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国人介绍和引进西方生物学

鸦片战争的失败，使我国的统治阶层初步意识到我国的落后，于是，不得不搞点“洋务”、翻译些西方书籍，显示出一些输入西方科学技术知识的要求。随之便出现了一些翻译和传授西方科技知识的机构，如1862年清政府开设的京师同文馆，后二年又分别在上海和广州两地设立广方言馆。1866年，设福州船政学堂。次年又在上海江南制造局内设上海机械学堂。1874年，还有西方人倡设但有部分中国人参加的格致书院。但是上世纪这些学堂以及稍后成立的一些学堂主要教授外语、工业技术或军事，基本与生物学无关，只有1893年湖北设立的自强学堂设有博物科，讲授动、植物课程。②但由于师资困难等原因，于1897年停办。

1897年创刊的《农学报》是我国最早的一种传播农业科技的专业刊物。此刊出版时间长达10年，共出版了315期。在《农学报》上刊出的文章主要是译文，有不少与生物学有关。如《论橡胶》、《植物始产诸地》、《论稻中成分之转移》、《论植物吸取地质多寡之率》、《阿芙蓉考》；日本宇田川榕庵编译的《植学启原》，松村任三的《植物学教科书》、《植物名汇》，以及“论益虫”、《普通动物学》、《日本昆虫学》等等。负责出版《农学报》的农学会还于本世纪初期翻译出版了一套《农学丛书》，其中有《森林学》和《造林学》等。

1903年，上海科学仪器馆钟观光等创办的《科学世界》，也刊载了一些传播生物学知识的文章。诸如《原生物》、《论动物学之效用》、《动物与外界之关系》、《人类与猿之比较》、及虞和钦的《植物对营养之适应说》、《植物受精说》、《植物吸收淡气之新实验》；虞和寅的《植物学略史》，虞翼祖的《有用植物及有毒植物述略》，胡雪斋的《植物营养上之紧要原质》等等①。

在本世纪初，介绍生物学知识比较多的有上海宏文馆薛蛰龙等办的《理学杂志》。其1906年发行的第一期中有神武的《说蚊》，公侠（即薛蛰龙）的《植物与日光的关系》（第二、三期连载），仲箎的《野外植物》（第二、三、四、六期连载），侠民的《植物学语汇》（第二期连载）。第二期有金一的《人猿同祖说》，公侠的《论动物之本能与其习惯》。1907年继续刊出的第三期有金一的《蚕性说》，公侠的《我国中世代之植物》，志群的《植物园构设法》（第四、五期连载）。第四期有松岑的《动物之彩色观》、《拔克台里亚（细菌）广论》。第五期刊有十九世纪5位德国植物学家的照片，登载了清任的《蚕体解剖学》，国城的《植物品种之改良》，公侠的《昆虫采集之预备》（第六期连载），《十九世纪德国植物学家略传》，《植物研究会缘起》。还节录了福勃士和赫姆斯莱的《中国植物名录》的部分内容编成《中国植物之种类》。第六期有凤尾生的《生物之道德观》，仲箎的《养蚕谈》以及《犬与狼及豹之关系》。据《植物园构设法》一文介绍，至迟在1906年，京师大学堂已设有植物园。

②参见黄汲清：《辛亥革命前地质科学的中国先驱》，《中国科技史料》1982年第2期；黄汲清：《略述中国早期地质工作中名列第一的先驱学者》，《中国科技史料》1988年第1期。①李亮恭：《中国生物学发展史》，（台湾）中央文物供应社1983年版，164页。

1909年，金陵大学创办的《金陵光》、1910年中国地学会创办的《地学杂志》也刊出一些生物学方面的文章，如植物学家钟观光的10篇“旅行采集记”就是在《地学杂志》中刊登的。很显然，在本世纪的前十年，一些有识之士已进行了力所能及的铺垫工作，除较系统地介绍各种生物学知识外，主要体现在已有初步的组织，注意到植物学术语，设置了研究实习用的植物园，并传播了野外动植物实习采集的一些基本知识。热心的推进者还开始介绍生物学史，以引起公众更广泛的兴趣，促进生物科学的发展。在这一时期，有些从日本留学回来的学生可能开始采集植物标本。

当然，稍后几年一些与生物学关系更加密切的科学杂志更多的涌现。1914年，由中华博物学会创编，商务印书馆印行的《博物学杂志》开始出版。1915年，中国科学社主编的高质量自然科学期刊——《科学》开始刊行。此刊从一开始就登有大量的生物学文章。1918年，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博物学会创办了《博物学会杂志》（后改名为《武昌师范大学博物学会杂志》，1924年又改名为《生物学杂志》）。五四运动以前，许多一般性的杂志，如《东方杂志》、《中华学生界》、《妇女杂志》也都刊行过一些生物学的科普文章。如1913年的《进步杂志》和1915年的《东方杂志》都刊登过介绍孟德尔遗传学说的文章。显然，在本世纪的前二十年，无论是刊登生物学文章的杂志数量，还是生物学文章本身的数量都比上个世纪大大增加，而且质量也在不断提高。

进入本世纪，有关生物学的教科书和教学参考用书也有所增加。1905年峨嵋教育部出版了由黄明藻编写的一本小书——《植物讲义》。1906年，山西大学也翻译出版了《植物学教科书》。上海宏文馆等书局出版了供中学用的《动物学》、《植物学》教材及《博物学大辞典》等参考书。1908年，京师译学馆教授及农工商部农事试验场场长叶基桢编写了《植物学》。1911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奚若等人翻译的《胡尔德氏植物学教科书》。1918年，商务印书馆还出版了马君武编译的《实用主义植物学教科书》，此书大部分取材德国施迈尔（Schmeil）的《植物学》（Lehre－buchderBotanik）。全书421页。分为（一）总论：第一章、细胞学，第一节、细胞概论，第二节、细胞之内容，第三节、细胞膜，第四节、细胞团体；第二章、植物形态学及生理学，第一节、叶之形态及生理，第二节、根之形态及生理，第三节、茎之形态及生理，第四节、花之形态及生理，第五节、果实和种子之形态及生理。（二）各论：第三章、植物分类学，第一节隐花植物，第二节显花植物。全书有图356幅。②

1918年，商务印书馆又出版了《植物学大辞典》。这是一部重要的著作，在1905年前后即着手编写。除作为主持人的著名学者杜亚泉外，留学日本归来的植物学者黄以仁大约是主要的编辑人之一。1917年，蔡元培曾在《东方杂志》发表该书的序言，文中指出编者们“有感于植物学辞典之需要，而商务印书馆乃有此植物学大辞典之计划，集十三人之力，历十二年之久，而成此一千七百有余面之巨帙。吾国近出科学辞典，译博无逾此者”。杜亚泉在书中的序言写到该辞典的编著的缘起和目的。他写道：“吾等编译中小学校教科书，或译自西文，或采诸东籍，遇一西文之植物学名，欲求吾国固有之普通名，辄不可得，常间接求诸东籍……故其计划不过作一植物学名与中日

②谢振声：《上海科学仪器馆与〈科学世界〉》，《中国科技史料》1989年2期。

两国普通名之对照表而已。既而以仅列名称不详其科属、形态及应用，则其物之为草为木，为果为蔬，茫然不辨，仍无以适用。吾等乃扩张计划，而系之以说，附之以图。”从中不难看出编者的良苦用心。

《植物大辞典》包含植物名称和植物学名词8980条。每种植物之下给出中文名称、拉丁学名和日文名称。该植物的形态描述，产地和用途，以及别名的考证等。还附有插图1000余幅。植物学名词之下则给出对应的英文和德文。书后还附有拉丁学名和日名的索引。很显然，这本植物学辞典对于普及近代植物学知识、推动我国近代植物学的发展意义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