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中国农业经济的进一步半殖民地半封建化（1895—1927）

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掠夺和对中国经济命脉的控制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世界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先后过渡到帝国主义阶段，资本输出具有决定性意义。殖民地不仅是最廉价的原料产地和最好的商品销售市场，也是最有利的投资场所。于是各帝国主义列强对于处在半独立状态的中国加剧了侵略和分割活动，他们已不满足于获得通商口岸、最惠国待遇、协定关税等殖民特权，而是更迫切需要用战争手段强迫清政府完全取消种种限制，获得投资设厂、修筑铁路、开矿等进行资本输出的特权了。甲午战争失败后签订的“中日马关条约”，除一般的割地、赔款、开商埠外，又允许外国人在中国境内投资设厂。从此，帝国主义各国对中国的资本输出取得了合法地位，并通过借款加强了对清政府的控制，继之而来的是瓜分“势力范围”的狂潮，从光绪二十一年至二十五年（1895—1899），短短4年内，中国领土几乎都被帝国主义划成了各自的势力范围。

各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铁路修筑权和矿山开采权也展开了疯狂的掠夺，投资修筑并控制长达1.2万公里的铁路，向长江上游和一些内河伸展了航线。外国商品长驱直入，在向中国输出“过剩资本”获取高额垄断利润的同时，扩大了已有的商品输出和原料的掠夺。光绪二十七年（1901），列强在联合镇压了义和团为代表的中国人民反帝斗争之后，迫使清政府又一次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帝国主义列强操纵中国的政治、军事，控制了财政经济命脉，为其资本输出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中国农村经济的半殖民地化

1.帝国主义侵略下中国自然经济的加剧解体。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开始以资本输出为主的经济侵略，同时继续扩大商品输出，在这两方面力量夹击下大大加速了中国农业经济的解体过程：一方面更加广泛深入地破坏了自然经济的基础；另方面则更有力地促进了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

第一，耕织结合的进一步破坏。光绪二十一年（1895）以后，国内机纱量迅速增长，农户使用机纱、掺和土纱织布的日益增多了，土布中机纱比重也从光绪十九年（1893）的23.4％增到73％，长江上游的四川等地光绪二十一年（1895）以后进口纱布也急剧增加，说明更多农民放弃纺纱改为买纱，机纱进一步代替了土纱。1913年以后，机织布更深入中国腹地及西南、西北、东北地区，光绪二十年（1894）全国棉布消费量中机织布只占14.1％，1913年已占34.7％，充斥市场的洋货机布代替了土布。再从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来看，1895—1926年中国进口贸易总值增加700％，农产品原料的出口价值与出口增值的百分比则从1873年的2.6％增到1920年的38.4％，充分说明半殖民地的中国已日益成为帝国主义工业品销售市场和农业原料取给地。

帝国主义正是通过对中国的“贸易”和在中国投资这两个方面大力倾销

其工业品和加紧掠夺农产品原料的。比如机制棉纺织品，光绪十九年（1893）进口棉布总值4.491余万元，棉纱约140余万担，1911年棉布增加为11.653余万元，棉纱增到264万担；在外资棉纺织工业的纱锭从光绪二十三年（1897）的16万枚增至1913年的34万枚，从而加剧破坏了中国手工业、特别是广大农村的家庭手工业。帝国主义的资本输出对中国自然经济的解体则具有摧毁性力量。修筑铁路、扩大内河航行，增设商埠、投资设厂等特权，不仅使商品输出扩大到中国内地的更广大地域，而且彻底摧毁了自然经济的顽强抵抗能力，其解体速度和范围比前阶段快得多、广得多。除手工纺织外，其他农村手工业如麻纺织、丝织、土烟等也加速从农业中分离出来。上海、宁波、广州及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纺织之户，十停八九”，有些地方“巡行百里，不闻机声”，“近年洋布洋纱大行，中国织户机女，束手饥寒者，不下数千万人”。这些受外国商品侵略较早的地区，手工纺织业已基本趋于破灭。帝国主义资本输出的直接结果就是自然经济的加速解体。

第二，中国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首先是一般经济作物面积的扩大和商品率的提高。二十世纪初，棉花、大豆、花生、油菜、烟草和蚕桑等经济作物较前一时期有较快增长。随着棉花种植的逐年扩展，棉田所占耕地面积的比重不断上升，从光绪三十年至宣统元年（1904—1909）的11％上升到1914—1919年的14％，再上升到1924—1929年的18％，河北、山东、山西、陕西、河南、江苏、浙江等省迅速发展成为中国的棉花生产地。以山西为例，辛亥革命前棉花种植不多“只供日常生活所需，并无余额外销”，可到1919年全省棉田面积已达40余万亩，此后连年扩展。1920年达50余万亩，1926年猛增到140余万亩。棉产的商品率也在提高。光绪二十年（1894）棉花出口和国内纱厂购买量约70万担，1923年增为600余万担。从1921—1925年间，棉产商品率平均达31％。再以大豆为例，大豆从光绪十六年（1890）到1920年出口总额增长187倍。中国大豆生产商品化的出现，正是资本主义世界市场需要增长的结果。某些商品性经济作物的种植也与政府的鼓励政策有很大关系，例如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山西省地方政府曾大力提倡植棉，在临汾设立棉业试验场，购买美国棉籽，无偿发给农民，还宣布“凡植棉有成绩者，给奖励金30元”①。从整体上讲，这个时期经济作物商品率的增长还是资本主义世界市场需求的增长。其次是粮食作物商品率的提高。甲午战争后，粮食商品量从光绪二十年（1894）到1918年增长率达41.7％，商品率从光绪二十年（1894）的16％增到1919年的22％左右。个别省份主要粮食作物的商品率总平均达38％以上，尤其一些自给性的谷物生产的商品化受经济作物扩种的排挤而有显著增长，如光绪二十六年（1900）至1924年山东、河南等地花生所占耕地面积从4％上升到30％以上，排挤了各种谷物，进一步促进谷物生产的商品化。这一时期粮食作物商品率提高，除了前一阶段中所谈到的因素之外，还应看到农业生产技术的不断改进和农业生产水平的不断提高，比如肥料质量的提高、耕作方法的改进、品种的改良等等，使粮食单位面积产量有提高，一些地区农民家庭的剩余农产品有了增加，为粮食作物商品化发展提供了可能的条件，从而促进异地间粮食贸易的增长。

再次是新的农业专门化区域的形成。甲午战争后，由于国内外经济需要，①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二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98页。

特别是国际市场的需要，经济作物的发展和粮食作物商品化的结果，若干新的农业化区域逐步出现，主要是大豆、花生、烟草等作物生产区域的形成。大豆产区主要在东北，中国所产大豆占世界总产量的80％，其中60％—70％产于东北，种大豆的土地日益增多。宣统二年（1910）播种面积中大豆占20％，1927—1928年已上升到平均约29％。花生产区主要是山东、河南、江苏、湖北，尤其山东花生的产量约为全国总产量的4/5。由于国际市场需求的增多，山东章邱花生种植面积与耕地面积百分比从光绪二十六年（1900）的0.1％上升到1920年的45％。烟草产区主要是河南、山东、广东、湖北等省的部分地区。1923年河南许昌7个重要烟草区的产量占全国烟草总产量的45％，山东胶济铁路沿线烟草种植面积1926年为1913年的250倍。另外还出现了产棉区、产茶区、蚕桑区等等。农业生产专门化区域的出现既是农产品商品化程度提高的表现，也是自然经济解体的重要标志。

最后是农民与市场联系的密切。据金陵大学对安徽、河北等七省2000多个田场的调查，在1921—1925年间，农产品出售部分占52.6％，家庭自用部分占47.4％；在另一项调查中1922—1925年间，农户生活资料的全部价值中，从市场购买的占34.1％①。说明农民的生产活动在较大程度上受市场的支配，包括在个人消费方面或者在自己的生产方面。农民的生产不取决于自己生活上的需要，主要服从于市场需要，这是自给自足自然经济加剧解体的反映。

总之，中国农村商品经济的这些初步发展，主要不是资本主义农业经营发展的结果，而是帝国主义的掠夺造成的，所以，中国农产品商品化实质上就是农业经济的半殖民地化。

2.中国农村商品市场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凭借特权控制和操纵中国农产品市场，中国农村经济日益陷入帝国主义殖民地市场的深渊。毛泽东指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把中国变成他们的工业品市场，同时又使中国的农业生产服从于帝国主义的需要”②。中国农产品商品生产的发展或衰落以外国需要的增加或减少为转移，受世界市场支配。以茶叶种植的波动为例，茶是中国具有悠久历史的主要出口贸易产品，光绪二十年（1894）以前一直占出口物的第一位，由于各帝国主义列强在它们的殖民地发展茶叶生产，中国茶叶在国际市场上的地位就动摇了，光绪十九年（1893）以前中国输出的茶占世界总输出量的50％以上，而到1920年只占了6.2％。在茶叶生产日益亏本的情况下，大量茶树被砍。这时期帝国主义向中国大量倾销剩余农产品，进口洋米从光绪二十六年（1900）以来逐渐增加，光绪三十二年（1906）已达1277万担以上，1922—1927年每年平均在1500万担左右。洋麦进出口也从平均每年数十万担到1923年就猛增到300—400万担。大量过剩农产品的倾销，使中国农产品价格大跌，严重打击和破坏了中国的农业经济，其结果反而使中国的农产品市场依附于国际市场。中国农产品的价格取决于国际市场，并且实际价格比国际市场价格还要低。

各帝国主义垄断和操纵了中国农产品市场后就支配中国的农村商品生

①转引自中国人民大学农业经济系主编：《中国近代农业经济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93页。

②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29页。

产，掠夺中国农民。比如世界资本主义国家在与中国贸易上采取不等价交换的方式，用“剪刀差”掠夺高额利润。光绪六年（1880）至1920年间，农产品物价指数上升6.8倍左右，而同期工业品物价指数却上升12.5倍，这就是说，农民以同样数量的农产品所换回的工业品只及原先的一半。帝国主义列强还以操纵市场价格来影响农民的生产，使其服从于自己的需要。比如英美烟公司，在1914—1915年间选定河南襄城、叶县两地以较高价收买烟草，在价格刺激下，两地烟草种植迅速扩大，不几年，以许昌为中心烟草种植区发展到附近几十个县，每年生产的烟草价值达2400万元。再如湖北土质宜种植美国烟叶，英美烟公司就在1913年派人分给农民烟种，极力提倡种植烟草，第一年丰收后，公司将烟草分为三级全部收购，一等烟草百斤值价14两，三等为9两。但是到了第二年农民多种了烟草之后，该公司就以品质不良为借口，只以上年数量的3/4进行限额收购，价格也低于上年，其余烟草只好被迫减价贱售，最高价不过3—5两。这是对中国农民赤裸裸的掠夺。

为了向中国农村推销工业品和掠夺农产品原料，帝国主义还勾结和支配中国封建地主阶级、买办商人结成为帝国主义服务的商业资本，通过抑价收购和贷款预购手段对农民进行剥削。如湖南，1927年每担稻米价格在收成前为13元，而在收成后仅值5元，农民的产品几乎绝大部分被商人以低价掠夺去了。又如在一些产烟区，农民缺乏资金，向洋商和买办商人贷款，得把烟草按半价预卖给他们。上海一带产丝区，商人以贷款方式按每担低到1—1.5元的价格预买农民的桑叶，到桑农急需桑叶时，则以5—6元高价出售，若按一担上等茧需桑叶25担，每担5元计算，需要125元，可是当时一担好茧很难卖到80元以上，那么只有让蚕饿死！这种窒息生产的剥削，比中国农村一切资本主义以前的剥削形式有过之而无不及。帝国主义和中国农村封建势力、城市买办商人勾结在一起，从中国的通商都市直到穷乡僻壤，编织成一个买办的和商业高利贷剥削网。农民贫困破产的加速，使中国农村在半殖地深渊里愈陷愈深。

综上所述，甲午战争后，主要由于帝国主义掠夺中国农产品原料引起的中国农村自然经济的加剧解体和农产品商品化的发展，标志着中国农业经济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加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