨到很高的地步，但它们常常是一种防御，是由两种没被满足的最原始的简单愿望转化出来的。一个愿望是，抱抱我；一个愿望是，看着我。标哥的原始愿望，其实不过是：看着我。他自己总对记者说：我有信心上头条。
以上这些故事，看似不是一般人的故事。但一般人的故事中，这种逻辑也比比皆是。
例如，我们喜欢说“一切都是为了孩子”。听上去，我们国家的父母，是多么喜欢为孩子做奉献似的，可是，我们真正的主流文化是孝顺，是孩子必须听父母的话，我们国家对孩子的虐待，远残酷于欧美国家。
例如，在离婚大战中，那个怕离婚的，总喜欢说“孩子不想离婚”“双方老人不想离婚”，甚至“离婚对对方不好”，而就是不能简单说，我怕离婚。
集体主义环境下，个人的身，必须奉献给别人或集体，这样才叫仁，才被承认。如有私心，你得低调，在黑暗中为自己谋取什么。
但私心谁没有？结果是，表面上大家都讲仁，但私欲却泛滥成灾。
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不是继续拔高仁义礼智信，而是承认个体的价值。不是小我尊重，而是“每个人都是宇宙的中心”。
个人主义的核心，是对每个个体的尊重，特别是，不得以任何名义侵犯个体的利益。相反，集体主义下，强势一方，可以轻易使用集体的名义，去侵害个体的利益。譬如，有关部门可以说，为了城市市容而打击小商贩，为了城市建设而强拆。
在我看来，个人主义的核心价值在于，人必须从自身出发，从自己的感受出发，根据自己的感受，做出各种选择，根据自己的感受，活出自己的生命。并且，在这个过程中，逐渐体证到，别人和自己都是人，别人和自己都是值得尊重与爱的。
更好的说法，就是我多次谈到的英雄之旅。
形象一点的说法是，人作为一个能量体，必须也只能先从自己出发，伸展自己的能量，当在关系中体验到被接纳时，这份能量被祝福而转成生的能量，否则就会转成黑色的、充满破坏欲的、死的能量。
强调个体为集体服务，甚至以集体名义牺牲个体，这样最多是让个体在表面上成为一个好人，但他作为一个能量体，就会变成黑色的。
所以，我们会有这种矛盾：总强调道德治国，但我们社会，从整体上来讲一直都算是“互害型社会”，道德社会从未真正出现过。
一切都是“我”的
在我看来，集体主义社会，其实是早期婴儿世界投射的结果。婴儿没有形成分化的意识，区分不出我与他人、我与世界的区别，而是认为，我就是你，你就是我，我就是妈妈，妈妈就是我，我就是万物，万物都是我……
更要命的是，婴儿有神一般的全能感，既然我与宇宙合一，那么宇宙当然应该按照我的意愿来运转。
毒舌一点，可以说，集体主义社会，其实满足的，就是大家长一个人的巨婴式的全能自恋。大家长对于自己所在的群体，有无限支配权和话语权，他可以随意使用集体名义，为自己谋私利。当然，到了皇帝的份上，都免了这份自欺欺人的心，既然他是天子，就是集体的化身，可以随意发号施令，而整个国家都必须满足他配合他。不过，真这样全然活在全能自恋中的皇帝，一般也都没什么好下场。他们最好还是虚伪一点，学习使用集体主义的句式“朕都是为了人民，为了国家，朕从来不考虑自己”。
共生心理中，表面上的一个表达是“我就是你，你就是我”，所以“我的就是你的，你的也是我的”“一切都是我们的”。但谁支配“我们的”资源呢？自然是大家长，或者相对有权力的。例如，在中国家族内，常见到这样的事：父母觉得有权调配整个家族的资源，所以干涉家族内的一切事情，但其实非常不公，总是倾向于将女儿的资源调用给儿子，将不受宠爱子女的资源调用给被宠爱的。
这种心理发展下去，可以非常没有觉知没有廉耻。2016年的春节，我听到这样一件奇葩事：某男，有两个儿子，都安排到该男姐姐家的工厂上班，并当着众人面堂而皇之地对俩儿子说，这厂子早晚都是你们的，你们的姑姑无后。但其实，该男的姐姐有女儿，并且人家丝毫无意要将自己的核心资产给弟弟。
我在微博上讲了这件事后，没想到，这种奇葩都不算罕见。
你的是我的，我的是你的，一切都是我们的。这种均贫富的理想想法，真正演绎下去，总是会发展成，你的是我的，我的还是我的，一切我们的，都是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