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央官学

唐代的中央官学，最初成立的，有所谓“六学二馆”。六学是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均由国子监管辖；二馆是弘文馆和崇文馆，不隶于国子监。玄宗时，又成立广文馆和崇玄馆，前者属国子监，后者不属。

诸学之中，以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为最重要。太学始创于汉代，前面已经详述。国子学则始创于晋武帝咸宁二年（276），“国子”二字，据说是取“国之贵游子弟”的意思，可能因当时太学生流品过杂，才为贵族子弟特设这一学校。四门学创立于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九年（齐明帝建武二年，495），当时称四门小学，它的名字，据说是因为学校设于“四门”（当指首都洛阳的四门）而起的。设置的目的，可能为普及教育，以招收平民出身的学生为主，程度方面也可能较国子、太学为低。但到唐朝，四门学与国子、太学的不同处，只剩了学生家庭地位不同的一点。

隋代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同时并立，但文帝以“生徒多而不精”，于仁寿元年（601）废除太学、四门学和全国的州郡学，只简留国子学生七十人，并改国子学为太学。当时仅国子学生就有一千人，其他各学学生为数更多，这一措施，真是当时教育界的浩劫。炀帝时，虽又恢复已废的学校，但当时旧儒多已凋谢，末年又以外战内乱，教育事业遭受严重摧残，所以谈不到什么成绩。

律、书、算三学，隋代也都设置过，但中间曾停顿了一个时期，至唐再行恢复。律学复置于贞观六年（632），书学复置于贞观元年（627），算学复置于显庆元年（656）。其后，三学时废时复，远不如国子等学来得稳定。至于弘文、崇文等馆，最初是一种特殊的研究机构，都在唐代开始设置，弘文馆设于武德四年（621），崇文馆设于贞观十三年（639），崇玄馆初名崇玄学，设于开元二十九年（741），广文馆则设于天宝九载（750）。

学馆生徒的录取资格，不在学生的教育程度，而在其父祖的政治地位。父祖政治地位最高的入崇文馆及国子学，其次入弘文馆及太学，再次入四门学，低级官吏及平民子孙则入律、书、算学。至于广文馆及崇玄学生徒的资格，则不得其详。

国子学生名额三百人，学生主要为三品以上文武官的子孙。太学生名额五百人，学生主要为五品以上官的子孙。四门学生名额一千三百人，其中五百名为中级官员（七品以上）子弟而设，其余八百名为平民的优秀子弟而设。律学生名额五十人，书学及算学各三十人，学生资格均为八品以下官吏或平民的子弟。六学的教师，有博士、助教、直讲等。广文馆学生名额为六十人，教师称博士。崇玄馆学生名额一百人，教师称学士。

弘文馆隶门下省，原名修文馆，高祖武德末年，改名弘文馆。太宗时，于太极宫的弘文殿置图书二十万卷，移弘文馆于殿侧，选朝臣中饱学之士，各以本官兼学士，轮流值宿馆中，以备咨询。并由学士一人主持馆务，号为馆主，其后渐成定制，但当时只是一个研究及顾问性质的机关。至玄宗开元七年（719），置学生三十八名，才成为学校。学生的资格，是五品以上京官的子弟。崇文馆隶属于东宫，原名崇贤馆，肃宗时，才改名崇文馆。高宗时，始置学士及生徒。学生名额二十人，都是皇族、皇亲以及大臣如同平章事、尚书的子孙。

课程方面，国子、太学、四门三学，弘文、崇文二馆及广文馆皆以经学为主。习经余暇，又须练习隶书，因为当时考试，特重书法。律学研习各朝法律的内容、格式和法例，如《贞观律》、《永徽律》等。书学每日写字一幅，间或研习时务策论，并读《国语》、《说文》、《尔雅》等书。算学的课目分两组，甲组着重学习算学原理，乙组着重演习算式。崇玄学的课目，则有《道德经》、《庄子》、《列子》等。

修业期限，律学六年，玄学三年，其他各学则为九年。假期通常每十天放假一日，称为“旬假”。此外每年五月有“田假”，九月有“授衣假”，假期不详。每年仲冬，国子监派人考试所辖各学学生，就各生一年所修的课业，加以口试。成绩平庸而次年仍无进步者，停给公膳；成绩连续三年为下等者，开除学籍。学馆生徒毕业后想出仕的，先由国子监举行“简试”，应试者有时多至千人，被淘汰者占十之七八。简试及格的，由国子监呈报礼部，再由礼部加以考试，及格的才有做官的资格。

唐代官学，以太宗时为最盛。当时四方儒士，云集京师；四裔如高丽、百济、新罗、高昌、吐蕃等国，相继派遣子弟，来中国求学。六学二馆的学生，多至八千余人。高宗初年，唐以洛阳为东都，并于其地设六学。但因提倡进士科的考试，学校日就衰败。到武后时，学校等于完全荒废。中宗复位后，国学稍有起色。玄宗对学校颇加整顿，两京官学学生达二千余人，但已不及唐初之盛。及安史乱起，两京沦陷，官学生徒尽散，直至代宗时，学校仍是一片荒凉。同时进士科已为取士的主要途径，学校不复为世人所重视，但唐室为装潢门面，仍不能不维持官学。至宪宗，两京官学生不过二三百人，学风的败坏也日甚一日；但官学仍在奄奄一息的境况下，一直维持到唐末。［参看拙作《唐代的中央官学》（载《中国历代大学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