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顺帝的失政

元朝的政治，始终没有清明过，这方面的原因很多，归纳起来，约有以下几点：一、皇位继承制度不健全，而致时生皇位继承的斗争，造成政治局面的不稳。同时权臣每乘此种机会兴起，专权跋扈，益增政治上的危机。二、君主们没有接受汉族传统的帝王教育，率多荒纵嗜利，穷奢极侈。他们任用计臣，搜括人民，造成政治上普遍的贪污风气。三、过度的种族歧视，压迫汉人，但其行政效率和组织，又不足以控制汉人，因而乱事时起，末年尤甚。四、崇信喇嘛，耗财过巨，而喇嘛又多骄纵不法，恣意扰民，社会为之骚乱。以上各点，只是元室表面上的政治缺失，至于造成这些缺失的根本原因，则与蒙古的民族性有密切的关系。蒙古人虽以善战震惊世界，但就文化水准而言，仍不脱游牧民族的本色。他们的保守性甚强，元代的皇帝，大都不懂汉文，对汉人的一切，也不求了解，只知以压制、歧视作为统治汉人的手段。以部落社会的政治技术，去统治农商业社会的人群，自然是行不通的。蒙古自铁木真称大汗（1206）始，中经三次西征，建四汗国，直至忽必烈吞并南宋（1279），其间不过七十四年；灭宋之后，不过九十年（1279～1368），元帝国便归于瓦解。其起灭的迅速，正是蒙古人“马上得之，马上治之”的结果。

元世祖后期，重用计臣，以事聚敛。他初以阿合马掌财赋，兴办铁冶，增加盐税，并调查江南各地户口，以增税课。卢世荣继之，凡利之所在，莫不尽量争取，后以贪横伏诛。继而世祖又宠任世荣党桑哥，桑哥既用事，遣使清理诸路钱谷，法令苛急，四方骚动，其后也获罪而死。元代政治的不良，在此时业已奠下基础。成宗即位后，政治仍无起色，因缅甸内乱，用兵数年，死士卒及民夫数十万人。政治上仍贪黩成风，曾有一次罢黜赃污官吏一万八千四百七十三人，查出冤狱五千一百七十六事的纪录。武宗好酒色，尤崇信番僧，番僧侵渔百姓，甚至殴打官吏王妃，武宗均置之不问，当时的政治如何，可以想见。仁宗最初颇有改革之志，武宗方死，即诛乱政大臣脱虎脱等，并引用旧臣程鹏飞等十余人，共议大政，一时政治颇有改观，但不久即宠信奸臣铁木迭儿，并以计臣张闾检括民田，务为贪刻，以致民不聊生，盗贼蜂起。仁宗以后，皇位继承的斗争益烈，政治也更加紊乱。元中叶以后，国家税收，较世祖时增加二十余倍，但国用仍患不足。由于元室不能量入为出，而致佛事的靡费、诸王贵戚以及恩幸的赏赐，均漫无节制，因此虽尽量搜括，收支仍不能平衡。［参看《元史》卷九十三《食货志一》，《新元史》卷六十八《食货志一》］

顺帝即位后，以权相伯颜（与元世祖时的伯颜同名）秉政，而自居深宫之中，不亲政事。这时水旱疫疾以及地震山崩等灾害，相继而作，民生大困。至元三年（1337），广东、河南、四川等地，发生民变。元廷愈忌汉人，禁止汉人南人携带军器，伯颜更有尽杀张、王、刘、李、赵五姓汉人的建议，幸而未成事实。叛乱虽不久平定，但政治的颓风仍丝毫未改。六年（1340），伯颜因罪窜死，顺帝继以伯颜侄脱脱为右丞相，政治略有改革，但各地天灾频仍，叛乱不绝。

至正七年（1347），沿江盗起。这时的蒙人，早已失去昔年的勇武，因此无力平乱，甚至有时官军万数，反为劫贼数十人所败。次年，方国珍起兵于台州（今浙江临海市），攻陷温州（今浙江温州市），各地叛乱，日益扩大。十年（1350），元室更定钞法。元自世祖以后，钞票愈发愈多，币值日低。至此更印新钞，行之不久，物价腾贵，郡县皆以货物相交易，钞票不能通行，国用大感困乏。次年，元室以黄河屡次溃决，命贾鲁为总治河防使，加以修治。鲁征用黄河南北军民十七万人从事修河，历时八个月而就。鲁治河颇有成绩，但劳民动众，益增百姓的反感，因此并未能发生安定民生的作用。相反的，乱事日趋严重，终使元室走上倾覆之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