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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杨度的故事还没有结束。

在杨度去世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他一直以一个“帝制党”的形象出现。直到1975年，有一个人说出了杨度晚年的那些故事。

这个人，也是杨度当年“朋友圈”的好友。

他的名字，叫周恩来。

1975年冬天，饱受病魔折磨的周恩来其实已经开始陆陆续续交代一些后事。当他知道《辞海》正在筹备正式版的时候，专门让秘书转告当时的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当年袁世凯称帝时，‘筹安会六君子’的第一名杨度，最后参加了共产党，是我介绍并直接领导他的。请告诉上海《辞海》编辑部，《辞海》上若有‘杨度’辞目时，要把他最后加入共产党的事写上。”

王冶秋当时大吃一惊，一面转告上海的《辞海》编辑部，一面向很多还健在的老同志打听，结果没有人听说过杨度加入共产党。

曾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的夏衍回忆，当时潘汉年给他介绍过一个老者，说是自己的同志。过了很久夏衍才知道，这个老者居然就是当年大名鼎鼎的杨度

但是，周恩来说的并没有错。

杨度是在1929年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介绍人就是周恩来。由于杨度从事的工作有特殊性和危险性，所以杨度只和潘汉年单线联系。除了潘汉年和周恩来，其他只有极少数人知道这件事。由于潘汉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遭遇冤狱，所以这段历史就沉没了。

1978年7月30日，王冶秋在《人民日报》上撰文回忆周恩来，将杨度在晚年加入共产党的内情第一次披露。随后，夏衍、李一氓等遵从周恩来生前的嘱告，分别在《人民日报》上发文，将杨度晚年入党以及所做之事公之于众：杨度在晚年不仅为共产党提供大量准确的情报，甚至还利用自己杜月笙门客的身份，掩护过很多地下党的同志。

1928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机关报《红旗》第二期，“红旗”这两个字就是杨度写的

在王冶秋、夏衍这批人的回忆文章出来后，很多人又都回想起了杨度当年在弥留之际，给自己写的一副挽联。

那副自挽联，是杨度人生最后一次的“朋友圈”状态更新：

帝道真如，如今都成过去事。

匡民救国，继起自有后来人。

馒头说

说“朋友圈”只是开个玩笑，但杨度的社会关系确实令人印象深刻。

杨度的寿命并不算长，但在整个民国史上，有他这样丰富经历的人，着实不多。从这个角度，说他为“民国第一奇人”，也无不可。

有人曾说，杨度一生投机。这点我倒真的不太认同。

当然，不能否认他有成就自己事业的想法，然而这很正常，每个人都会有。他大半生所坚持的“君主立宪”，主要还是基于他自己真心觉得这样的方式更适合当时的中国。后来转向共和，也是痛定思痛的结果。

至于因他晚年加入共产党，就给他套一个“投机”的帽子，逻辑就更说不通了。

1929年是“白色恐怖”的高潮时期，共产党人被大肆捕杀，很多人躲避“共产党”三个字都来不及，但杨度却在此时选择入党，并把母亲送到长沙乡下，妻子送到苏州，坦言自己已经做好牺牲的准备。他曾对和他接头的共产党人说过：

“别人说我一生投机，我这次是投杀头的机，投灭族的机。”所以，他也是发自内心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从这个角度，也可以多少理解加入“筹安会”的严复——他可是最早睁眼看世界的一批中国人之一，是《天演论》的翻译者，怎么会昏头到去“拥立帝制”呢？（关于严复的故事，可以参看《历史的温度3》收录的《严复的人生，为何最终会拐个弯？》）但实事求是地说，当中国遭遇前所未有的大变局时，即便是有识之士，头脑也是蒙的。我们用现在的视角回过去看，会轻松得出结论：“哎呀，怎么那么傻？这都看不明白？”那是因为我们开了“上帝视角”。

而那时候的这批中国人，就是在不停地摸索，尝试，彷徨，挣扎。有的人展现了气节，有的人露出了丑态，有的人找到了道路，有的人撞到了南墙——当然，如果撞到南墙后肯回头，也是完全值得认可的。

所以，由这批人勾勒出的中国近代史，才如此悲怆，如此曲折，如此富有张力，如此引人入胜。

这也是我当年从讨厌读近代史，到喜欢读近代史的原因。

本文参考来源：

1.《从帝制祸首到中共秘密党员：晚年杨度的华丽转身》（左玉河，《党史博览》，2013年第2期）

2.《帝师毕竟是书生》（陈曦，《中国企业家》，2014年第12期）

3.《杨度：清末民初第一奇人》（“寻匠之美”，搜狐网，2018年1月14日）

4.《帝王术的最后传人——杨度的故事》（中国历史网，2015年11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