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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度和袁世凯，早就是一个“朋友圈”的了。

杨度当初进京当四品官，就是张之洞和袁世凯联合保荐的，而他能进颐和园给皇亲贵族们讲课，也是袁世凯从中协调的。所以，杨度也一直认为袁世凯对自己有知遇之恩。

在光绪和慈禧相继归西之后，袁世凯在朝廷上受到排挤，被载沣赐了个“回乡养病”。当时袁世凯的势力颇有“树倒猢狲散”的架势，朝中权贵都吃不准风向，开始和袁世凯保持距离，连平时“点赞”都不敢给一个。袁世凯离开北京时，竟然没什么人去送他，但杨度不管不顾，跑到火车站月台去送行。

袁世凯回到老家后，敢去看望他的少数人中，就有杨度。武昌起义爆发后，杨度索性连京城的官也不做了，直接跑到袁世凯老家，做了他的幕僚。不久之后，清廷被迫重新重用袁世凯，希望他派兵攻打武昌的起义军，袁世凯的北洋军打打停停，不断向清廷索要筹码，这背后很多时候都是杨度在出主意。

志得意满的袁世凯

等到孙中山的革命军和袁世凯的北洋军南北对峙的时候，因为杨度和孙中山、黄兴、汪精卫这批人在日本时都是一个“朋友圈”的，所以他成了袁世凯当时派出的代表之一，进行“南北调停”。

而“南北调停”的最终结果，就是孙中山低头和让权，袁世凯最终如愿以偿成了中华民国的大总统。

按理说，杨度此时也应该功成名就了。但这并非他希望看到的终点，因为他的“帝王术”需要辅佐的，是一个真正的“帝王”。而且最关键的是，杨度通过各种细节体察出，袁世凯的内心也是有这方面渴望的。

当时，一切形势的变化似乎都在助推：1913年3月，最有可能挑战袁世凯权力的宋教仁被暗杀；7月，仓促起事的“二次革命”被镇压，国民党控制的南方地区大多被北洋军攻陷，孙中山、黄兴、陈其美等流亡海外；1914年，国会被解散，《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被废止，所有权力都集中到了袁世凯手上……

杨度觉得，时机差不多成熟了。

1915年4月，杨度抛出了他精心准备的一篇文章——《君宪救国论》，认为中国如不废共和，立君主，则强国无望，富国无望，立宪无望，终归于亡国而已，“故以专制之权，行立宪之业，乃圣君英辟建立大功大业之极好机会”。

这篇文章一出来，果然挠到了袁世凯的最痒处。

袁世凯立刻对这篇文章大加赞赏，称这篇文章为“至理名言”，还专门给杨度送了块亲笔题字的匾额——“旷代逸才”。

得到鼓励的杨度再接再厉，索性就自己“拉群”了：他在同一年成立了著名的“筹安会”，自任理事长，拉了刘师培、严复等一干人打出了“筹安六君子”的名号，开始各种运作，为袁世凯复辟帝制做准备。没多久，从“线上到线下”的“闭环”就形成了：京城的大街小巷出现了各种请愿变更国体的“请愿团”，其中包括“车夫请愿团”、“乞丐请愿团”以及“妓女请愿团”。

人一旦陷入周围人有意构成的“信息茧房”，失去了清醒的判断和有效的制衡，对权力的欲望就会如决堤之水喷泻而出。聪明如袁世凯者，因为“朋友圈”里的好友都是杨度这样的人，所以在他们营造的“全国劝进”画面前开始变得自信满满，最终走上了“称帝”的蠢路。

1915年年末，“洪宪帝制”出台，袁世凯的人设一夜之间崩塌，顺带带上了杨度。

一帮“朋友圈”的旧友首先就和杨度决裂，互相“拉黑”。

蔡锷（左）和杨度（右）是当初留学时最好的朋友，最终反目。但蔡锷在临终时还是专门为杨度开脱：“湘人杨度，曩倡《君宪救国论》，附袁以行其志，实具苦衷，较之攀附尊荣者，究不可同日语。望政府为国惜才，俾邀宽典。”

当年最好的朋友蔡锷立刻成立“护国军”，宣布独立；当年以“国士”相称的梁启超，直接在“朋友圈”公开说杨度是“下贱无耻、蠕蠕而动的嬖人”。甚至在杨度的家乡湖南，他也成了人人唾骂的对象。

而且，杨度发现即便袁世凯称帝，他也没有实现自己的“帝师”梦想，袁世凯仅仅只是给了他一个“少卿”的职位，一帮他认为功劳远没他大的人都封了“中卿”乃至“上卿”。所以，杨度的老师王闿运也发表了一条“朋友圈状态”：“弟子杨度，书痴自谓不痴，徒挨一顿骂耳。”意思是杨度什么好处也没捞着，白白被全国人民骂了一顿。

当然，杨度也没想到，袁世凯经此一难，那么快就一命呜呼了。而且让他伤心的是，据袁世凯的儿子回忆，袁世凯在临终前还发了一条“朋友圈”——呼喊的是“杨度误我！”（另有说是“他误了我！”）

对此，其实杨度心里也是有想法的。所以，他给袁世凯写的挽联是：

共和误民国，民国误共和？百世而后，再平是狱。

君宪负明公，明公负君宪？九泉之下，三复斯言。

意思是，究竟中华民国适合不适合搞共和，我们千年之后再来看；究竟袁世凯是不是扭曲了“君主立宪”的本意，建议他九泉之下再仔细想一想。

由此可见，到了此时，杨度还是认为自己主张的“君主立宪”并没有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