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贡举与制举

宋代的科举，共分二种，即贡举和制举。前者经常由政府主办，后者则因需要，由皇帝临时下诏举行。这两种考试的名目和办法，都大体沿自唐代。

贡举由礼部主办，有进士、九经、五经、开元礼、三史、三礼、三传、学究、明经、明法等科。投考的士子，必先经过其本州的考试，及格后，由州政府送至京师，参加礼部试，谓之“发解”。礼部考试及格后，再参加殿试（即由皇帝亲试），殿试及格，方为“及第”。士子发解均在每年秋天，冬天集中于京师，次年春始应礼部试。及第者，列名放榜于尚书省。考试内容，各科多有不同，例如进士试诗、赋、论各一首，策五道，论语十题，口试《春秋》或《礼记》墨义（章句的解释）十条。其余各依其科目，分别其考试内容，大致亦分笔试及口试二种。

宋代的贡举，与唐代贡举不同的地方，约有三点：一是殿试之法的实行，这个办法，创始于太祖时。最初殿试颇有黜落，或三人取一，或二人取一，或三人取二，因此有屡中礼部试而屡受黜于殿试的。到仁宗时，下诏凡进士参与殿试的，概不黜落，其后一直不改。唐则没有殿试。二是科举的举行，宋初并无定制，有时每年举行一次，有时隔一年或二年举行，直到英宗时，才定为三年一试。唐则逐年举行。三是举子殿试及第后，由政府授以官职。唐代举子，则须应礼部及吏部试，及格后除官。至于每科及第的人数，也远较唐代为多。

宋代科举的名目虽多，但以进士科为最盛，若明经诸科，并不为人所重。因为当时崇尚文学，士人视经学为记诵之学，多无兴趣，朝廷对进士又倍加宠重，因此进士科成为士人竞趋的对象。由于朝廷重视进士，考试的制度，也益趋详密。太宗时，分进士为三等，谓之“三甲”。真宗时，分进士为五等，前二等曰“及第”，三等曰“出身”，四等五等曰“同出身”。至于考场规则，宋初颇宽，后为防弊起见，乃有弥封、誊录等法。弥封是考卷上编列号码，而将与试者的姓名加以封掩，等试卷阅完，再行开封。誊录是举子交卷后，由政府命人照原卷誊录一遍，以防阅卷者认识举子的笔迹，而予以偏袒。

仁宗时，范仲淹执政，以科举多不切实用，主张于州县立学校，士子必须在学三百日，始准参加秋试。但因格于旧例，未能实行。到王安石变法，改革科举制度，罢除诸科，独存进士。此外又立明法，作为不能业进士的举子的进身之地。考试内容，则废掉帖经墨义，改试诸经大义，必须通经而有文采者，才能中格，与帖经墨义的粗解章句者不同。此外自州县至京师，均设学校，宦家子弟，可免试入学，以在学成绩的优劣，评定等绩。最优的为“上舍”，可免除发解及礼部试，直接参加殿试，这办法无疑对进士科的水准，大为提高。其后党争剧烈，办法屡有更易，但经试大义，则相沿未改。徽宗时，曾一度废除科举，专以学校取士，但不久又行恢复。

南渡以后，科举仍重进士，考试内容则分为两科，一以试经为主，一以试诗赋为主，但前者仍兼试诗赋，后者仍兼试经义。这种办法，初行于哲宗元祐四年（1089），南渡后始成定制。进士之所以分科，实因当时北方人素好经学，南方人擅长词藻，不得不实行分科办法，以为调剂。

制举自北宋至南宋，历朝多曾举行。太祖时，始置“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经学优深，可为师法”及“详闲吏理，达于教化”三科，无论官吏平民，均可应诏对策三千言，词理俱优者中选。仁宗时，制举甚盛，凡开十科，以征求各项人才。哲宗时，置宏词科，以收文学博异之士，但须进士及第者，始得请试。徽宗时，置词学兼茂科；高宗时，置博学宏词科；均用以待文学之士。当时社会重进士科，因而应试者不多，但应制举而得大用者，仍不乏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