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明经与进士

唐代取士的主要途径有三：一是礼部主持的各地士人的考试，名为“乡贡”。二是中央官学毕业生的考试，名为“生徒”。三是皇帝下诏征求，名为“制举”。前两种考试是经常举办的，制举则依当时的需要举行，并无定期。所谓科举，主要是指乡贡。

隋文帝于开皇中取消九品中正制，改采荐举办法，即命京官及地方官保举人才。至炀帝，置进士科，开始改用以考试任官的办法，但其时尚不甚盛，科举出身的士人，在政治上也不占势力。到唐初，才为政府用为取士任官的主要方法。唐代的乡贡，是专为不由学馆出身的士人而设。凡欲应试者，可至其所在的州县报名，先由州县加以甄试，其合格者于每年仲冬送礼部，与学馆生徒一同考试（乡贡考试最初由吏部主办，玄宗开元二十四年，始移礼部，其后遂成定制）。由于参加乡贡的士人不拘资格，因此成为平民的进身之阶。

乡贡的科目甚多，有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字、明算、道举、童子八科。当时士人所最感兴趣的，是明经、进士二科。高宗永徽以后，形成进士科独盛的局面，士大夫虽位极人臣，如不由进士出身，仍觉美中不足。

明经的主要考试项目为经义，应试者须精熟文注，明辨义理。当时政府规定的经有九：《礼记》、《左传》为大经，《毛诗》、《周礼》、《仪礼》为中经，《周易》、《尚书》、《公羊》、《谷梁》为小经。凡通二经者，即可为明经。二经是一大经及一小经，或两中经。试法是先行笔试，称为“帖经”；及格后，再行口试，称“经问大义”，凡十条；口试及格后，再试时务策，凡三题。有时尚须加试《孝经》、《论语》、《尔雅》等书。考试办法，也时有更动。

唐代科举，录取人数以明经为最多，平均每次约录取一百名，较之其他各科录取名额，常高出若干倍。但明经考试，多重记忆注疏，对于经书的义理旨趣，反不注意。因此明经渐不为人所重，加以政府的提倡文学，进士科乃为士人争趋的对象。

进士取“士可进受爵禄”之意，始创于隋炀帝大业中。唐代进士分甲乙两科，考试项目，最初以时务策为主，题五道；帖经为副，试一小经及《老子》，题十道，经注均试；此外又试杂文两首。策须义理惬当，文须洞识文律。经策全对者为甲科；策对四题、经对四题以上者为乙科。文士于经多不精熟，因此视帖经为难关。玄宗时，进士考试始尚诗赋，其试杂文，最初用赋，后增以诗。应试者有策文俱佳而帖经成绩过差的，也可以诗代替，谓之“赎帖”。试毕发榜，凡举进士，合格者谓之“及第”，及第后，尚须经吏部考试（又称“释褐试”），中试者始由政府授以官职。

进士科始盛于高宗时，至玄宗开元以后，益为社会所尊崇。开元以前，朝中名士，杂出他途者尚多；开元以后，进士出身者占十之七八。进士科取士之数，每年不过二三十人。宣宗以后，选拔尤严，非专精赡博之才，无法膺选。若干士人，屡试屡败，有垂老始中进士的，如昭宗时的王希羽，及第时已有七十三岁。明经考试则远较进士为易，因此当时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谚语。而进士之落第者，亦为人推重，有“白衣公卿”、“一品白衫”的称号。

明经与进士，虽然同为科举，但应试者的社会背景，则有显然的不同。唐中叶以后，应明经试的，大多为北方的旧家子弟；应进士试的，则多为南方的平民阶级。牛李党争，便是这两派人士的冲突，但这只是个大致的划分。明经多薄进士为浮冶，诚然进士中颇多行为放浪的人，但并不尽然。唐代名臣，出身进士科者甚多，最著名的如房玄龄、来济、张柬之、姚崇、宋璟、张说、张九龄、张巡、颜真卿、裴度等。他们类皆公忠干练，勋绩彪炳。进士之所以人才众多，虽因政府选拔严格，与考试时务策和杂文也有相当关系。因为诗赋策论可使应试者的思想比较不受拘束，容易发挥才情，因此人才也比较容易被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