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义和团运动和辛亥革命时期

义和团运动期间的会党

这一时期，教门在组织上又发生了新的变化。由于帝国主义侵略的加深，中国已陷入被帝国主义瓜分的危机之中，中华民族同帝国主义的矛盾已经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国内各阶级之间的矛盾则降为次要和从属地位。因此，除少数卖国分子外，全国人民都能团结一致，共同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以前深受教门影响，被视为教门“羽翼”的民间武术团体，如义和拳、大刀会、金钟罩等，纷纷同各地的地主武装——团练结合起来，组成义和团，以“扶清灭洋”为口号，进行反对外国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在这种情况下，白莲教系统的教门组织，也发生了分化。有些成员，放弃了“反清复明”的口号，接受了义和团“扶清灭洋”的口号，加入义和团①。有些继续反对清廷，因屡遭镇压而加入了基督教与天主教②。有些则成为纯粹的封建迷信团体，在民间传播封建迷信思想，靠骗钱财来维持，如光绪八年（1822）成立的一贯道，便是在原来白莲教基础上建立的，后来进一步堕落为反动会道门。

义和团运动期间，各地会党组织十分活跃，在反对外国教会侵略的斗争中，冲锋陷阵。其中较著名的事件，有四川大足龙水镇余栋臣领导的哥老会反对外国教会侵略的斗争，长江流域各省反对外国教会的斗争。在浙江，这时还成立了以反对外国教会侵略为宗旨的会党。

终南会。属哥老会系统，也称终南山，其首领张恭、蒋天山及沈荣卿都是知识分子，思想比较开明。他们密切注意局势的发展，议论时政，日益感到“四夷交侵”的险恶形势。在原首领离去后，他们改终南山为龙华会，向群众介绍西方科学文化，宣传革命思想，有众2万余，已倾向于资产阶级革命。

双龙会是由拳师王金宝受终南会之委托而创立，亦有2万余众，以反对

外国教会侵略为宗旨，提出“洋教为非当灭”等口号。

伏虎会，亦称伏虎山，系终南会分支，由海宁人王锡桐创立。光绪二十六年（1900），海宁官府支持天主教会欺压群众，王锡桐挺身而出，据理力争，结果遭官府关押。获释后，“立会招贤，以排外为宗旨”，创立伏虎会。光绪二十九年（1903），他组织上万群众，反对外国教会，占领海宁县城，焚毁该县天主教总堂。后遭清廷镇压，事败，伏虎会并入龙华会。

白布会。最初是浙南一带的团练组织，后来流入严州一带，变成客民的同乡会。在濮振声出任首领后，改订章程，按军事编制，建立“独立军”，从事反对外国侵略的斗争。光绪二十八年（1902）秋，“天主教民专横，官不能制”，濮振声率领白布会起义，活跃在建德、桐庐、新城三县交界处，击败清军防守营，继破从桐庐前来“进剿”的清军，占据桐庐、分水两县，并进兵严州府城。后来濮振声不幸被俘，被监禁在仁和县署。起义失败后，白布会仍在严州各地活动。

平洋党由嵊县竺绍康创立，最初是为了向当地土豪蔡老虎报杀父之仇，①《军录》两广总督叶名琛折，道光二十八年九月十二日。②王明伦：《团练与义和团运动》，载《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四川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路遥编：《义和团运动》，巴蜀出版社1985年版，第267—271页。

由于清廷包庇蔡老虎，因而把矛头指向官府，接受了反清革命思想。

鸟带党原是诸暨一带无业游民的组织，以“劫质富户，勒索财宝”为事。因腰缠玄带为号，故名。辛亥革命时期因王金发等人加入而重新活跃起来。王金发是嵊县人，秀才出身，有文化知识，在革命思想影响下，于光绪三十年（1904）创办大同学社，以研究学术为名，进行反清活动。在他们的带动下，鸟带党也逐渐倾向于反清革命。

除以上较大的会党外，还有金钱党、祖宗教、百子会、白旗会、红旗会、

黑旗会及青帮系统的私贩党等。

辛亥革命时期，教门作为一个带有浓厚封建迷信色彩的原始形式的民间秘密组织，在资产阶级推翻清皇朝封建专制统治的斗争中，更难发挥正面的作用。一些会党则由于接受了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联络与领导，逐渐走上了民主革命的道路。

辛亥革命时期的会党

辛亥革命时期，积极参加反清斗争的秘密结社主要是会党。这些会党大多属于天地会与哥老会两大系统，也称“洪门”与“汉留”。其活动地区主要在两广、江浙、江西、安徽、四川、两湖及陕甘等省，甚至宁夏、新疆也发现过哥老会的活动。

辛亥革命时期会党的状况同以前相比，有了很大变化。首先，这时会党的成员虽然仍以农民和其他小生产者、小私有者为主，但这些阶级、阶层本身已发生了变化。会党活跃的省份，大多经济比较发达，自然经济解体和商品经济发展的程度都比较高；农民和其他小生产者、小私有者，多已卷入商品经济的浪潮之中，希望发展资本主义。这种要求在受到国内封建统治的阻挠与外国资本主义的打击以后，他们日益产生不满情绪，不断进行自发的反抗斗争。他们的斗争往往由于会党本身的弱点和落后性而陷于失败。一些有较高文化素养，特别是受过西方教育熏陶的知识分子加入会党以后，他们开始积极引导会党群众加入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行列。

其次，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已经登上历史舞台，一支由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已经形成。他们中间许多人曾留学国外，接受过西方资产阶级的教育，在思想上同封建专制制度日益格格不入，倾慕欧美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制度。当帝国主义的侵略日益加深，腐朽的清廷采取投降卖国的政策，使中华民族面临被帝国主义瓜分的严重危机时，资产阶级革命派已经认识到要挽救祖国的危亡，必须推翻清廷这个“洋人的朝廷”，从而提出“革命排满”的口号，主张废除封建的专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的共和国。资产阶级革命派在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时，亟需农民和其他下层人民的支持，而同下层群众有着密切联系的会党，便成了资产阶级革命派可资利用的一支现成力量。会党也只有得到先进阶级的领导，才能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作出更多的贡献。

辛亥革命时期，会党接受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领导，不仅有可能性，而且

有现实的基础。

会党具有长期从事秘密活动的经验，有互济互助，患难与共的传统和“富团结力，守秘密，重然诺，急公死义”的精神。而且有自己一套组织系统，是一支现成的队伍。资产阶级革命派大多是出身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

知识分子，虽有奋不顾身的革命热情，却缺乏深入到群众中做艰苦细致的组织工作和发动工作的本领，他们希望有一支现成的队伍为自己所用，会党正是这样一股力量。资产阶级革命派对会党的联络，虽只限于其首领，而会党的家长制统治，重义气，绝对服从首领的传统，恰好有利于革命派这种联络工作。只要首领被动员起来，便可以带动一大片。革命派通过会党，又可以进一步联系广大下层群众。

会党长期受到清廷的镇压与迫害，具有较强的反抗意识，一直以“反清复明”为口号，这同革命党人“革命排满”的口号，在形式上颇为相似。经过革命派的联络与教育，会党大多从原始、落后和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组织，转化为具有民主革命倾向的团体。一些会党不仅组织上接受革命党人的领导，而且政治上也接受了革命党人的纲领，把原先“反清复明”和盲目排外的宗旨，变为以推翻清皇朝封建专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为宗旨，其活动逐渐纳入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轨道，因而在辛亥革命中起了重要作用。

1.两广天地会。辛亥革命时期两广地区的会党，主要是天地会系统的三合会与三点会。其成员除农民和其他下层群众外，也有一些具有较高文化水平的知识分子参加，并成为会内首领或骨干。他们中间一些人，接触到西方资产阶级文明的影响，产生了民主意识，思想上已不同于以往会党的首领，所以容易并乐于接受资产阶级的领导，有的后来完全转变成革命党人了。如广东顺德人尤列，少年时曾肄业于广州算学馆，17岁时曾漫游上海，继至日本长崎、神户。后来在上海“入闱”加入洪门。光绪十五年（1889）充任广东舆图局测绘生，后闻香港华民政务司署招考书记员，尤列“欲借此谙习外情，遂毅然至港投考”。光绪二十一年（1895）与孙中山等创立兴中会，其后又在南洋创立中和堂（洪门组织），以后并入同盟会①。广东惠州三合会首领郑士良，少年时即与洪门中人相往还，后至广州德国教会开办的礼贤学校学习，皈依基督教。毕业后进入博济医院附设的华南医学堂，接受了许多西方自然科学知识。后来辍学回到惠州，专门从事会党的联络工作②。有的会党领袖虽非知识分子出身，但因曾在海外领略过资本主义的新鲜事物，思想上也发生了变化。如广西壮族人王和顺，少年时曾投入刘永福部下，后来参加了三合会。光绪三十一年（1905）广西起义失败后，“漫游海外、博考各国之政治典物”③，也有了新的思想。

这些具有新思想的会党首领与骨干，在革命形势的影响下，迫切要求接受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领导，把会党引导到革命的轨道上去。郑士良曾对孙中山说：“我虽是三合会的头目，但我近来想，非有新思想的人不能成大事。所以我想找一个这样的人，我觉得你是这样的人，便跟着你来了。”④光绪二十五年（1899）兴中会邀集长江哥老会、广东三合会首领在香港举行联合会议。会党方面代表表示：“现今世运大开，国事亦非昔比，吾国岂能固步自封？因此特来向诸位请教。”又说：“现在如不了解国际情势，贸然揭竿而

①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尤列事略》，中华书局1981年版。②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郑士良事略》。③《中国日报》1907年9月28日。④《宫崎滔天谈孙中山》，《广东文史资料》第25辑，第321页。

起，则将遗祸于百年之后。而我们会党之中，无人通晓外国情形，所以对孙先生期望甚切。”①革命党对会党也颇重视，孙中山提到，广西会党“既然有出奇的战斗力，那么，如果给予足够的供应，谁还说他们无法从中国消灭满清势力呢？”②

两广地区革命党人对会党的联络工作，采取多种方式，有的加入会党，成为其首领。如革命党人陈少白首先加入广东三合会，被封为“白扇”，其后又加入哥老会，被推为“龙头之龙头”。有的革命党人则介绍会党首领加入革命团体，如会党首领杨子华、相玉昆等加入兴中会，王和顺、黄明堂等加入同盟会。有的革命党人则使会党与革命团体合并，建立新的革命团体，如光绪二十五年（1899），兴中会邀请哥老会、三合会首领在香港成立兴汉会，其纲领则完全采用兴中会的革命纲领③。

革命党人联络会党的过程，也就是向会党灌输革命思想的过程。会党长期以来以“反清复明”为口号，并不反对封建专制帝制，仅反对满族人做皇帝，代之以汉人做皇帝。经过革命党人的教育，会党首领的思想起了变化，带动整个会党也倾向于民主革命。广西会党首领王和顺曾说：“从孙中山先生游，得与闻国之大本，始知民族主义虽足以复国，未足以强国，必兼树国民主义，以自由、平等、博爱为根本，扫专制不平之政治，建立民主立宪之政体，行土地国有之制度，使四万万人无一不得其所。”④会党有了思想觉悟的提高，因而积极参加革命党人在两广地区发动的武装起义。如光绪二十一年（1895）广州起义；光绪二十六年（1900）惠州起义；光绪三十三年（1907）潮州黄冈起义；同年惠州七女湖起义，广西镇南关起义；光绪三十四年（1908）钦廉上思起义等，会党或成为主力，或全由会党群众参加。

2.浙江的会党。辛亥革命时期浙江的会党一部分属于哥老会系统，一部分是本地自发产

生的。

鉴于浙江各会党在以往反帝反封建斗争中的表现，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对会党十分重视，并对会党进行联络。最早联络会党的是光复会的陶成章。光绪二十九年（1903）秋，王锡桐领导伏虎会起义的消息传到日本浙江籍留学生中，海宁留学生祁文豹等即建议陶成章前往联络，并为之介绍。陶成章到达海宁后，起义已经失败，但这件事却坚定了陶联络会党的决心。光绪三十年（1904），陶成章与魏兰回到浙江杭州，经《杭州白话报》主笔孙翼中介绍，两次走访被囚于仁和县署的白布会首领濮振声。彼此“商谈颇洽”，濮振声为陶成章出具介绍函数件，名片数十纸，帮助他们往各地与会党首领接洽。陶成章与魏兰前往富阳、桐庐、分水等地，“遍谒白布会诸头目”，“历探各种秘密会党之内状”①。其后，陶成章又单独取道陆路，由分水入建德、寿昌、汤溪、龙游、遂昌、松阳以至云和。他每天步行七八十里，边跑路，边调查，边联络，边进行革命宣传。继陶成章之后联络会党者，还有敖嘉庆、徐锡麟、秋瑾等革命党人。经过革命党人的联络、宣传、教育，浙江

①宫崎滔天：《三十三年之梦》，第168页。②《孙中山选集》（上），第62—63页。③宫崎滔天：《三十三年之梦》，第168页。④《中国日报》1907年9月28日。①陶成章：《浙案纪略》，《辛亥革命》第3册。

各会党皆“易排外宗旨为排满宗旨”，参加了反清革命。

3.两湖地区的哥老会。辛亥革命时期湖南的会党主要是天地会与哥老会及其分支。辛亥革命前，这些会党曾多次自发地进行反抗斗争，有的以“劫富济贫”相号召，有的以“官逼民反”为旗帜，有的把斗争矛头直指土豪劣绅，有的则投入反对外国教会侵略活动的斗争。辛亥革命时期，湖南的会党接受了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领导，走上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道路。光绪二十五年（1899）冬，孙中山派史坚如、毕永年等到长江流域联络会党，会晤了湖南哥老会首领李云彪、杨鸿钧、张尧卿等，向他们宣传“革命排满”的思想。为了改变湖南会党山堂林立的局面，革命党人谭人凤于光绪三十年（1904）邀约湖南会党中各个山堂首领在长沙岳麓山举行“游山会”，把各个会党的会名、规章统一起来，皆称麓山道义堂，以“同心扑满，当面算清”八字为口号①。

经过革命党人的联络与教育，湖南会党的觉悟有了很大提高，把从前“劫富济贫”、“反清复明”等口号，改为带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纲领：“破除数千年之专制政体，不使君主一人独享特权于上。必建立共和民国，与四万万同胞享平等之利益，获自由之幸福。”甚至提出：“使地权与民平等，不致富者愈富，成不平等之社会。”②正是基于这个思想基础，会党在辛亥革命中起了重要作用。华兴会成立后，湖南哥老会大头目马福益接受了革命党人黄兴、刘揆一的领导，以同化会少将、起义副总指挥的身份，把浏醴、衡阳、常德、岳阳、宝庆五路会党的力量组织起来，动员数万名哥老会员，积极准备长沙起义。起义失败，马福益被捕牺牲。其后，湖南会党在同盟会领导下，又参加了萍浏醴起义。宣统三年九月一日（1911年10月22日），会党又在焦达峰领导下，为长沙起义作出了重要贡献。

辛亥革命时期湖北的会党，主要是江湖会、哥老会。太平天国失败后，长江、汉水沿岸哥老会的势力有很大发展，多次自发地进行反对外国教会的侵略斗争，提出“反清”、“灭洋”等口号。但因力量分散，多陷于失败。辛亥革命时期，湖北会党的势力相当可观，但湖北的革命党人对联络会党一事最初颇有分歧，认为会党“发难易，成功难。既成而嚣悍难制，不成则徒滋骚扰”①。革命党人吴禄贞也拒绝联合会党进行革命。直到湖北的革命团体科学补习所成立后，才开始联络会党的工作。

科学补习所成立之时，适值湖广总督张之洞扩大新军，于是由负责联络会党的胡宗琬等，动员会党成员加入新军，致使湖北新军中有大量会党成员。科学补习所以后的革命团体如群治学社、共进会等，皆比较重视联络会党的工作。他们对分散的会党山堂，不是简单地加以联络，而是由革命党人和会党群众共同建立新的革命团体，将其置于革命党人的领导之下，使会党不再拘泥于旧日山堂的组织形式，而以个人身份参加革命团体。如共进会领导人便采用“换帖拜把”这种会党群众熟悉的方式，组织会党群众并向他们灌输革命思想。这样，使湖北的会党（包括新军中的会党分子）在武昌起义中起了重要作用。

4.四川的哥老会。

①陈浴新：《湖南会党与辛亥革命》，《文史资料选辑》第34辑。②《中华国民起义檄文》，《辛亥革命》第2册，第476页。①杨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记》，第11页。

辛亥革命时期，四川的会党主要是哥老会。哥老会在四川通称“袍哥”，又称江湖会，所以四川人把加入哥老会称做“江湖”，哥老会内部称入会为“进步”或“光棍”①。

辛亥革命时期，哥老会的组织在四川已遍及各地城乡，并渗透到各个阶层中去。“入会者自绅商、学界、在官人役以及劳动苦力群，不逞之徒，莫不有之”。各个交通沿线的镇场，哥老会皆设立“公口”、“码头”，他们是一支强大的社会势力，因而受到革命党人的重视。黄兴认为，“欲收发难速效，则宜采用哥老会，以彼辈本为反对满清，而早有团结”。因而嘱革命党人李肇甫等“招邀熊克武、但懋辛、余竞成、张百祥之在会党有声望者，先后东渡，深相结合，授以机宜”②。同盟会在四川建立组织后，便着手进行联络会党的工作，他们提出：“四川帮会势力强大，散布地区也广，这是我们必须争取的社会力量”，并制订了“因地制宜，互相联络，联合哥老，适时起义”的方针③。

经过革命党人的努力，会党接受了革命党人的领导，革命党人派一些同盟会员加入会党，并成为领导者。革命党人熊克武回到四川后，由佘英介绍加入哥老会，当了会内“大爷”；侯橘园加入广汉向阳乡的哥老会，也“当上了码头上一步登天的大爷”④。保路同志军的首领王天杰、秦载赓等，都以同盟会员身份兼任会党首领。革命党人还有意识地吸收会党首领加入革命团体，使之以革命党人的身份在会党进行领导。会党的首领张百祥、佘英、李绍伊、张捷先、张达三等，都先后加入了同盟会，成为四川武装起义的骨干。

经过革命党人的宣传与灌输革命思想，大大提高了会党群众的觉悟。四川的哥老会，原来一直停留在旧式农民起义的水平上，“以为革命是想做皇帝”①。经过革命党人的教育，他们走上了民主革命的轨道。孝义会的首领李绍伊原以“兴汉排满”为宗旨，加入同盟会后，领导同志军起义时宣称：“我们这次起义的目的，只是为了推翻清王朝，打倒专制余毒，恢复汉族自由，解救人民痛苦，并不是争城夺地，想当帝王。”②哥老会首领周鸿勋加入同盟会后，将所率队伍“改换旗帜，用大黄旗上书‘中华国民军’，傍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十六字”，并在发布的《中华国民军邀集革命同人启》中提出：“共和创政，平等分疆”③，已经完全接受了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纲领。

5.陕西哥老会与刀客。辛亥革命时期陕西的会党十分活跃，主要是哥老会与刀客。哥老会又分

①石云：《辛亥革命时期的四川哥老会》，《四川师范学院学报》1983年第1期。②《黄兴传记》，《辛亥革命》第4册。③《辛亥革命回忆录》（三），第6、249页。④广汉政协：《广汉同志军的活动》，转引自隗瀛涛等：《论同盟会与四川会党》，见《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上），第558页。①杨兆蓉：《辛亥革命四川回忆录》，《近代史资料》1958年第2期。②转引自隗瀛涛：《论同盟会与四川会党》，载《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上），第557—558页。③转引自隗瀛涛：《论同盟会与四川会党》，载《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上），第557—558页。

为许多山堂，比较著名的有太白山、提笼山、秦凤山、定军山、贺兰山与通统山等。这些山堂之间虽然互相联系，在反清这一点上也相一致，但并未形成统一的组织与领导。大体上陕北较少，关中较多，陕南更多。刀客是关中地区渭河两岸的一批特殊人物，因每人携带一把“关山刀子”，作为自卫武器，人们称他们为“刀客”，主要由破产农民和城市手工业者组成。最初多三两成群，贩运私盐、私茶，或为商家充当保镖。既有反抗意识，也颇具抱打不平、拔刀相助的义气。没有具体的组织，更没有明确的政治目标和统一领导。辛亥革命时期多集体加入军队①。

陕西的革命党人最初对联络会党也颇有分歧。有些同盟会员认为会党知识浅陋，难以接受革命道理，加之力量分散，难以集中，并担心会党会泄露秘密。经过长时间酝酿讨论，才最后决定联络哥老会与刀客。新军中的哥老会，经过具有哥老会与同盟会双重身份的钱鼎的活动，接受了同盟会的纲领。宣统二年（1910），同盟会主要人物与新军头目，同哥老会首领在西安大雁塔举行了一次结盟仪式，在大慈恩寺佛像前供奉“关帝圣君”神位，供桌上摆着香表蜡烛，由哥老会中资深的朱福胜带领众人叩拜礼，歃血盟誓，巩固了同盟会与哥老会间的团结，为辛亥武装起义奠定了基础。

宣统三年（1911），四川保路运动给了正在酝酿中的陕西革命以有力的推动。当时西安城内盛传新军中的革命党人将于农历八月十五日举行起义，清廷遂加强了戒备。不久，武昌起义的消息传来，使原已准备起义的陕西新军，如弦上之箭，不得不发。他们决定在九月八日（10月29日）举行起义，旋因新军突然接到开拔之令，起义又被迫提前举行。当时同盟会在新军中的影响远不如哥老会大，也未建立自己的组织。哥老会则在新军中建有与军队编制相应的组织系统，标有“标航”，营有“营舵”，控制着本标、营的哥老会成员。起义爆发后，新军中原有的建制被打乱，哥老会在新军中的各级舵把子和资深人物，便顺利地控制了各个队伍的领导权。所以西安的起义及攻打满城，和后来东西两路抗击清军，主力都是哥老会。这样，军政府成立后，实权便控制在哥老会手中了。这时，哥老会的弱点也逐渐暴露出来。哥老会首领万炳南公开争着要当大统领，张云山也同军政府领导人张凤翙唱对台戏，而且到处增设“码头”，散发“票布”，扩展势力，以为是哥老会出头的日子到了。甚至干涉地方行政事务，把“码头”置于地方行政之上。有的甚至勒索、抢劫财物，激起地方民众的义愤，给革命带来严重危害。

6.海外洪门。辛亥革命前，海外洪门在华侨中拥有相当大的势力。美洲华侨之洪门团体，称“致公堂”，“华侨列籍堂内者，占十分之八九”①。在东南亚华侨中，情况也大体相同。道光年间，新加坡已有天地会成员10000余人，占华侨总数的十分之八②。到光绪十六年（1890）末，新加坡秘密会党成员已达68000余人③。在越南华侨中，从事体力劳动者，十之八九都参加了洪门组织三合会④。但是，海外洪门组织，主要在华侨中从事互济互助性质的福利工作，很少

①《陕西辛亥革命回忆录》，第258—278页。①冯自由：《革命逸史》第6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9页。②俞云波：《海外天地会研究》，见《会党史研究》，第113页。③蔡少卿：《中国近代会党史研究》，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399页。④广东文史资料选辑：《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史料专辑，第27页。

政治内容，以“联卫共济，手足互助，患难相顾”为堂规，以“捍御祸害”，“赒恤同人”为义务，成为华侨藉以对付逆境，互济互助的福利性团体，在北美曾以“华人共济会”的名义，在当地政府注册。各个“堂口”之间，往往为了各自的利益或意气之争，互相斗殴，称为“堂斗”，影响了华侨内部的团结。而且有极深的门户之见，凡非洪门弟兄，皆视为“细仔”，即奸细。所以当孙中山最早在美洲宣传革命时，因未入洪门，“洪门人士无助之者，即以其非同盟手足也”。孙中山感到，“非列籍洪门，不足以联络多数之同志”，遂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在檀香山加入洪门，并成为“洪棍”①。这使他后来在美洲的革命活动，得到洪门组织的大力支持与帮助。

孙中山加入洪门后，不仅向洪门成员灌输反清革命的思想，而且从组织上加以整顿，纲领上加以改造。他首先提出重订洪门章程，规定各地洪门组织“前有名目不同者，今概改正，名曰致公堂，以昭划一”。并且明确美洲致公堂“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其宗旨。其次，又倡议洪门总注册，以整顿美洲各地的洪门组织。再其次，为了争取更多的海外华侨加入革命组织，孙中山与美洲洪门首领黄三德商定，将美洲致公堂与同盟会合并。在《致公总堂广告》中提出：“同盟会员热心祖国，全体公认其未入洪门者，一律入围，联成一体。”“尽释从前门户之见，冀赞将来光复之伟业”②。经过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的努力，美洲致公堂从原来一个华侨中福利性组织，变成了倾向于反清革命的团体，在辛亥革命中，起了重要作用。

首先，为革命党人举行的历次武装起义筹款。为了支援反清革命，美国和加拿大的致公堂建立了“洪门筹饷局”，为革命党人的武装起义筹集活动经费与购买军火之资金。宣统三年（1911）广州起义前夕，急需军火，加拿大维多利亚的致公堂，因临时捐款“缓不济急”，遂决定把该地致公堂堂楼向银行抵押30000元港币，全部汇给设在香港的革命军统筹部。其后各地致公堂纷纷效仿，“变产助饷”。其次，组织洪门成员积极回国直接参加武装起义。光绪二十一年（1895）广州起义前，檀香山洪门成员邓荫南返回广东，“时常来往于香港、广州间，为义师尽力”①。陈南、黄复、邓子瑜、许雪秋等洪门中人，都积极回国参加辛亥革命。光绪二十六年（1900）惠州起义时，有大批洪门成员参加。据《香港西报》所载，当时惠州起义时革命党人与深圳会党“联成一气”，并有“在美洲及新嘉坡之会友相助”②。

①冯自由：《革命逸史》第6集，《致公堂与孙总理》。②近代史资料专刊：《华侨与辛亥革命》，第287页。①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第43页。②《辛亥革命》第1册，第239页。

第一节鸦片战争到太平天国时期第十五章新式学堂的开办与留学运动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