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十国的概况
907年,朱温(朱全忠)代唐为梁,自安史之乱后延续了一百五十年的名义上的中央政府覆亡,各地藩镇自相攻伐,竟相称王称帝,扰攘五十四年,至宋太祖赵匡胤称帝(960)才重建统一,史称这一时期为“五代十国”。所谓“五代”,是指先后据有中原的五个朝代,即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短短五十四年中,仅在中原地区即经历八姓十三帝,可见局势之混乱。列此五代为正统之唯一原因,是为了史家叙史纪年有划一的标准,决非所谓“正统”是受崇敬之意。何况正统之决定,并无一定原则,如谓占据中原者为正统,则北魏与金均建国于中原,但史家又以南朝与南宋为正统,以其年号纪事;如谓胡人不可视为正统,则五代中的后唐、后晋、后汉均为胡人。梁启超视正统之说乃中国史家之大谬,“陋儒自为劣根性所束缚”(《新史学·论正统》)之陋说。
事实上,唐亡之后,中国的政局大致可分为六个区域发展,一是中原的五代;二是吴与南唐(945年代吴);三是南汉;四是楚;五是前蜀、后蜀;六是吴越。这六个政治区域,以杨行密之吴及南唐势力最强大,吴越享国最久(907—978)。除了中原的五代之外,其余九个国家,加上契丹附庸北汉,合称十国。它们之间大致是并峙的局面,有时也向五代入贡称臣,如吴越王钱镠即入贡后唐庄宗李存勖,楚也有一段时期称臣于杨吴。
这个时期以黄河流域最混乱。朱温生性“凶悍”,从黄巢乱唐,降唐后以军功官至节度使,乘宦官乱政之势而代唐。他是军阀出身,所以对部下握重兵的方镇最猜疑,将有功的军人戮杀殆尽,他自己则于病重时为儿子所弑。他死后十一年梁为李存勖所灭,后梁凡二帝,十六年(907—923)。
朱温与李克用同为唐代戡定黄巢之有功军人。二人之间早有嫌隙,朱温代唐之次年,李克用死,子李存勖继之为晋王,据河东与后梁对抗。李氏乃沙陀族人,沙陀为突厥之别支,原居今新疆一带多沙碛之地,故名沙陀,后逐渐东徙,经甘州(今甘肃张掖)、盐州(今陕西定边)而定居河东,仍称沙陀人。李存勖于923年灭后梁,是为后唐庄宗,不久(926)为其父之养子李嗣源所弑。后为后晋所灭。后唐凡四帝,十三年(923—936)。
沙陀人石敬瑭为李克用部将,后唐末帝时(934)有功,封为河东节度使,后野心大炽,割今山西和河北北部一带险要地方幽(燕)云十六州之地与契丹,酬其助成叛后唐为帝,并尊时年三十四岁的契丹主耶律德光(辽太宗,927—947在位)为“父皇帝”,时石敬瑭已四十五岁,自称“儿皇帝”!儿皇帝国号后晋,凡两帝,十一年(936—947)。
石敬瑭死后(943),后晋臣中有不满向辽(契丹于938年改国号为大辽)岁输帛三十七万匹,主张与辽对抗。也有想效法石敬瑭,凭借外力做儿皇帝者,青州节度使杨光远、河东节度使刘知远等人均是。946年,辽兵南下入开封,大肆掳掠,俘后晋君臣北去。刘知远据晋阳称帝,进据开封,史称后汉。后汉凡二帝,四年而亡(947—950)。刘知远亦沙陀人,为帝仅一年,侄儿继位,称隐帝。隐帝欲杀邺城留守郭威未成,反为郭威所弑。郭威是汉人,国号后周。郭威在位三年而崩,内侄兼养子柴荣继承帝位,史称周世宗。世宗在位六年,由年仅七岁之稚子嗣位,六个月后,“陈桥兵变”,赵匡胤黄袍加身,中国历史展开新页。后周凡三帝,十年(951—960)。
改朝换代是大事,五代平均不到十一年改换一个王朝,破中国历史纪录。其间的战争屠杀,劫掠破坏,乃势所必然,故百姓一直生活在水深火热中。他们的统治者虽在迭更,但统治的方式直到郭威时才开始改变。五代的开国之君,都是军人出身,他们的意识形态可用后晋成德节度使安重荣的话一语道破:“天子宁有种耶,兵强马壮者为之耳!”兵强马壮必需的是饷糈和兵源,因此统治者想方设法向民间搜刮,凡是能想到的横征暴敛的方法,他们均能行使。柳树开花要征“柳絮钱”,鸡生双黄蛋也得纳税,甚至乞丐也要课捐!盐、酒的税很重,私自煎盐制曲的,均被处以死刑。缴不出税入狱者多,后汉宰相苏逢吉入狱视囚,不问缘由,一律处决,曰:“狱静矣!”为防止士兵逃亡,自朱温时开始,政府即在士兵脸上刻字,称曰“黥面”。士兵逃亡被捕,处死。卢龙节度使刘仁恭将其境内十五岁至七十岁的所有男子全部黥面,共得“兵”二十万,驱之至前线作战。即便如此,饷源仍然不济,统治者乃纵令士兵于攻城略地之后任意剽掠。为了战胜,他们往往不择手段,常用决开黄河堤防的方法,百姓生命财产的损失不可估计,且瘟疫并起。在这种暗无天日的统治下,五代成为中国历史上的“最黑暗时期”。在这种苛政之下,难怪百姓“多号泣于路”了。
唐玄宗时天下人口近五千万,其中江南人口不过占全国人口的十分之一。经唐末丧乱,人口减少,到后周世宗六年(959),政府统计中原人口已不足千万,战乱对民生破坏之严重,可以想见。其时三千户以上为“望县”,两千户以上为“紧县”,一千户以上为“上县”,五百户以上为“中县”,不满五百户为“中下县”,与杜甫所咏唐玄宗时“小邑犹藏万家室”,相差太悬殊,真不可以道里计。
五代开国之君,朱温是流寇出身,郭威是士卒起家,均无受教育的记录。其余三人为沙陀人,全是武夫,与“五胡乱华”时的胡人君长多通经史不同。除郭威较有振作外,其余四人及其继统者,莫不是凶残横暴之人,百姓受其荼毒摧残,已如前述。北方的士人在这种政治的苛酷淫威下,风标气节也一扫无余,史家称他们丧尽廉耻,固系事实,也是环境使然。有名的“张公百忍”的张全义,少时役于县,县令数困辱之,乃亡入黄巢,为吏部尚书,后附朱温。朱温在张全义家“留旬日”,其妻女皆被朱温“迫淫之”,其子羞愤,欲手刃朱温,张全义止之,因为朱温曾有恩于他,“此恩不可忘也”!冯道历事四姓十君,包括契丹在内,并以得自契丹的阶勋官爵为荣,自称“忠于国”!“时开一卷,时饮一杯,……老而自乐,何乐如之”,故自号“长乐老”,年七十三而死,“时人皆共称叹,以谓与孔子同寿”。后唐司空马胤孙有“三不”主义,即“不开口以议论,不开印以行事,不开门以延士大夫”,庶几得保首领以没。还有专门为亡国之君草降表的李昊。《新五代史》有各代大臣之列传,数目不多,《杂传》(无法分入某一代者)最多,送亡迎新,视同平常。《死事传》仅列十一人,著者欧阳修谓:“士之不幸而生其时,欲全其节而不二者,固鲜矣!”在五次改朝换代中,他认为真正“全节”者,仅三人而已。可见“恬然以苟生为得”,已是时代潮流。
五代时期发生了一件影响后世至深远的大事,即石敬瑭割幽云十六州与契丹之事。辽主耶律德光占据十六州地后,即改国号为“大辽”。居住在今东北、河北及内蒙古一带的鲜卑族入主中原之事已见“五胡乱华”及北朝的历史,鲜卑族大举南侵时,今辽宁、吉林一带也曾经在非常短暂的时期里受汉人冯跋所建的北燕统治(407—436)。残存在东北的人口很稀少(杂有鲜卑及匈奴),不受重视,文化水准亦低。唐太宗初年(629)曾置松漠都督府,封其君长为都督,赐姓李,属下分为八部。安史之乱后,今河北、山西一带的藩镇为了自身利益,对日益强壮的契丹防范很严。契丹人口繁衍滋生,国力渐强,虽觊觎南方财富,但力有未逮,无法发动南侵的战争,这反而极有利于契丹培养国力,使国力臻于富强的境地。至阿保机建国时(907),契丹已进入农业兼畜牧时代。在阿保机的父亲统治时期,契丹人已能冶铁制器,“置城邑,教民种桑麻……已有广土众民之志”。唯八部分立,权事不统一。阿保机(907—926在位)用计将八部“大人”(类似清代八旗旗主贝勒)全部杀掉,一统各部,遂开始扩张领土,并吞塞外诸部,“地方五千里”,有精兵三十万。阿保机曾与李克用酣饮后约为兄弟,李存勖向他求援时,他回答说:“我与先王为兄弟,儿即吾儿也,宁有父不助子耶。”可见五代时契丹已隐然有左右中原政局的形势,以中原皇帝父亲自居之事,不自耶律德光始。阿保机重用汉人,汉人因避藩镇之骄横,亡归契丹者亦多,其中以韩延徽最著,他将中华的典章制度、治国方法等,传授契丹。阿保机乃于916年称帝,自号“天皇王”,史称辽太祖,名其居住地为“世里”,音译曰“耶律”,后世以之为阿保机之姓。
936年后唐河东节度使石敬瑭反,石敬瑭求救于耶律德光,战胜后,“敬瑭夜出北门见德光,约为父子”,乃筑坛立石敬瑭为皇帝,石敬瑭乃献幽云十六州之地以为酬。这十六州相当于今河北及山西北部。此举在当时立即产生的影响有三:
一、中国抵御外族的屏障长城已不复存在,因为十六州在长城以南;
二、北疆山峦险阻的天险已失,骑兵可不需经过崎岖之地而驰城飞堑,直捣黄河平原;
三、十六州人口众多,物产殷富,使契丹国力增强。
耶律德光得地之后,升幽州为南京幽都府,又称燕京(今北京),立为陪都;升云州为西京(今大同),以为南进之根据地。其本土有中京、上京、东京,合称“五京”。耶律德光用辽的传统治辽人,设北相府;以汉人的制度治汉人,设南相府;一国两制。就长远之影响而言,幽云十六州是形成北宋积弱,南宋偏安,蒙古勃兴宰制全中国的重要因素。在未失幽云十六州以前,后唐庄宗尚能与契丹抗衡,且大败之。石敬瑭死后,其子石重贵立,耶律德光怒其不称臣而称孙,出兵讨之(944),战败而归,石重贵亦上表称臣修好。后唐大臣赵延寿降契丹后,被耶律德光封为燕王,且许其灭后晋后立之为帝。946年,赵延寿为前驱,攻陷晋京开封,恣意掳掠屠杀。赵延寿又欲兼并黄河流域,纵兵四处搜刮财物,劫掠粮食,人民被其荼毒,群起反抗。刘知远起兵晋阳,耶律德光北归,卒于途中。辽兵撤退后,相州城内“得骷髅十余万具”,可见其屠戮之甚。
与中原(大致指今陕西、山西、河南、山东、河北等地)的屠戮焚掠、战祸连年相比,长江流域以南地区的和谐繁荣刚好成一鲜明对照。从政治观点看,南方大致分为五个区域,先后有九个国家。其中最富强的是领有今江苏、安徽、江西等地的吴,为唐淮南节度使杨行密所建,共传四主,三十六年(902—937),后为李昪所代。李昪之王朝国号唐,史称南唐。数年后(945)南唐灭闽,领土扩张到今福建一带。南唐传三主,三十八年(937—975),后为宋所灭。其最后的君主即有名的文学家李煜。九国之中享国最长久的是唐镇东节度使钱镠所建的吴越,凡五主,七十二年(907—978)。为南唐所灭的闽,是唐武威军节度使王审知所建(909—945),为九国中最弱小的一员。唐武安军节度使马殷在今湖南、湖北一带建国曰楚,951年为南唐所灭。唐清海节度使刘䶮在今广东、广西一带建国称南汉,传四主,五十四年(917—971)。初据今四川一带建前蜀的王建亦节度使出身,因少无赖,无恶不作,里人称之“贼王八”,国骂不知是否源出于此。前蜀传二主,十八年(907—925)。王建于891年攻占成都后即事实上统治蜀地,至唐亡始称帝。后唐庄宗灭前蜀后,以孟知祥出任西川节度使,庄宗死后孟知祥称帝建后蜀,凡两主,三十二年(934—965)。此外尚有蹙处今湖北西北一带的荆南。十国中唯一存在于中原者为北汉,由刘知远的弟弟刘旻建于今山西中北部一带。北汉仗辽之外援,割据幸存,传四主,二十九年(951—979)。所谓十国,在赵匡胤黄袍加身时,实际存者有六国,其后历时二十年(960—979)始全部被翦灭。云南的南诏,自唐玄宗时(748)即对唐叛服无常。五代时段思平据其地建大理国(937—1253),三百一十六年后为蒙古所灭。大理对宋一直很恭顺,不构成威胁,所以宋任其存在。
江南的创国者虽均节度使出身,但他们殊少有对外耀武扬威的习气,而是以保境安民为职志。他们多能兴建水利工程,丈量土地肥瘠以定田赋,鼓励农村副业如桑、茶之类以富裕农村,减轻赋税以繁荣社会。人称南唐“耕织岁滋,文物彬焕”。吴越王钱镠蓄存了十年军粮,米一斗仅值数文,可媲美玄宗时代。前蜀王建也劝课农桑,轻薄赋,斗米值三文,足见殷富。南方的富庶安宁与中原水深火热的情况两相对比,何啻霄壤。
士民殷富,自然促使工商业发达。南方的制盐、冶矿、焙茶等技业已很进步,纺织、瓷器、造纸、造船等工业,亦极兴盛。最引人注意的是这个时期的海外贸易。吴越与日本及中东间贸易频繁,已输入“猛火油”(石油),并由海道转口到契丹。闽之福州与泉州的海外通商最发达,统治者用合理的关税“招来蛮夷商贾”,亦遣使到南汉。南汉的建国者曾为商人,广州的对外贸易似乎以外洋珠玑为主,因为他们常对北来商贾展示其珠玑,以为炫耀。各国之间的商业以交换土产及特产为大宗,交易的主要项目为盐、茶、染织品、矿产、土产为主,间亦以粮食易中原的牛羊。蜀主在成都城墙上遍植芙蓉,秋季芙蓉盛开,望之如锦绣,人称之为“芙蓉城”,亦称“锦城”。
中原自“安史之乱”后,在军阀战祸连年中经历了近两百年,南方则大体上过着和祥静谧的日子,这为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其中影响中国文化进步最深远的印刷术,却在南北齐头发展。其后印刷术传到欧洲,促成欧洲文化长足进步。按唐末蜀地已有所谓“墨版”,大概是比较原始的印刷。最早的刻版形式是唐石刻《九经》,首创于唐文宗三年(828),后增为十二经。后蜀孟昶(934—965在位)在成都刻石十三经,历时八年始成。宋人所引经书,均蜀石经,其故有三:其一,唐石经无注,蜀石经有注;其二,唐石经在长安,在江南不流行;其三,蜀石经有雕版本印行。
孟昶“恐石经流传不广,易以木版,史称刻本始于蜀,今人(清)求宋版,尚以蜀本为佳”。唯蜀石经今已澌灭无存矣。近人多谓冯道首先雕版印书,此说系据《冯道传》。此传中记冯道与学官田敏等奏请据长安唐石经,“雕为印版,流布天下,后进赖之”,时为后唐明宗七年(932)。另有记载前蜀王建(907—918在位)之宰相毋丘俭贫贱时向友人借《文选》,友有难色,乃发奋欲雕版印书以利学者,及为相乃“印行书籍”,似又稍早于冯道。这种先后不重要,但证明五代时印刷术已普及南北。大致在当时,国子监替政府刻印经书,他人则可任雕版各种私集,“尤好声誉”的人,常“自篆于版”,模印后赠人。总之,印刷术的发明,不是一人一时之功,而其对文化教育的促进,非楮墨所能尽。
江南所独自发展的是词。李煜的词,冠绝古今,众所周知。赵崇祚所集《花间集》,为“倚声填词之祖”,开宋代词曲之先河。此外如别树一帜之花卉人物画,精益求精的文房四宝,“(瓷)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的柴窑,“夺得千峰翠色来”的越窑秘色青瓷,均足见技艺的超轶。五代的政治虽然混乱,但文化上的进展不可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