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开国的政策
五代最后一朝后周的建国者郭威颇有振作，在位三年而崩，养子柴荣继位为世宗（954—959在位），是五代最贤明的君主。世宗首先整顿吏治，严惩贪污，大将军孟汉卿因微不足道的贪赃而被处以死刑，有司奏以罪不至死，他答道：“朕知之，欲以惩众耳！”其次淘汰老弱残兵，征募强壮勇武者为“禁军”，并严行赏罚，整饬军纪。世宗即位之年即大败北汉于高平（今山西高平市），数年间西定今陕西、甘肃一带，南取长江以北地方，有统一天下之势。辽于此时有酗酒终日而昼寝的“睡王”在位，周世宗征辽（959），连战皆捷。眼看石敬瑭之割地即可收复，不幸世宗因病而退师，旋崩，年三十九岁。后周政权不过十年，政治军事均有刷新，社会经济亦有显著之进步，已奠定统一之基础，等待赵匡胤兄弟去完成。
“陈桥兵变”这一类的事情，是唐末军阀政治下常常出现的闹剧，在五代是第四次上演。类似的演出，均无异议，唯“陈桥兵变”这一幕，赵匡胤及他的孝子贤孙认为“取天下于孤儿寡妇之手”很不光彩，所以编出赵匡胤是众望所归，迫不得已而做皇帝，顺天应人，绝非“篡位”。
赵匡胤是因“北汉结契丹入寇”才奉命出征，《辽史》并无此项记载，是宋人所杜撰。赵匡胤因而“出征”，才行四十里，即发生“兵变”，“黄袍”早在营中，周恭帝“禅位诏”亦自“袖中”取出，能说不是预谋？赵匡胤回师汴京时，唯一反对的副都指挥使韩通为赵匡胤的部将所杀，韩通为忠臣义士无疑。欧阳修撰《新五代史》，甚受史家推崇，赵翼赞其“简严”，“而以《春秋》书法，寓褒贬于纪传之中”（《廿二史札记》卷二十一《欧史书法谨严》条），欧阳修亦自负能秉笔直书史实，但《新五代史》中不为韩通立传，足见宋人对陈桥兵变是在蓄意掩饰事实，用谎言欺世而已。这正是自后汉光武帝以降，在痛斥“篡位”的传统风气的笼罩下，皇帝与史家合作而成的“历史”！
我们对于宋太祖是否篡位的问题不必重视，从他此后十七年的施政来看，他确是一个有作为的皇帝（960—976在位）。他自奉简朴，对人宽厚，是一位“质任自然，不事矫饰”的性情中人。“一日，朝罢，坐便殿，不乐者久之，左右请问其故，曰：‘尔谓为天子容易耶？早作乘快（早上欠考虑）误决一事，故不乐耳！’”习惯以毒酒鸩杀臣下的南汉王刘鋹，投降后太祖亲酌酒赐之，刘鋹“捧杯泣”，不敢饮。太祖乃笑而自饮之。《宋史》赞他：
释藩镇兵权，绳赃吏重法，以塞浊乱之源；州郡司牧，下至令录、幕职，躬自引对；务农兴学，慎罚薄敛，与世休息，迄于丕平。治定功成，制礼作乐。……遂使三代而降，考论声明文物之治，道德仁义之风，宋于汉、唐，盖无让焉。
纯就内政的治绩而言，确是持平之论。
宋太祖即位之际，有三大问题需要解决。第一是先对付北方劲敌辽，抑或先平定南方，统一中华。他采行后者，费了十一年时间完成统一，只剩下仗辽之势而存在的北汉，由他的胞弟光义（赵匡胤称帝后，赵匡义改名赵光义）去完成。太祖并非忽略辽的问题，他将每岁盈余存入“封桩库”，俟存满五百万缗，即可向辽赎回幽云十六州。如果辽犯边，则以重赏士卒，杀一辽兵者赏二十匹绢，以二百万匹绢，即可歼辽之精兵十万人。
第二是定都问题。自后梁建都开封后，五代均建都于此，其主要原因在于漕运。开封为隋炀帝所开运河之枢纽，粮食供应方便，但黄河北岸为大平原，最利于骑兵行军。自幽云十六州为辽所据后，辽兵可于数日内直逼黄河，故必须在开封驻屯大军。太祖主张先迁洛阳，再迁长安，凭关中形势可缩减拱卫京师的冗兵。但影响力很大的胞弟光义以“在德不在险”的理由反对。太祖预料若都开封，必养大军，不出百年必耗竭民力。北宋此后财政困难重重，与定都开封有密切关系。甚至“议论未定而金兵渡河矣”，也根源于此。宋仁宗时范仲淹认为：“洛阳险固，而汴为四战之地，有事必居洛阳。当渐广储，缮宫室。”宰相吕夷简以其“迂阔”而止。
第三是如何根除两百多年来的军阀割据积弊。赵匡胤的父亲历事后唐、后晋、后周，“骁勇”而“善骑射”，颇有战功。赵匡胤于927年出生于洛阳夹马营，自幼即生活在军旅中，耳濡目染，为地道军人。他黄袍加身时年已三十二岁，对于将擅于兵、君擅于将的情势，自有极深刻的了解，所以做皇帝的次年，即有杯酒释兵权之举。他一面要整军经武，同时要去除武人擅君专横的传统，要鱼与熊掌兼得。他的政策是实行中央集权。首先他择全国的精兵于京师附近，称为“禁兵”（赵匡胤统治初期有禁兵十九万三千），散驻地方者曰“厢兵”，厢兵中之健壮者选充禁兵，开国初有十八万五千。其中禁兵之一半外戍，称为“更戍法”。视距京师之远近，每一年或两年外调一次，使“兵无常帅，帅无常师”。禁兵与厢兵均征募而得。藩镇拥兵割据之势自去。此外，各地尚有类似民兵之乡兵与番兵，后者即边疆之乡兵，皆以小行政区为单位，功能限于维持地方治安。有人误以为宋代积弱的原因，由于宋太祖“重文轻武”政策所致。实际上他重文则有之，轻武则全属子乌有虚。在他的本传中，我们能频繁看到“宴射”（即饮宴前后均习射）、“阅炮车”“命诸军习骑射”“观习水战”“赏花习射于苑中”等记载，有时一个月内到铁骑营视察两次。在灭南唐以前（975），宋太祖十分重视水师，经常亲自到造船厂视察或观习水战。他有“讲武殿”和“讲武池”，可见其对水陆两军之重视。他只是解除武人拥兵作乱，决非轻侮军事。他“欲武臣尽读书，以通治道”，并非欲武臣不讲武事。
集中兵权只是中央集权的枢纽，其他制度的厘定，也必须与之配合，才能相辅相成。宋太祖于召各地藩镇到汴京安享富贵荣华后，分别遣派中央文员去负责地方事务。州刺史由中央官兼“知”其事，凡事均需通判同意，通判亦由中央官员兼任，县令亦然，其本职仍为中央官，兼“知”某县事，故有“知州”“知县”的名称出现。知州、知县在制度上是某某中央官的临时差遣，并非其本职。知州行事，必得通判同意，后者且可向朝廷报告本州官吏之善劣及职事之修废。通判成为“监州”，是严防地方官擅权跋扈的方法。各州之上设“路”，路置四使：安抚使，掌一路兵工民事；转运使，监督州县收入，除自身度支外，悉运往中央；提点刑狱公事，主管一路司法，初属转运使，至宋真宗十年（1007）析为一司；提举常平茶盐公事，掌义仓、商业、矿冶、熬盐等有关民生事宜。到南宋后，四使改称为帅司、漕司、宪司、仓司。节度使、大都督的名号仍存在，只是一种荣誉头衔而已。
中央政府则将宰相权柄分为政、军、财独立的三部，而由皇帝总揽之。宋代废尚书省，将中书省、门下省合并为政事堂，由左右丞相主之，直接指导吏、户等六部尚书，综理全国庶政。枢密院置枢密使主管军事，与政事堂合称两府。财政由三司负责，即户部司、盐铁司、度支司。丞相偶可兼枢密使，但绝不可干预三司之事。
宋代纠弹的机构称谏院，脱离中书省独立。隋、唐的御史由中书省任命，其职责只在纠弹皇帝，如果中书令不良，是皇帝之责任。今谏官属皇帝直辖，纠弹丞相百僚，则丞相不能不希合谏院风旨，以免见罪皇帝。丞相成为谏官指摘对象，政府与谏官形成敌垒。谏官能够做到司马光所期望的“专利国家，而不为身谋”者不多。或意气用事，或结党营私，距匡正庶政、廓清百僚之原意远矣！
宋太祖的中央集权政策，利弊互见。利在于军阀割据之局面完全消失，弊在于地方无权无财，除为中央聚敛外，尸位素餐，无所作为。
宋太祖一反中国传子的传统，不传子而传弟，因此引起一些流言，如“烛影斧声”之类，暗示赵光义趁探病之际弑杀其胞兄，实非事实。宋太祖有四子，贺后所生子赵德昭，“终太祖之世，亦竟不封以王爵”。太祖更无立太子之事，群臣亦无一人请立太子。有一段记载可廓清一切流言：太祖母亲杜太后临死前召太祖及宰相赵普入受“遗命”，太后问帝曰：“汝知所以得天下乎？”太祖不能对，固问之，太祖乃答以靠祖宗及母亲的“积庆”之故。
太后曰：“不然，正由周世宗使幼儿主天下耳。使周氏有长君，天下岂为汝有乎？汝百岁后当传位于汝弟，……能立长君，社稷之福也。”太祖顿首泣曰：“敢不如教。”太后顾谓赵普曰：“尔同记吾言，不可违也。”命普于榻前为约誓书，普于纸尾书“臣普书”，藏之金匮，命谨密宫人掌之。（《宋史》卷二百四十二）
上述引文可以解释宋太祖不仅不立太子，而且不封儿子为王爵的原因。杜太后于其子做皇帝后，常“愀然不乐”，太祖问其故，答曰：如果昏乱亡国，“求为鄙夫而不可得”！亡国之家满门遭屠杀的惨状，五代出现得太多。杜太后的警觉、宋太祖的深虑与“孝友”是宋太祖传弟不传子的原因。赵匡胤、赵光义兄弟情深，赵匡胤曾亲为其弟灼艾，赵光义呼痛，“帝亦取艾自灸”。且赵匡胤常对左右说赵光义“龙行虎步，生时有异，他日必为太平天子，德福吾所不及”，早已公开宣示将传位于弟。
宋太宗（976—997在位）继位时，除北汉外，中国已统一（吴越已入朝称臣，978年献地灭国），因此宋太宗将注意力转到对付辽上。宋太祖亦曾两次对北汉用兵，均以有辽援助，无功而退。979年，宋太宗亲征北汉入晋阳，灭北汉后，欲乘胜收复幽云十六州。顺州、蓟州投降，宋太宗率军进围幽州，与辽兵激战于高粱河（今北京西直门外），宋军大败，宋太宗股中两箭，乘驴逃回。民间流传的“杨家将”故事，杨业之子三人均阵亡，四郎失踪，即指此役而言。有些史籍称十八年后宋太宗因伤口复发而崩，《宋史》及《辽史》均无此记载，不知何所据而云然。太宗七年（982），辽景宗逝世，年仅十二岁之辽圣宗（982—1031在位）即位，由萧太后摄政。萧太后泣曰：“母寡子弱，族属雄强，边防未靖，奈何！”宋太宗也看出辽国“主幼国疑”，是收复失地的良机，乃分东、中、西三路大军北征（986年），东、中两军俱败，西路由潘美、杨业率领，辽大军来攻，杨业主暂避其锋，主帅潘美及监军王侁主攻，王侁曰：“君侯素号无敌，今见敌逗挠不战，得非有他志乎？”杨业系北汉降将，如何能承受这种刺激，遂出战而败至陈家谷，“身被数十创，业犹手刃数十百人”，被俘后，“乃不食三日死”。他的儿子杨延昭（六郎）在边防二十余年，契丹惮之，称为“杨六郎”。杨六郎死后，“河朔之人多望柩而泣”。杨家一门忠勇的故事，永传民间。宋真宗七年（1004），辽军南侵至澶州（今河南濮阳境）时，杨延昭上书欲袭攻幽州以威胁辽之后方，朝廷不准。真宗十七年（1014），杨延昭卒，年五十七。陈家谷之败后，宋太宗放弃主动攻辽之雄心，对辽采取守势，而辽却在萧太后的治理下，国势茁壮，有攻宋之野心。
《辽史·后妃传》共二十人，十八人均姓萧！盖有故焉。按契丹一直保持氏族政治传统，阿保机之外两大氏族为乙室氏、拔里氏。阿保机倾慕汉高祖刘邦，故“耶律兼称刘氏”，而以另两姓比萧何，“遂为萧氏”，“刘”与“萧”永远互相婚媾，共理国政。此时提到的萧太后，是北府宰相思温的女儿，“小字燕燕”。她死于1009年，年五十五岁。她的儿子十二岁即位，她摄政时，“明达治道，闻善必从”，又“习知军事，澶渊之役，亲御戎车，指挥三军，赏罚信明，将士用命”。澶渊之役时，萧太后已五十岁光景，尚“亲御戎车，指挥三军”，可谓古今中外第一人（其他妇女做主帅的不是没有，但规模很小）。她的儿子“圣宗称辽盛主”，多是受她的教训。萧燕燕智勇双全，可谓奇女子。
宋真宗七年（1004），萧太后率大军二十万南下，沿途迂回绕过宋军据点，直扑黄河。宋廷群臣惊慌失措，多请迁都以避之，独新任宰相寇准力主宋真宗渡黄河北岸澶州，是不逃反进之政策，于是军民振奋，不期聚者数十万，颇出辽军意外，辽军遂有和意。适其悍将苏挞览（苏挞凛）为宋弩机发箭中额死，其众溃遁，和议遂成，史称“澶渊之盟”（1005年1月）。宋辽之间因此维持了一百二十年的和平。虽偶有争执，但无战争。
澶渊之盟的要点：一、两国君主约为兄弟，宋兄辽弟；二、宋每岁赠（后改为“纳”）辽绢二十万匹、银十万两，以“助军旅之费”；三、两国恢复贸易；四、在边境设立缓冲区。
宋人对澶渊之盟多数赞同，少数反对者如主张迁都到金陵的王钦若主张用天降祥符去吓唬夷狄，王安石与苏轼也对此发表过一些空论。三十余年后（1042）负责到辽谈判的富弼，深知双方虚实，所以他后来劝宋神宗，“愿二十年口不言兵”。盖纳辽之绢银与用兵之费用相较，实微不足道。
宋的另一个外患来自西夏。西夏是羌的支族，史称党项，唐初散居在今甘肃东南及陕北一带，与汉人杂居。黄巢起事时，以助平乱有功，其主拓跋思恭（李思恭）被封为夏州节度使，赐姓李，拥有今陕北及宁夏地方。宋太宗时西夏叛服无常，亦交通于辽，势力日渐壮大，领土已扩大到今内蒙古、宁夏、陕西北部、甘肃东部一带。宋仁宗十年（1032），西夏李元昊继位。李元昊雄心勃勃，通汉文，且民族性强。他自制文字，命人翻译汉文典籍以教育国人，学习中国典章制度，改年号，数年后（1038）称帝。据说他有精兵五十万。宋廷派名臣范仲淹、韩琦二人防守之，李元昊虽不得大逞，然劫掠边疆，困扰宋室则有余。西夏统治下民族复杂，汉人很多，对李元昊的穷兵黩武亦怨声载道，“元昊虽数胜，然死亡创痍者相半，人困于点集，财力不及，国中为‘十不如’之谣以怨之”。始乞和。仁宗二十二年（1044）和成，宋册封为“夏国主”，又四年李元昊卒，年四十七。此后西夏常寇边，叛服无常，因所谓誓言，“要皆出于一时之言，其心未尝有臣顺之实也”。故终北宋之世，耗竭宋廷人力、财力最甚者是西夏而非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