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宦官政治下的士大夫

明代自宣宗以后，可以说完全是宦官政治。内阁虽由皇帝的文学侍从，渐变为宰辅，但无法发挥真正的相权，而宦官把持的司礼监，因有批决章奏之权，加以皇帝的支持信任，成为政治的中心。阁臣无论贤与不肖，必须与宦官联络，始能安于其位，顺利办事。间或也有一二君主，不十分相信宦官，而宠任阁臣，但这是绝少的特例。阁臣擅权的，不论行为如何，又常被目为权臣。

明代内阁，虽受制于宦官，但当时一般士大夫，尤其是言官，则以敢言为荣，对宦官权臣，常作激烈的攻击。明自太祖广开言路，此风历久不衰，加以士大夫崇尚理学，注重气节，因此敢于不惜性命，与恶势力奋斗。但文人见解，有时不免迂阔，所争论的事，不免小题大做。例如宪宗成化中，钱太后殁，宪宗以自有生母，议行别葬，而礼部尚书姚夔，竟率群臣伏哭于宫门，请将钱太后与英宗合葬。此外士大夫之间，也互争意气，而致演成朋党的倾轧，反足以误国害政。由于武宗以后的政事日益败坏，士大夫的这类表现也愈趋激烈，他们一面攻击宦官权臣，一面又自相攻击，虽屡遭挫折，终不反顾。直到明末，士大夫中的正人，为宦官魏忠贤诛除净尽，明室也走上灭亡之途。

武宗初，因刘瑾的乱政，各地盗贼蜂起，数年始平。刘瑾被诛后，大同游击江彬，又导武宗出游宣府（今河北宣化县）。正德十四年（1519），宗室宁王宸濠反于南昌（今江西南昌市），为王守仁所讨擒。十六年（1521），武宗死，无子，大学士杨廷和以皇太后命，迎立宗室厚熜，是为世宗。世宗即位后不久，便发生所谓“大礼议”，引起朝臣间朋党的斗争。世宗以兴献王（名祐杭，孝宗弟）世子入承大统，即位之初，即下诏议兴献王的祀典及专称。杨廷和议称孝宗为皇考，兴献王为皇叔父，世宗不从。进士张璁希世宗旨，主尊兴献王为皇考，廷臣不可。最后议定仍以孝宗为皇考，兴献王及王妃蒋氏（世宗生母）则追尊为帝后，不称皇。嘉靖三年（1524），张璁与南京刑部主事桂萼，上书请改称孝宗为皇伯考，兴献帝曰皇考。廷议反对，大学士杨廷和、礼部尚书汪俊相继罢职，结果追称兴献王为“本生皇考”，王妃为“本生皇母”，谏者皆下狱，张桂二人则擢为翰林学士。既而世宗又命去“本生”字，朝臣纷纷上章力争，世宗不听，于是朝臣杨慎等二百余人，痛哭于宫门，声震阙庭。世宗怒，二百余人均治罪，或遣戍，或夺俸，而被杖死者达十九人。同年，更定大礼，称孝宗为皇伯考，皇太后为皇伯母，兴献王为皇考，王妃为圣母。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当时士大夫的迂执。

世宗以明察自矜，对内侍裁抑颇严，但性格刚愎，不纳忠言，以是政事并无可观。中岁以后，又好神仙，屡年不亲朝政，日以醮祷为事。嘉靖二十一年（1542），以严嵩为大学士，嵩本以善撰醮祀青词而得帝宠，入阁后，谄媚蒙蔽，把持朝政达二十年之久。其子世蕃，也为世宗所信任，父子相助为恶。朝臣中与严氏有隙者，莫不置之死地，直臣如杨继盛、沈炼、叶经、徐学诗等，均遭杀戮。四十一年（1562），严嵩以罪状暴露而罢，世蕃伏诛。但明帝国承累朝奢侈之后，上下困竭，而外患炽盛，北方常受鞑靼族的侵扰，南方江浙沿海，又有倭寇为患。幸而不久世宗死去，新君继位，国事才有了转机。

嘉靖四十五年（1566），世宗死，太子载垕即位，是为穆宗。穆宗在位仅六年，政事倚成于内阁，阁臣徐阶、高拱、张居正等，皆有政事才，因此吏治颇见澄清。隆庆六年（1572），穆宗死，太子聿钧即位，是为神宗，年仅十岁。以张居正为首辅，宦官冯保掌司礼监，居正与保相结，内外协调，始得展其长才。居正为政，以尊主权、裕钱谷、严考成、固疆圉为要务，吏治大为整顿。当时鞑靼屡次入侵，居正举李成梁镇辽，戚继光镇蓟，边疆以安。但居正个性褊急，不恤与言路为仇，朝臣恨之者极多。万历十年（1582），张居正死，因受人诬告，竟被追夺官爵，籍没家产。其后阁臣率多随俗浮沉，政事又渐败坏。而神宗既长，荒于酒色，加重赋税，并遣宦官四出开矿，扰民达于极点，遂种下亡国的因素。

神宗中年以后，竟至二十余年不视朝，群臣奏章，多不省览。朝臣又各结朋党，以排斥异己为事，当时有所谓齐、楚、浙、宣、昆五党。齐党以丌诗教为首，楚党以官应震为首，浙党以姚宗文为首，宣党以汤宾尹为首（宾尹宣城人），昆党以顾天俊为首（天俊昆山人）。五党之外，在野的又有所谓“东林党”。有吏部文选郎顾宪成者，于万历中罢职归无锡（今江苏无锡市），与高攀龙、钱一本等，讲学于当地的东林书院，议论时政，臧否人物，若干朝臣与之遥相呼应。其后孙丕扬、邹元标、赵南星等相继讲学，自负气节，与政府相抗，依附者日众，因而渐成社党。他们的言论，颇有左右舆论的潜力，当时称为“党议”。朝中五党，皆以东林为公敌，于是政治上分为东林与非东林两派。而神宗和以后的光宗、熹宗三朝间，恰好有所谓“三大案”发生，遂成为两派相互攻击的依据，党争乃愈演愈烈。

所谓三大案，即“梃击”、“红丸”、“移宫”三案，原都是宫廷细故，却成为党争的资料。三案的大致经过是：一、梃击：神宗初宠郑贵妃，欲立其子常洵为太子，后以廷臣反对，乃立长子常洛。万历四十三年（1615），有男子张差持梃闯入太子宫，因而被捕，自言为郑贵妃宫内太监所指使。于是舆论大哗，东林党主严究，非东林党则以张差为疯癫，结果郑妃得以无事。二、红丸：四十八年（1620）七月，神宗死，太子常洛嗣位，是为光宗。既而光宗有疾，九月，鸿胪寺丞李可灼进红丸，而疾益剧，次日遂死。东林党主张严办，非东林党反对，争论不已。三、移宫：光宗死，皇长子由校继位，是为熹宗。而光宗所宠的选侍李氏，意欲听政，仍留居乾清宫。御史左光斗、给事中杨涟等，以选侍既非熹宗嫡母，又非生母，不应居正宫，上疏力争。当时东林党主移宫（左杨均被目为东林党），非东林党反对，结果李选侍移居别官。

熹宗时，宦官魏忠贤与熹宗乳母客氏有宠，非东林党依附忠贤。天启三年（1623），顾秉谦、魏广微为大学士，皆谄事忠贤。同年，忠贤掌东厂，跋扈日甚。次年，杨涟劾忠贤二十四大罪，诸臣相继上疏劾忠贤者七十余人，帝皆不听。魏广微及御史崔呈秀，乃导忠贤兴大狱。五年（1625），杨涟、左光斗、魏大中、高攀龙、周昌期等十二人，先后被忠贤诬害，下狱惨死。忠贤并废毁国内所有书院，榜示东林党人的姓名，永久禁锢，于是朝廷善类一空。其余朝臣，类皆忠贤党羽，各省督抚更多为忠贤建立生祠，以颂功德。七年（1627），熹宗死，弟信王由检继立，是为思宗。思宗虽窜诛忠贤，并黜其党羽，但对宦官仍相当信任。这时明帝国经过神宗、熹宗两朝的虐政，内忧外患，交相侵迫，而思宗又无彻底改革的决心，终致使国家沦落到无可救药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