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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武帝的晚年
武帝一生的行事,真是多彩多姿,但也充满了矛盾。他是尊崇儒家的,但他的好大喜功,穷极奢侈以及迷信神仙等,又无不与儒家思想相背驰。他招延才士常感不足,却又因小过而滥加诛杀。他有时表现得异常果敢,如痛惩匈奴及游侠;一方面却又非常怕死,时时提防别人的暗算。他有过人的聪明,但有时又被人愚弄如孩提,甚至造成巨大的惨案。他一生兴高采烈的致力于开边事业,最后却又在痛悔中结束。总之,在中国历代的帝王中,很难再找到像武帝这样一位矛盾人物。
在此要谈谈武帝新政的另一部分,它代表着武帝政治阴暗的一面,虽然这类措施在当时也许有其必要。
武帝虽然亲近儒者,但对实际的重要政治任务,却不大要儒家来担负,这自然因为儒家拘泥迂阔的作风,与他的好大喜功的性格无法配合。在政治上他所亲任的,乃是言利任法的法家。虽然他曾以儒家的公孙弘做丞相,但公孙弘实际也是文法吏,只是“缘饰以儒术”而已。当时的儒家,对于国家大事,尚谈不到什么决定作用;大体说来,武帝对儒家是尊而不用的。因此武帝时代的政治精神,外表像是文德并茂,实质却是刻薄严厉的。
武帝时代的丞相,只是摆设,实权却操在御史大夫手中,这现象到武帝末年,就更趋明显。当时御史大夫的人选,多是法家,可以赵禹、张汤、杜周、桑弘羊等为代表,他们大都具有过人的才力,办事凌厉无前。当时为了讨伐匈奴,必须使国力高度集中,他们便是这种政治原则的执行者。他们所负的最重要的任务有二:一是严密防止国内叛乱,一是尽量的开发利源。
为了达成国内的彻底控制,武帝首先改订法律。元光五年(前130),他命张汤、赵禹共定律令,务求深刻严厉。例如其中的“见知法”,便规定如看到或知道别人犯法而不检举者,便与犯者同罪,这等于秦法的复活。此风一开,官吏都竞以严酷相尚,因此产生了不少酷吏,最著名的有义纵、王温舒等,他们曾有一日杀数百人甚至一次毁灭千余家的纪录,其冤滥自然是无法避免的。至于大臣被诛杀的,也所在多有。武帝时代的丞相,有好几位是被罪而死的;此外地位稍次的大臣以及地方大吏被杀的,更不计其数;这现象以武帝晚年为最甚。
至于开发利源方面,更是花样百出,鬻卖官爵,便是重要的一项。这办法始于元朔六年(前123),由政府设“武功爵”十一级,每级定价十七万钱,人民买爵至第七级,政府即可任命为吏,有罪可减二等。此外纳财者可以为郎,纳粟者也可以补吏或赎罪。这办法对吏治的损害,不言可喻。但是最重要的,还是新经济政策的实施,包括国营贸易事业的经营,新税的征收,新货币的发行以及盐、铁、酒的专利等,这套新经济政策的设计者是桑弘羊、孔僅等。新政策的推行,大大增加了政府的收入,至于它的内容,将于别章详述。
严酷的刑罚加上无微不至的搜括,在这双层重压下,人民的生活如何,不难想象。本来这些措施,是为伐匈奴而起,但因武帝用人的失当,使军事将领间发生严重的派系斗争,而致于晚年对匈奴的战役中,遭遇重大的挫败。武帝于天汉二年(前99),以李陵率步兵五千人伐匈奴;征和三年(前90),又遣李广利率七万人北伐;结果都是全军覆没。因为国力的过分浪费,汉帝国的内部呈现出一片饥馑盗贼的乱象。据说武帝末年的全国人口,要较初年减少一半。
武帝的迷信行为,也造成了巨大的恶果。武帝一向信奉神仙,他曾为招延方士,建筑神祠,花费了无数的金钱;至晚年,信仰益笃。他的主要目的,是祈求不死之药,这可看出他对人世的眷恋。正因如此,他深恐被人暗算,尤其畏忌有人以邪术咒诅他,最后他的这种心理,竟为方士们所利用。征和二年(前91)的“巫蛊之狱”,便是武帝受方士愚弄所造成的大悲剧。这一年,武帝身体不适,朝臣江充,上言武帝的病系有人埋木偶(即所谓“蛊”)加以咒诅所致。武帝命充治案,被罪而死的前后达数万人,江充素与太子据有隙,便诬告太子与此案有关。太子被迫发兵,杀充而反,与丞相刘屈釐所领的军队,大战长安城中,死数万人。结果太子兵败而死,皇后卫氏(太子生母)也因此事自杀。
对外战争的失败,国内的不安,以及家庭的惨变,使武帝对一切感到心灰意冷。极度的痛悔,使他清醒过来。征和四年(前89),他遣散所有的方士,不再相信神仙。此外他下诏罢除西域轮台(今新疆轮台县)的屯戍,以示不再务边功。诏中并提到禁止擅加租赋,以使百姓尽力农事;对于国防,也只求武备不乏而已;这就是著名的“轮台之诏”。此后即不再出击匈奴,一意与民休息,这起死回生的一着,挽救了汉帝国的危运。
后元二年(前87)二月,武帝病笃,他立幼子弗陵为太子,并以霍光、金日磾(匈奴人)、上官桀等辅政。他本有几位年长的儿子如燕王旦、广陵王胥等,但多骄纵不法;而弗陵体健多智,因而立之。他事先并赐弗陵的母亲钩弋夫人死,以杜母后专政之源。立太子以后两个月,武帝便死去,这一着可以说是他最后的明智举动。他在位凡五十四年,享年七十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