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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科举与学校
(二)官学与书院
宋代的中央官学,主要有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以及律、算、书、画、医、武等学。其中除国子学学生多高官子弟外,其他诸学学生,大都是低级官吏及平民子弟,因此宋代官学,远较唐代为平民化。而画、医、武三学,均为前代所无。国子学建于宋初,太学、四门学、武学建于仁宗时,律学和医学建于神宗时,书、画、算三学建于徽宗时。课程方面,国子学、太学及四门学,均以研习经学为主。武学习诸家兵法,并讲授历代用兵的得失及前人的忠义节行等。律学研习法律,分断案、律义二科,南渡后,并兼习经义。医学分三科,即方脉科、针科、疡科。书学习篆、隶、草三体及文字学,兼习经义。画学分佛道、人物、山水、鸟兽、花竹、屋木等门,并兼习经义、法律、书法及文字学。算学除讲解算法外,也兼授经义。
诸学之中,以国子学和太学最受国家重视,但宋初由于社会崇尚科举,学生大都把学校视同旅舍,因此官学并不甚盛。如太祖时,国子学生最多只有七十人。仁宗时,兴建太学,学生人数激增,社会的观感一新。到神宗时,王安石大举兴学,太学大为扩充。神宗初年,太学生不过三百人,但到末年,增至二千四百人。安石并创三舍法,想以学校养士来代替科举取士,其办法已于前面说过,不再赘述。徽宗崇宁三年至宣和三年(1104~1121),曾废除科举,专以学校取士,学生最多时达三千八百人。这段时期,可以说是宋代太学的黄金时代。但好景不常,靖康之难,学校全被摧毁。南宋于高宗绍兴中始建太学,太学生七百人,仍用三舍之法。学生的待遇,也甚优渥。其后太学日益扩充,中叶以后,因受政治和科举的影响,而日渐颓坏。
除中央官学外,宋州县均有官学。宋初,州县学甚少。到仁宗时,由于范仲淹、宋祁、欧阳修等人的建议,宋室才提倡学校,于是州县学大兴。其教学内容,大致以“讲求经旨,明礼躬行”为本。神宗时,对学校尤为注意,并置学官于重要州府,凡五十三员,以便管理当地的官学。哲宗时,并于州县学推行三舍法,规模益臻完善。徽宗时,州县学生绩优者,有免役的优待,因此不免发生若干弊病。
此外尚有“书院”,是一种私人讲学的处所,其组织类似学校,但所授课目及校规等,均不似官学的硬性规定。其教学宗旨,做人重于求知,教师必须为学行并茂的硕儒,而不仅是作知识的传授。书院一名,唐代已有,但仅是一种官立图书馆,并非学校。五代时,始有学校式的书院。至宋,书院制度完全确立。书院有官立的,也有私立的,但不论官立私立,其主持人均可自订教材,加以讲述,而不受官府条文的拘束。书院与官学的不同,主要在此。
宋初,有四大书院,即白鹿洞、岳麓、应天、石鼓四书院。[据《文献通考》卷四六《学校七》]白鹿洞书院在今江西省庐山,本唐德宗时李渤兄弟隐居之地,南唐时始建为书院,宋初有学生数千人。岳麓书院在今湖南省长沙市西岳麓山下,始建于宋太祖时。应天书院在今河南省商丘市,原为后晋末年戚同文讲学之所,真宗时建。石鼓书院在今湖南衡阳市北石鼓山,本唐宪宗时李宽讲学之地,太宗时建。此外又有嵩阳书院(在今河南登封市)、茅山书院(在今江苏句容市东南)等,亦甚著名。
宋代书院,既有官立私立之分,其经费来源也因之不同,有的取于田租,有的取于官费,也有赖私人捐助维持的。书院学生,均免食宿费用,成绩优良者,尚可得到奖金,因此贫寒学生,受惠甚多。书院的主持者,多为一代大儒,名称有洞主、洞正、堂长、山主、山长等,又有副山长、助教、讲书等辅助之。书院的业务,可分三项:一是藏书,以备学者阅读。二是供祀先儒之有功德者。三是讲学,或由官吏延师,或由主者自教,或别请大儒作临时讲学,并无一定的规则。教学的主旨,在指导学生修养方法,致力于躬行实践而不尚空谈。北宋时,书院尚习治事,如治民安生,讲武御寇,堰水利田等。到南宋,学风大变,书院成为极其宁静的讲读之所;国难愈亟,士子的持敬持静也愈甚,而致学术与现实环境,发生脱节的现象。
书院大盛于北宋前期,这是由于五代学校不修,士人无讲习学术之所,因而相与选择胜地,建立书院。继而宋室提倡科举,士人争趋名利,如以官学渐盛,书院遂日益衰落。南宋时,书院又兴,至末年,全国书院之可考者,达四十余所。南宋书院兴盛的原因,不外三点:一、官学败坏,经费不足,因而书院代之而起。二、南宋屡禁周程之学,目为“伪学”,理学家乃不得不自立书院,以传其学。三、南宋政治,日益败坏,对政治灰心的士人,大都遁迹于书院。
宋代实行文治,因而倡行科举,普及教育,政风也因之有所改善。宋初,大臣多袭五代陋俗,务殖货财。真宗以后,士风渐变,多知以名节廉耻相尚,而太学生关心国事,抨击时政,颇有东汉的遗风。徽宗时,太学生反对花石纲,攻击蔡京、童贯等,甚为激烈,尤以太学生陈东,曾于徽宗末至高宗初的一段时间,屡次上书,反对和议,请诛奸臣,最为后世所称道。其他或面辱金人而被害,或以武力抗敌而殉难者,为数亦多。南宋后期,韩侂胄、史弥远、贾似道等相继擅国,专横异常,谏官噤不敢言,惟太学生敢与之相抗。宋代太学生的意见,极为朝野所重视,有时可左右朝政,因此太学生被目为“有发头陀寺,无官御史台”,以形容太学生的清苦鲠亮。但这种现象,也发生不少流弊,不肖的学生,招权受赂,毁谤善良,甚至欺凌百姓,包庇奸邪,而政府不敢过问,因此政治始终不能步入正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