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光武的治术

光武是没有多大野心的，他少时游学长安，对于负责维持京师治安的“执金吾”的威风，甚为羡慕，认为能做到这样一个官，就可满足。同时他似乎又颇受老子学说的影响，时常阐发“柔弱胜刚强”一类的理论。他即位后的一切政治措施，目的只是在如何维持现状，也就是如何巩固他自身和子孙的权位而已。虽有一些制度上的变革，其用意仍不出上述的范围。例如把“三公”（司徒、司空、太尉）的重要职权转移至尚书，以防大臣的擅权；提高刺史的权力，以使他们更能严格的监督地方；取消各郡国人民的军事训练，以预防反侧等，都是在遵循着上述的目标而行。此外，他定都洛阳，目的也是在避敌远寇。洛阳不足与长安相比，因为其地局面不广，北阻黄河，而东、西、南三面环山，并无开拓的远景。西汉初年，高祖定都洛阳，张良即加以反对，其后又因娄敬的劝谏，终都长安。光武则决意都洛阳，结果仅成自保之局。因此东汉的开国气象，远不如西汉初年来得恢廓。但光武这种稳健拘谨的政治作风，却不是毫无长处，东汉初年的政治措施，也有不少值得称道的地方。

光武帝刘秀，佚名绘。

崇尚节俭，是光武的主要政治风格。他即位后，立求简化政务，撤销了许多官吏，虽然有些是必须设置的，例如每郡掌理兵役的都尉等。此外，他于建武六年（30）省并全国的县达四百余，其后并曾一度撤销边防要区的定襄、五原二郡。这类措施，虽然有其流弊，但人民也因裁员简政而得到适当的苏息。

御下宽厚，也是光武的特色。东汉的开国人才，远不如西汉之盛，当时的将相名臣，大都才具平庸，恰与光武宽厚谨饬的性格相配合。陇蜀平定后，大将如邓禹、贾复、李通等，都解除兵柄，以列侯就第。光武对他们均礼遇有加，始终保全。至于外戚如后族阴郭二家的子弟，也大都恭谨谦退；光武虽对他们异常优过，却也不让他们掌握政治大权。

光武也提倡儒术，他建立太学，设置五经博士，三公也多以宿儒出任。与尊儒并行的便是表彰气节，这是西汉与王莽时代所未尝注意的。他鉴于王莽时代士大夫颂功德献符瑞的无耻作风，力谋矫正，因此特别尊重节行之士。例如王莽时托病告归的卓茂，不事公孙述的李叶、谯玄，均曾受到他的封赏或追褒。此外如光武的老同学严光，以及太原周党、王霸、北海逢萌等，都秉其高节，隐居不仕；光武也尊重他们的意志，不强加征聘。因此士大夫竞以名节相尚，大大的改善了社会风气，为后来淳美的政教奠下了基础。

光武时代的政治，在手段上也颇承袭王莽时代的严猛，原则上则是保守恬退的，只以维持现状为满足。但缺乏进取与改革的政治现状，是无法长久维持的，尽管光武本人和其后的明章二帝都具有政治的才干和热诚，但东汉最初数十年的辉煌时期一过，帝国便步入衰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