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读书 >
- 中国通史 - 白寿彝 >
- 中国通史第十一卷近代前编 >
- 丁编传记 >
- 第二十四章孙中山
第一节探索救国的途径
孙中山，名文，幼名帝象，谱名德明，字载之，又字公武，号日新，嗣号逸仙。旅居日本时曾化名“中山樵”，“中山”之名由此而来。在海外从事革命活动时，还曾化名陈文、陈载之、张宣、吴仲、高达生、萧大江、杜嘉诺、高野长雄、Dokans、Alaha等。笔名则曾用“南洋小学”。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市）翠亨村人，同治五年十月初六日（1866年11月12日）生。孙中山之父孙达成是佃耕农，早年在澳门当鞋匠。母杨氏、姊孙妙茜均参与农业劳动；兄孙眉曾受佣于邻村大户。因家境困苦，孙中山自幼参加农业辅助劳动，10岁始入塾，据他自称“幼年从学村塾，仅识之无”①，他的国学知识主要是长成后补习自修所得。
孙眉于同治十年（1871）赴檀香山为雇工，数年后自营牧场，孙家境况日趋改善。光绪四年（1878），孙中山远涉重洋至檀香山，在孙眉开设的商店协理店务，旋入意奥兰尼（Iolani）学校（男子中学）学习3年，毕业后又就读于奥阿厚（Oahu）书院（高级中学）数月。孙中山从这些英美教会所办、以英语授课的学校中接受西方科学文化知识的基础教育，开始受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所熏陶，并对西方教育制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后来记述：“至檀香山就傅西校，见其教法之善，远甚吾乡。故每课暇，辄与周围同学相谈衷曲，而改良祖国，拯救同群之愿。于是乎生。当时所怀，一若必使我国人人皆免苦难，皆享福乐而后快者。”①
光绪九年（1883），孙中山自檀香山归国。他对祖国的贫困落后颇感不满。居翠亨期间，在他倡议下，村里采取了一些兴革乡政的措施，“如教育、防盗、街灯、清道、防病，皆为筹办”①。为破除封建迷信，他又与同村好友陆皓东毁坏了北帝庙偶像。这种渎神行为遭到村民的指责，他被迫赴香港。年底，孙中山在香港入基督教。
孙中山先后进入香港的中等学校——拔萃书室（DiocesanBoy’sHome）、中央书院（CentralSchool），即后来的维多利书院（VictoriaCollege）、皇仁书院（Queen’sCollege）读书。此期间爆发了中法战争，民族危机激起人们的爱国热情。孙中山受到香港工人反法爱国斗争的鼓舞，觉得这个斗争“证明中国人已经有相当觉悟”，“表示中国人还有种族的团结力”②。他对清廷在打胜仗的情况下卑怯求和的行径深感愤慨，从而滋生了“倾覆清廷”的意念。
光绪十一年（1885），孙中山与卢慕贞结婚，后生有一子（孙科）二女。卢氏乃一无文化的家庭妇女，因孙中山长期在外求学和从事政治活动，双方甚少在一起共同生活。
①引自宓汝成文，见《中国科技史料》1996年第17卷3期，第40页。①《在广州岭南学堂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59页。①《在广州岭南学堂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359页。②郑东梦编：《檀山华桥》，檀香山1929年版，第11页。
孙中山想以治病造福人群，遂于光绪十二年（1886）年进入广州博济医院附属南华医学堂学习。同学之中，他与同会党关系密切的郑士良志趣相投，并得以了解会党的反清宗旨及其组织情况。翌年，孙中山转学到香港西医书院（CollegeOfMedicineforChinese.HongKong）。他学习勤奋，成绩优异，经常名列前茅。且于课余博览中国经史和西方的政治、军事、历史、物理、农学等类书籍，特别喜读达尔文《物种起源》、《法国革命史》以及欧美资产阶级革命家传记。时值资产阶级维新爱国思潮鼓荡全国，孙中山颇受早期维新思想家何启、郑观应等人的影响，曾撰写政论投寄港、沪各报刊，并于光绪十六年（1890）致函香山一位具有维新思想的退职官员郑藻如，提出振兴农桑，戒绝鸦片，遍设学校三项建议，希望先在本县倡行，再向全国推广。与此同时，他常对亲友发表不满清朝的言论，与陈少白、尤列、杨鹤龄三人尤为投契，互抒救国抱负，倾慕洪秀全，被人称为“四大寇”。他与香港知识分子的爱国小团体辅仁文社成员杨衢云等也颇多往来。
光绪十八年（1892），孙中山在香港西医书院毕业。他到澳门镜湖医院任西医师，并自设中西药局。次年，因受葡籍医生排挤，转赴广州开设东西药局。行医期间，他以更大的热情努力探索各种救国途径：一方面加强与会党等反清力量的联系，甚至曾与陆皓东、郑士良、尤列等数人共同酝酿冀图建立一个以“驱除鞑虏，恢复华夏”为宗旨，名为“兴中会”的反清组织；另方面又打算制订一项全面发展中国社会经济的计划，争取统治集团中开明人士的支持，并通过他们在全国实行，而他本人还准备前往法国等国考察发展农业的经验。
光绪二十年五月（1894年6月），孙中山偕陆皓东至天津上书直隶总督李鸿章。在由他起草的达8000余字的长函中，主张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体制，使“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即从发展教育事业、农业、工矿业、商业和交通运输企业四个方面着手，作为中国“富强之大径，治国之大本”③。但孙中山未受李鸿章接见，上书亦未被理睬，深感失望。当时，适逢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即甲午战争），孙中山对清廷在战争初期的颟顸无能尤感愤懑。于是，他毅然抛弃了对清廷的幻想并摆脱了改良主义的羁绊，成为中国民主革命事业的开拓者。
③参见［美］林百克著，徐植仁译：《孙逸仙传记》，上海三民公司1926年版，第157—16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