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相权的剥夺

唐代中叶以前，相权有时遭受剥夺，其原因在皇室自身的把持政权。武后、中宗、睿宗三朝三十年间，由于武后、韦后、安乐公主、太平公主等人的垄断朝政，以致三省无法充分行使其职权。当时的宰相，只能苟合取容，以保禄位而已。武后自高宗后期当国，竭力排斥前朝旧臣，起用新进；对旧有制度，也蓄意破坏。最初她引用文学之士，密参国政，以分宰相之权，渐至事无巨细，都由她本人决断。李敬业举兵后，她推行恐怖政策，恣意杀戮，宰相因细故而被杀的，先后达十六人之多。对亲附者则不次拔擢，例如首先向她劝进的侍御史傅游艺，于一年之间，由九品历升至三品。政事也由她独断专行，宰相并无置喙的余地，例如她的诏敕，不经鸾台、凤阁的审查颁布，即可行施。她对宰相的任遇既轻，礼数也薄，每当内庭宴乐，常命张易之兄弟，嘲戏公卿，以为笑乐。虽然她曾提携了不少贤士，但目的也只是供她本人的驱策而已。

到中宗睿宗时代，韦后和安乐太平二公主相继乱政，三省旧制，破坏愈甚。当时宰相的除拜，多出于安乐、太平之门，所除的宰相，也多不循资格。皇室狎戏公卿的风气，也愈演愈烈，中宗时，竟有命大臣做拔河游戏的怪事出现。大臣的尊严，可谓扫地以尽。当时一切政事，均须取决于宫中，政事堂诸相的联席会议，徒拥虚名，所议的仅是些极其琐碎的事。中宗更以婕妤上官婉儿专掌制命，皇帝的制敕，也不必经中书门下，径自施行，甚至安乐公主可以自制敕书。至此，三省可以说陷入瘫痪状态，政治的败坏，达于极点。直到玄宗，三省才恢复旧观。

安史之乱以后，相权又被削弱，中书省的职权首先遭到破坏。原来中书省的六名中书舍人，不但负责制诰的起草，且可对国家政事条陈意见。舍人每有建议，皆同押连署，称为“六押”，而由皇帝作最后的裁夺。及安史乱起，一切务从权便，因而废除六押的制度，舍人乃变成纯粹的文翰之臣，不再参与机务，其重要性乃大为降低。其后渐至舍人不设常员，中书省等于名存实亡。门下省也跟着变质，门下省的首长，有时独主大政；中书省的官员，有时又可在门下省兼职。两省职掌日趋紊乱，完全失去原来的立法意义，这种现象尤以代、德两朝为最甚。此外，政事堂（即“中书门下”）的制度，也发生变化。政事堂原为宰相议政之处自开元末至天宝，李林甫杨国忠相继擅权，改于私家处决机务，政事堂之制尽废。肃宗时，为杜绝宰相专权，把宰相的联席议政改为轮流执笔，十日一更，结果变成宰相轮流负责。德宗时，宰相虽常有四五人，但皇帝有时只与其中最亲信的一人商决大政，他相竟不能预闻。

中书舍人的职务既废，代之而起的为翰林学士。唐初，皇帝常选拔文词经学之士，值于别院，以备宴见，有时召入宫中，草拟制诰，但当时并无特殊的名目。高宗时，号为北门学士。玄宗开元以后，始有翰林学士之号，但并非正官，也无品秩，只是一种加置的职名。他们的职掌，本与中书舍人不同，只掌理四方表疏，撰写应酬文字和将相制命，中书舍人则草拟和署行诏敕。安史乱后，诏敕有时不经中书，而由翰林学士起草。德宗因酷爱文学，与翰林学士益加亲密。他出奔奉天时，以翰林学士陆贽等参决大政，时人称为“内相”，与政事堂分庭抗礼。此后翰林学士日益受亲重，成为宰辅的储备人员。从德宗到懿宗的九朝间，翰林学士凡一百五十四人；懿宗时最多，共三十人；顺宗时最少，仅二人；其中位至宰相的五十三人，约占总数的34％。但德宗以后，宦官的势力日益膨胀，翰林学士必须与宦官相结，才能居中用事，否则便无法久安其位。例如顺宗时的王叔文为翰林学士，但因受宦官的嫉视，终致失败；文宗时的李训，因有宦官的支持，而由翰林学士擢任宰相。

唐中叶以后，其他侵夺相权的力量，又有枢密使。枢密使初置于代宗永泰时，以宦官充任，最初仅于内廷承受表奏。德宗时，权势渐盛。到宪宗时，已能参与机密，左右朝政。文宗以后，枢密使更成为朝廷大臣，内可决定诏书，外可与宰相同议政事。战争时，皇帝诏令有时不经宰相，即由枢密使直接下达军前。因此唐室大权，操于内廷。宦官之所以凶横，虽然由于他们掌握禁军，也因为他们占据这么一个要职。外廷的宰相，变成傀儡，他们必须获得内廷宦官的支持，才能安于其位。直到唐末，藩镇的势力益强，外廷大臣借藩镇的力量消灭宦官，才结束这种政局，但唐室也跟着灭亡。［参看周道济《唐代宰相名称与其实权之演变》（载《大陆杂志》十六卷四期）；孙国栋《唐代三省制之发展研究》（载《新亚学报》三卷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