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法典与刑法

唐朝以后，自五代下至宋、辽、金，诸朝法律，皆以《唐律》为宗。惟《元律》充满外族风格，不为《唐律》所囿，而支离破碎，不能自成系统。至明，又模仿《唐律》。明太祖于元末称吴王后，便开始议定律令，以丞相李善长主其事。至洪武六年（1373），定《大明律》，篇目全准于唐，凡三十卷，六百零六条。至二十二年（1389），改以六部分类，即吏律、户律、礼律、兵律、刑律、工律六类，凡三十卷，四百六十条。古律的面目，至此一变，但其重要内容，仍不出《唐律》范围。三十年（1397），颁布《大明律诰》（简称《大诰》），综辑各种官民过犯，以补律的不足。《明律》虽沿袭《唐律》，但亦作若干局部的更改，有时且不甚合理。例如《唐律》盗园林草木者，徒二年半；《明律》则比照盗大祀神御物，而处斩刑。又如《唐律》无骂人罪，《明律》则骂人者笞一十，互相骂者，各笞一十。

司法机关，地方则府州县官，均兼掌狱讼。轻微案件，大都一审了结；较大罪案，始呈报按察使复讯，再呈刑部详议，交大理寺复审，而后定谳；遇有大狱重囚，则由刑部、大理寺及都察院会审。刑部掌全国司法行政，兼理京府直隶的部分刑案。大理寺为最高法院，凡刑部、都察院所受理的案件，均移至寺复审。都察院的主要职责为纠察百官，并有会审大案之权。这三个机关，合称“三法司”。此外尚有皇帝私设的法庭，可以不经政府的司法机关及诉讼程序，即行逮捕处决人犯，其刑罚的残虐，诛杀的冤滥，为历代所少见。明代司法权的不统一，是造成司法黑暗腐败的主要原因。

明代皇帝的私设法庭兼特务机关，有锦衣卫、东西厂及镇抚司，皆掌缉捕刑狱。其所补治者，刑部大理寺不能过问，而滥用非刑，备极惨毒。锦衣卫又称诏狱，设于太祖时，当时的大狱，多由其承办，杀人甚多。太祖晚年，曾命大小狱案，均经法司审理。但到成祖时，又命锦衣卫典刑狱，其后终明之世，不再改变。成祖以篡窃得位，用法极酷，又以宦官为鹰犬，设立东厂，以宦官掌之，缉访谋逆、妖言及大奸恶等，刑狱遂滥。宪宗时，又设西厂，以宦官汪直主之。其后西厂一度取消，但到武宗时，因宠信宦官刘瑾，再度恢复；而瑾又设内行厂，亲自领导，官民冤死者数千。及刘瑾被诛，西厂及内行厂均被取消，宦官的威虐稍杀。到熹宗时，魏忠贤用事，而厂卫之祸又炽。思宗虽诛魏忠贤，但其天性猜忌，仍信用厂卫，推行恐怖政治，直至国家灭亡而后已。镇抚司原隶锦衣卫，职司狱讼，宪宗时，成为独立机构，其后与宦寺勾结，制造许多冤狱。厂卫的横行，益以廷杖的威虐，构成明代法治的最大污点。［参看徐道邻《中国法制史论略》，页九〇至一〇四］

清军入关后，最初仍沿用《明律》。顺治二年（1645），始命官修律。次年修成，是为《大清律》；又经康雍两朝的修订，始成定本。《清律》凡四百三十六条，其篇目全袭《明律》，但条文则略有增减改易，且颇能矫正前失。至于司法机关的名称职掌，大体与明朝相同，但也有稍异之处。中央司法机关，仍以刑部、大理寺为主。重大罪案或皇帝特交的案件，则由三法司会审，或由刑部尚书、侍郎率属员加以审判，然后定谳。大理寺的职权，较明代减削，只有会审重大罪案之权，而不能单独审判。地方的刑案，例由州县审判，遇有重大案件，始由府、按察使、巡抚、总督，层层复讯。刑案的判决，自督抚达于刑部后，如无异议，即为定谳。供词不符者，可发回更审；不服者可以上诉，但不得越诉。至于明代的厂卫廷杖，到清代则完全取消。

外国人在中国犯罪的，最初也依律处置。英法联军之役后，外国人在中国享有领事裁判权，犯罪者由其领事自行处理，于是中国的法权，遭受破坏。清末的社会情形，较前有显著的改变，与外国的交涉，也日益频繁；旧有的法律，已不能配合当时环境，因此清室有修改法律之举。光绪三十一年（1905），开始修改若干不合时宜的条文，并增添新条，如鸦片禁例、电报、铁路等事，以及买卖人口、贩卖毒品、伪造货币邮票等罪刑，皆列入法典。并删除凌迟、枭首等刑，笞杖也改为罚金。一面命沈家本、伍廷芳等参酌西方法理，编订新律。三十四年（1908），新律修成，名曰《大清现行刑律》，至宣统二年（1910）末颁布。此外宣统时代编成的商律、民律及海船法等草案，均未及实行。司法官制方面，光绪三十二年（1906），改刑部为法部，专掌司法行政；大理寺为大理院，下设各级审判厅，专掌审判，各省按察司改为提法司，承法部及本省督抚之命，管理一省的司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