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武帝的晚年

武帝一生的行事，真是多彩多姿，但也充满了矛盾。他是尊崇儒家的，但他的好大喜功，穷极奢侈以及迷信神仙等，又无不与儒家思想相背驰。他招延才士常感不足，却又因小过而滥加诛杀。他有时表现得异常果敢，如痛惩匈奴及游侠；一方面却又非常怕死，时时提防别人的暗算。他有过人的聪明，但有时又被人愚弄如孩提，甚至造成巨大的惨案。他一生兴高采烈的致力于开边事业，最后却又在痛悔中结束。总之，在中国历代的帝王中，很难再找到像武帝这样一位矛盾人物。

在此要谈谈武帝新政的另一部分，它代表着武帝政治阴暗的一面，虽然这类措施在当时也许有其必要。

武帝虽然亲近儒者，但对实际的重要政治任务，却不大要儒家来担负，这自然因为儒家拘泥迂阔的作风，与他的好大喜功的性格无法配合。在政治上他所亲任的，乃是言利任法的法家。虽然他曾以儒家的公孙弘做丞相，但公孙弘实际也是文法吏，只是“缘饰以儒术”而已。当时的儒家，对于国家大事，尚谈不到什么决定作用；大体说来，武帝对儒家是尊而不用的。因此武帝时代的政治精神，外表像是文德并茂，实质却是刻薄严厉的。

武帝时代的丞相，只是摆设，实权却操在御史大夫手中，这现象到武帝末年，就更趋明显。当时御史大夫的人选，多是法家，可以赵禹、张汤、杜周、桑弘羊等为代表，他们大都具有过人的才力，办事凌厉无前。当时为了讨伐匈奴，必须使国力高度集中，他们便是这种政治原则的执行者。他们所负的最重要的任务有二：一是严密防止国内叛乱，一是尽量的开发利源。

为了达成国内的彻底控制，武帝首先改订法律。元光五年（前130），他命张汤、赵禹共定律令，务求深刻严厉。例如其中的“见知法”，便规定如看到或知道别人犯法而不检举者，便与犯者同罪，这等于秦法的复活。此风一开，官吏都竞以严酷相尚，因此产生了不少酷吏，最著名的有义纵、王温舒等，他们曾有一日杀数百人甚至一次毁灭千余家的纪录，其冤滥自然是无法避免的。至于大臣被诛杀的，也所在多有。武帝时代的丞相，有好几位是被罪而死的；此外地位稍次的大臣以及地方大吏被杀的，更不计其数；这现象以武帝晚年为最甚。

至于开发利源方面，更是花样百出，鬻卖官爵，便是重要的一项。这办法始于元朔六年（前123），由政府设“武功爵”十一级，每级定价十七万钱，人民买爵至第七级，政府即可任命为吏，有罪可减二等。此外纳财者可以为郎，纳粟者也可以补吏或赎罪。这办法对吏治的损害，不言可喻。但是最重要的，还是新经济政策的实施，包括国营贸易事业的经营，新税的征收，新货币的发行以及盐、铁、酒的专利等，这套新经济政策的设计者是桑弘羊、孔僅等。新政策的推行，大大增加了政府的收入，至于它的内容，将于别章详述。

严酷的刑罚加上无微不至的搜括，在这双层重压下，人民的生活如何，不难想象。本来这些措施，是为伐匈奴而起，但因武帝用人的失当，使军事将领间发生严重的派系斗争，而致于晚年对匈奴的战役中，遭遇重大的挫败。武帝于天汉二年（前99），以李陵率步兵五千人伐匈奴；征和三年（前90），又遣李广利率七万人北伐；结果都是全军覆没。因为国力的过分浪费，汉帝国的内部呈现出一片饥馑盗贼的乱象。据说武帝末年的全国人口，要较初年减少一半。

武帝的迷信行为，也造成了巨大的恶果。武帝一向信奉神仙，他曾为招延方士，建筑神祠，花费了无数的金钱；至晚年，信仰益笃。他的主要目的，是祈求不死之药，这可看出他对人世的眷恋。正因如此，他深恐被人暗算，尤其畏忌有人以邪术咒诅他，最后他的这种心理，竟为方士们所利用。征和二年（前91）的“巫蛊之狱”，便是武帝受方士愚弄所造成的大悲剧。这一年，武帝身体不适，朝臣江充，上言武帝的病系有人埋木偶（即所谓“蛊”）加以咒诅所致。武帝命充治案，被罪而死的前后达数万人，江充素与太子据有隙，便诬告太子与此案有关。太子被迫发兵，杀充而反，与丞相刘屈釐所领的军队，大战长安城中，死数万人。结果太子兵败而死，皇后卫氏（太子生母）也因此事自杀。

对外战争的失败，国内的不安，以及家庭的惨变，使武帝对一切感到心灰意冷。极度的痛悔，使他清醒过来。征和四年（前89），他遣散所有的方士，不再相信神仙。此外他下诏罢除西域轮台（今新疆轮台县）的屯戍，以示不再务边功。诏中并提到禁止擅加租赋，以使百姓尽力农事；对于国防，也只求武备不乏而已；这就是著名的“轮台之诏”。此后即不再出击匈奴，一意与民休息，这起死回生的一着，挽救了汉帝国的危运。

后元二年（前87）二月，武帝病笃，他立幼子弗陵为太子，并以霍光、金日磾（匈奴人）、上官桀等辅政。他本有几位年长的儿子如燕王旦、广陵王胥等，但多骄纵不法；而弗陵体健多智，因而立之。他事先并赐弗陵的母亲钩弋夫人死，以杜母后专政之源。立太子以后两个月，武帝便死去，这一着可以说是他最后的明智举动。他在位凡五十四年，享年七十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