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王政时期（前246—前221）

春秋战国扰攘五百余年，仁人志士辈出，百家学说杂陈，分歧复繁，算得上五花八门。虽然众说纷纭，各持一端，但大致上有一共识：即不赞赏分裂与战争，主张天下一统才能纾解生民的疾苦，达到康庄的理想社会。自孔子、墨子以至荀子、韩非，莫不抱同一理想，他们之间，只在达到目标的手段上有差异，鹄的则相同。问题只是谁能担负起这个时代重任？周天子和霸主都已随时代演变而逝去，战国七雄经过两百余年的残酷斗争，只剩下了齐、楚、秦三雄相峙。齐、楚自燕、吴勃兴后，国力大损，有后顾之忧（参阅第四章第二节），难担大任。一般有抱负的人，多将目光集中在西陲的秦国，寄望秦能实现他们的天下统一的理想。

秦自孝公（前361—前338在位）用商鞅变法后，二十余年间，便以一个崭新的面目出现。秦惠文王（前337—前311在位），承继他父亲的“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汉贾谊语），以统一天下为职志。他首先大胜秦的死敌魏国，取得“河西”之地（前330），并重用张仪（前309年卒）。六年后称王。此后，秦东向慑服韩、赵、魏，南取汉中与巴蜀，疆土日广，国势日盛。秦昭襄王在位五十六年（前306—前251），在国际上诡谲狡诈，纵横捭阖，参与大小战役多次，无往而不利。据《史记》所载的数字，昭襄王时代秦国在战争中“斩首”的敌军达九十六万之多，赢得了“虎狼之国”的恶名！事实上他已奠定了秦翦灭六国的基础，树立了秦统一“世界”的形势，只等瓜熟蒂落了。

秦昭襄王死后两传，共仅四年，他年仅十三岁的曾孙嬴政即位，嬴政即二十六年后首创“中华世界”的秦始皇（前246—前221—前210在位），此时上距使秦国脱胎换骨的孝公之死已九十二年。

秦王政冲龄即位，一切大政全委之他父亲生前的好友吕不韦（前235年自杀）。吕不韦，卫人，侨居赵都邯郸，是大富商。他对为质在赵的秦公子子楚很感兴趣，视之为“奇货可居”。子楚是秦昭襄王太子安国君的二十多个儿子之一，因是庶出，甚受冷落，生活清苦。吕不韦运用他的谋策与财富，活动安国君最宠幸的华阳夫人而使子楚为世子，即王太孙。安国君（孝文王）在位数月而逝世，子楚便顺利登上声威显赫的秦国王位，是为庄襄王。为了报答吕不韦对他的恩德，庄襄王便任吕不韦为丞相，封文信侯，食邑十万户。庄襄王在位不到三年而薨，吕不韦自然掌握大权。

这个时候正是“魏有信陵，楚有春申，齐有孟尝，赵有平原”的时代，吕不韦以秦之强大亦当效法养士，乃大肆招致，有食客三千。吕不韦养的士，比上述四公子的水准高，他们不仅是一批“鸡鸣狗盗”之徒而已，其门客集体创作的《吕氏春秋》，包罗“天地万物古今之事”，便是明证。王安石讽评孟尝君乃“鸡鸣狗盗之雄耳”，确是至论，但王安石大概基于传统对秦的成见，不提吕不韦养的士。其实以吕不韦所养的士，与养士流名千古的四大公子所养的士相较，就品质而言，不啻霄壤。

吕不韦门下宾客三千，济济多士，最显著的是来自楚国上蔡的李斯。他初为地方政府小吏，到兰陵去“从荀卿学帝王之术，学已成”，认为六国皆弱，不能建功立业，向老师荀子辞行时说：“故诟莫大于卑贱，而悲莫甚于穷困”，遂西行入秦。适秦庄襄王薨，李斯为吕不韦所赏识，“任以为郎”。数年后，李斯因缘得见秦王政，说以天下大势：“今诸侯服秦，譬若郡县，夫以秦之强，大王之贤……足以灭诸侯，成帝业，为天下一统，此万世之一时也。”秦王信其言，任以高位。李斯乃阴遣人赴各国，用威胁利诱的方法，在各国布置奸细，挑拨离间各国君臣关系，为“天下一统”做准备工作。这些“阴遣谋士”，无疑很多都是吕不韦从各国“招致”来的宾客，他们为秦的统一立下大功。他们自然也都是当时顺应时代潮流的活跃人士。

即位九年后，秦王政发现青春守寡的太后的姘夫嫪毐谋反。叛乱迅即被敉平。秦王收回被太后僭夺的权柄，做了名副其实的国王后，自然容不下权倾一时的相国（相国是秦王政对吕不韦的尊称）吕不韦。一年后，秦王免不韦丞相职位（嫪毐被杀于秦王政九年九月，次年十月不韦被免相职，两件事相距整整一年），遣其到封邑蓝田居住，但“诸侯宾客使者”仍然络绎不绝于途，到蓝田去谒见吕不韦。秦王见他声势不衰，恐惧其潜力，便命吕不韦全家迁到边远的四川，不韦乃自杀。他的宾客数千人偷偷地将他安葬在洛阳的北邙山，可见他受人敬重的程度。

差不多与吕不韦罢相同时，秦国发生了“郑国渠”事件。郑国是韩国有名的水利专家，韩王派他去说动秦王修筑一条沟通泾水和洛水的水渠，以利灌溉，其真正的目的是增加秦军东征的交通不便和消耗秦人的民力，减少秦国对外战争的力量。这个工程背后的阴谋为秦人发觉，但秦王仍继续开渠，因为它确实对秦有大利。这件事使秦人警觉到，尽管外国人在秦国说得天花乱坠，骨子里说不定都有不利于秦国的阴谋。秦人本对蜂拥而来的外国人满怀妒忌与疑惧，吕不韦及郑国渠事件更使秦人振振有词，于是他们纷纷献议秦王逐客，“客”就是外国人。秦王遂下“逐客令”，亦应被逐的李斯上书抗辩。他陈述秦国由弱小而富强的历史，说明秦国得以富强，完全是任用外国人之功，现在已有统一天下的形势而驱逐外国人，此举无疑是“借寇兵而赍盗粮”，是利敌而损己的措施。他的结论是：“士不产于秦，而愿忠者众。今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益仇，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求国无危，不可得也。”秦王信其言，取消逐客令，各国精英仍留秦效力，新客亦络绎不绝。

新来秦的外人中，魏人尉缭颇值得一提。他建议秦王动用三十万金去贿赂各国的权臣，破坏他们联合一致抵御秦国的计划，“则诸侯可尽”。秦王采用了他的计策，终能各个击破，完成一统天下的伟业。秦王礼贤下士，对各国才俊非常尊重。以他对待尉缭为例，他见尉缭时十分礼貌，“衣服饮食与同”。尉缭描述这位君王是高鼻大眼，面目悍勇，声音高亢，冷静而狠毒，生活俭约而谦卑，一旦占优势，必赶尽杀绝。又说：“我（尉缭）不过一平民，然见我时竟常待我如上宾，可见其用心之深。”我们可以据此想象出中国历史上那位旷世大帝年轻时的神情与风采。

根据上面所述，我们知道二十二岁的秦王能够戡定祸生肘腋的嫪毐的叛乱，并不简单。嫪毐内有大权在握的太后，外有相国吕不韦支持，权力大到“事无大小皆决于毐”的程度，如果不是秦王事前警觉，临事果决，焉能神速戡平嫪毐及其众多的党羽？处置吕不韦没有引发任何株连政局的剧变，足见秦王的手段圆通宽宥；能如此轻易地去除一个像吕不韦那样的权臣，亦足以显示秦王的政治长才。对李斯谏逐客的从善如流，对郑国渠的继续完工以及尉缭所叙述的节俭谦恭的德行，在在均足以让我们知道秦王政是一个何等人物。

三十岁的时候秦王首灭邻近的韩国，在接下来的九年时间里，他将其余五国次第翦灭。即位二十六年后，秦王统一了天下（前221）。

春秋战国仁人志士的共同理想是大同世界，天下一家。任何一国都有担负起这个使命的可能，但何以会落在一个偏远的一向被视为半开化的秦国肩上呢？这得从秦穆公（前659—前621在位）说起。周平王东迁，将周室赖以勃兴的沃土遗弃给秦人。秦人经过一百一十年与戎人连续不断的严酷斗争，养成了艰苦团结的民族性。穆公霸西戎后，后顾无忧，国境有天然险要，不受春秋时代各国征伐的影响，故国力充沛，还可以伺机扩张国土而不虞报复。如此默默无闻近三百年，华夏已进入战国时代，秦孝公用商鞅变法（参看第四章第一节），将秦从封建贵族统治的形态，转变为君主集权的法治国家，秦国立即脱颖而出，故孝公便已经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孝公死后十三年，惠文公改称王，昭襄王在位五十六年的大事，上文已叙述，事实上他已经距君临天下不远了。昭襄王死后数年，李斯说“诸侯服秦，譬若郡县”，便是明证。秦王政亲政后，英明有为，遂使先圣先哲的理想——天下统，由理想而成为事实。他缔造了“中华世界”。

这里也附带提一下司马迁言之凿凿的秦始皇的真正父亲是吕不韦的故事。笔者且将《史记·吕不韦列传》这一段话全录如下：

吕不韦取邯郸诸姬绝好善舞者与居，知有身。子楚从不韦饮，见而悦之，因起为寿，请之。吕不韦怒，念业已破家为子楚，欲以钓奇，乃遂献其姬。姬自匿有身，至大期时，生子政，子楚遂立姬为夫人。

《秦始皇本纪》对此事则只说：“襄王为秦质子于赵，见吕不韦姬，悦而取之，生始皇”。按“有身”即怀孕，“大期”即十二个月（《史记集解》《索隐》均释如此）。我们认为《史记》的记载十分可疑，原因如下：

首先，女人自知有孕，最早在受孕后两个月左右，如此则“子政”出生必是早产。是否不足月的早产，子楚焉能不知，焉有遂立可疑的赵姬为夫人之理？这正好证明子楚对他儿子的身份绝无疑问。怀孕十二月，是比十月多二月，更证明不是早产。其次庄襄王（子楚）薨时，世子政已十三岁，就算当时的铜镜照得不是十分清楚，庄襄王无法得与儿子的相貌相比较，至少他可以将儿子的面容与吕不韦的面容相比较。如果儿子真是吕不韦的血肉，庄襄王绝对不会毫无察觉。再说“有身”一事，除不韦与赵姬两人知晓之外，谁能知道？他们两人能说出来吗？司马迁摭拾道路传闻，据以为史，不足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