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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帝国的瓦解
(二)顺帝的失政
元朝的政治,始终没有清明过,这方面的原因很多,归纳起来,约有以下几点:一、皇位继承制度不健全,而致时生皇位继承的斗争,造成政治局面的不稳。同时权臣每乘此种机会兴起,专权跋扈,益增政治上的危机。二、君主们没有接受汉族传统的帝王教育,率多荒纵嗜利,穷奢极侈。他们任用计臣,搜括人民,造成政治上普遍的贪污风气。三、过度的种族歧视,压迫汉人,但其行政效率和组织,又不足以控制汉人,因而乱事时起,末年尤甚。四、崇信喇嘛,耗财过巨,而喇嘛又多骄纵不法,恣意扰民,社会为之骚乱。以上各点,只是元室表面上的政治缺失,至于造成这些缺失的根本原因,则与蒙古的民族性有密切的关系。蒙古人虽以善战震惊世界,但就文化水准而言,仍不脱游牧民族的本色。他们的保守性甚强,元代的皇帝,大都不懂汉文,对汉人的一切,也不求了解,只知以压制、歧视作为统治汉人的手段。以部落社会的政治技术,去统治农商业社会的人群,自然是行不通的。蒙古自铁木真称大汗(1206)始,中经三次西征,建四汗国,直至忽必烈吞并南宋(1279),其间不过七十四年;灭宋之后,不过九十年(1279~1368),元帝国便归于瓦解。其起灭的迅速,正是蒙古人“马上得之,马上治之”的结果。
元世祖后期,重用计臣,以事聚敛。他初以阿合马掌财赋,兴办铁冶,增加盐税,并调查江南各地户口,以增税课。卢世荣继之,凡利之所在,莫不尽量争取,后以贪横伏诛。继而世祖又宠任世荣党桑哥,桑哥既用事,遣使清理诸路钱谷,法令苛急,四方骚动,其后也获罪而死。元代政治的不良,在此时业已奠下基础。成宗即位后,政治仍无起色,因缅甸内乱,用兵数年,死士卒及民夫数十万人。政治上仍贪黩成风,曾有一次罢黜赃污官吏一万八千四百七十三人,查出冤狱五千一百七十六事的纪录。武宗好酒色,尤崇信番僧,番僧侵渔百姓,甚至殴打官吏王妃,武宗均置之不问,当时的政治如何,可以想见。仁宗最初颇有改革之志,武宗方死,即诛乱政大臣脱虎脱等,并引用旧臣程鹏飞等十余人,共议大政,一时政治颇有改观,但不久即宠信奸臣铁木迭儿,并以计臣张闾检括民田,务为贪刻,以致民不聊生,盗贼蜂起。仁宗以后,皇位继承的斗争益烈,政治也更加紊乱。元中叶以后,国家税收,较世祖时增加二十余倍,但国用仍患不足。由于元室不能量入为出,而致佛事的靡费、诸王贵戚以及恩幸的赏赐,均漫无节制,因此虽尽量搜括,收支仍不能平衡。[参看《元史》卷九十三《食货志一》,《新元史》卷六十八《食货志一》]
顺帝即位后,以权相伯颜(与元世祖时的伯颜同名)秉政,而自居深宫之中,不亲政事。这时水旱疫疾以及地震山崩等灾害,相继而作,民生大困。至元三年(1337),广东、河南、四川等地,发生民变。元廷愈忌汉人,禁止汉人南人携带军器,伯颜更有尽杀张、王、刘、李、赵五姓汉人的建议,幸而未成事实。叛乱虽不久平定,但政治的颓风仍丝毫未改。六年(1340),伯颜因罪窜死,顺帝继以伯颜侄脱脱为右丞相,政治略有改革,但各地天灾频仍,叛乱不绝。
至正七年(1347),沿江盗起。这时的蒙人,早已失去昔年的勇武,因此无力平乱,甚至有时官军万数,反为劫贼数十人所败。次年,方国珍起兵于台州(今浙江临海市),攻陷温州(今浙江温州市),各地叛乱,日益扩大。十年(1350),元室更定钞法。元自世祖以后,钞票愈发愈多,币值日低。至此更印新钞,行之不久,物价腾贵,郡县皆以货物相交易,钞票不能通行,国用大感困乏。次年,元室以黄河屡次溃决,命贾鲁为总治河防使,加以修治。鲁征用黄河南北军民十七万人从事修河,历时八个月而就。鲁治河颇有成绩,但劳民动众,益增百姓的反感,因此并未能发生安定民生的作用。相反的,乱事日趋严重,终使元室走上倾覆之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