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赋役与币制

明初于赋役制度，规划甚为精密。太祖曾下令详查全国户口田地，编制“黄册”和“鱼鳞图册”。黄册详载百姓人口及田产，官府据之以定赋役，举凡人丁的增减，田地的更易，官府均登记于册。并逐年修订，每十年清造一次，因此人民无产去税存之患。鱼鳞图册记载土田的良窳、位置、面积以及产权所有者，官厅以之判决产权的争执诉讼。百姓的负担，有田租和力役两种。田租仍行两税法，夏税不过八月，秋粮不过明年二月。田有官田、民田二种，官田每亩课税五升三合，民田减课二升。田租由布政使司及州县征收，而由户部总其成。明初定税，轻重甚不一律。苏州、松江、嘉兴、湖州（今浙江湖州市）诸府，原为张士诚的根据地，曾顽抗明师；因此太祖于张氏败灭后，收没当地诸豪族及富民田，以为官田，并重课其税，以示惩罚，每亩有课至二三石者。其后虽屡次裁减，但较他地犹重。征租以米麦为主，但亦可代以银钞。英宗时，规定米麦每石折银二钱五分，输米麦者谓之“本色”，折银者谓之“折色”。役有甲役及徭役，前者以户计，后者以丁计；民年十六为成丁，即须服役，六十而免。其法有“力差”和“银差”两种，前者为亲身服役，后者为输银代役，各听百姓自便。

其后黄册及鱼鳞图册因年久失修，征课不能得实，赋役之法渐坏。世宗以后，因国用不足，屡有额外征课，谓之加派。神宗万历九年（1581）以后，改行“一条鞭法”。它的办法是清查各州县的地丁，把人民应出的租税和免役的代价，均一并于田赋中征收。百姓虽免除差役，田赋则暗中增加。神宗末，辽东事起，于是再加田赋。又以诸役繁兴，随时征发人民服役，一条鞭法乃完全破坏。思宗时，又数度加赋，名曰辽饷、练饷、剿饷，终致流寇四起，国家随之灭亡。

清初行两税法，但缴纳的期限及税率的高低，各省并不完全相同。田赋之外，又有丁税，缴银以代力役，与田赋同时征收。康熙五十二年（1713），清室特诏以后滋生人丁，永不加赋。雍正五年（1727），并丁银于田赋，因此没有田产的人，可以终身不纳赋税。征赋的办法，除江苏、安徽、浙江、湖北、湖南、河南、山东、江西八省，其余各省，一概征银。八省租赋则有本色、折色之分，前者征米，后者征银。此外地方官吏，每于租赋定额以外，浮收米银，请之“耗羡”。州县转运粮米，不能无亏损；而银须下炉销熔重铸，然后解都，亦不能无折耗；因此必须额外加收，以补耗损。这种办法，起于明代。清初，各州县随意征收耗羡，甚有流弊。世宗时，规定羡余全交藩司，然后酌给大小官员，以为养廉之资，其弊才稍见革除。

田赋丁税以外，又有杂税，最主要的为盐税和关税。明代盐由政府收购专卖，称为官盐，严禁百姓贩运私盐。太祖时，命百姓纳米换盐。其后又有纳马、钞、铁、布换盐的办法，概以政府的需要而定。此外成祖时又有计口配盐的办法，以每月大口食盐一斤，小口半斤计，配盐于各户，每斤纳钞一贯。这类办法，到明朝后期，大都废止，而限定以钱购盐。明初，商货规定三十税一。宣宗时，始设钞关，于京省商业繁华之地设关，往来车船商货，均须纳钞，甚为病民。清代仍由政府专盐利，分全国为若干盐区，视一地食盐的多寡，由政府或委托特许商人如额运销其地，严禁私贩。税关设于内地者为常关，以征收土产商品的通过税；在沿海及各商埠所设者为海关，其征课对象，为国际贸易的出入货物。海关收入最丰，但至天津、北京两条约订立后，中国关税失去自主权，外货畅销无阻，国货受其排斥，日渐萎缩，而致连年入超，国家遭遇严重的经济危机。至清末，又有厘金之制，太平军之役时，清吏雷以诚于淮安、扬州地区，设立厘卡，对过往商货，抽损1％，以佐军用，各省纷纷仿效。事平之后，仍不废止，厘卡反陆续添设，其收入则大部为官吏所中饱。

币制方面，明初沿习元制，仍用钞法。太祖时，发行大明通宝，自百文至一贯，共分六等。钞一贯抵钱千文，银一两，四贯抵金一两。其后造小钞，自十文至五十文。又因民间重钱轻钞，禁止用钱，但钞价日益低落，孝宗以后，钞制建废。钱币则太祖时曾铸大中及洪武通宝，各分当一、当二、当三、当五、当十五等，重量自一钱至一两。从太祖到武宗，前后仅铸钱四次，其后每朝一铸。而以神宗时的万历通宝最为精良。清代大部分时间，不用钞法，直到末年，才有钞票的发行。钱币则历代均有铸造，世宗时，规定每钱的重量为一钱二分。此外并许以银块代货币，因重量不一，流通不畅。海禁开放后，沿海商埠，多通用外国银币，德宗时，遂设厂仿铸银币。清末发钞铸币的事，还要在后面详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