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生物学教育和科研的始萌

1902年，京师大学堂创立师范馆，目标是培养“中学堂的教员”。教学的内容分四个门类，其中第四类（博物类）为植物学、动物学、生理学和矿物学，授课教师是日本人。1904年，师范馆改为优级师范科。1907年，原师范馆第四类有24人毕业。1908年，京师大学堂的优级师范科改为优级师范学堂。课程设置与原来类似，第四类的主要课程是植物学、动物学、生理学，其次是矿物学和农学。在这以后，许多省份都先后设立了优级师范学堂，也有类似上述的课程设置。①此外，京师大学堂还曾开办过博物实习科简易班，于1907年招生。重要课程分为三类：(1)制造标本，专以制造动植物标本为能事。其中又分剥制、解体、卵壳、骨骼、昆虫、切片。(2)图画。(3)模型。当时的教师大多为日本人。据说在1906年的时候，京师大学堂开始设立了供教学实习用的一个植物园。这可能是我国近代植物学意义上的第一个植物园。①

民国初年，前清时期的优级师范学堂都改为高等师范学校。教育部在全国分区设立的7所高等师范学校和另外6所省立的高等师范学校，大多设立了包含生物学的博物部。其中影响较大的是1912年成立的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该校将原第四类设置改为理科第三部，后来又改为博物部，聘请出国归来的留学生任教。其中有博物部动物学教授兼主任人类学家陈映潢，植物学教授彭世芳，以及蒋维乔、吴续祖、张永朴等。我国著名的生物学家雍克昌、孔宪武、张作人、陈兼善都是该校早年的毕业生。1913年成立的武昌高等师范学校的博物部，是次年植物学家张珽从日本留学回来才设立的。在这里任教的还有王其澍、王海铸、薛德焴等。生物学家何定杰和辛树帜是该部的第一届和第三届的毕业生。1915年，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成立，该校未设博物部，但从1917年开始设有农业专修科，由留学美国的农学家邹秉文任主任并讲授植物学。从1919年开始，从美国留学回国的胡先骕、秉志、钱崇澍都曾在此授课。虽其任务主要在培养农业院校的师资人才，但其基础学科也是动植物学。该校后与东南大学合并成立了生物系。该科的前两班学生分别于1920年和1921年毕业。其中不少后来成为著名的农学家和生物学家。如金善宝、冯泽芳、王家楫、伍献文、寿振黄及严楚江等。广东、成都、及沈阳的高等师范设立博物部晚一些，但最迟的到1918年都已招生。1923年以后，这些学校都改为大学，为我国的生物科学教育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此外，1917年，北京大学也设立了生物学门（后改系），教授有留学法国归来的李石曾和谭熙鸿，以及钟观光。其后金陵女子大学也于1920年成立了生物系。

上面的论述表明，我国生物学教育的形成，主要依靠从海外留学归来的学者。众所周知，自上个世纪末开始，为了国家的富强和发展，我国有许多青年出国留学。正是早期我国这一批批留学人员把西方的近代科学引进到我国，并使之在我国立下根基和得到发展的。在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出国留学的以去日本的为多。其中有不少是学林学和生物学的。如林学家陈嵘和梁希

①王宗训：《近代植物学史总论》，载汪振儒主编：《中国植物学史》，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21—143页。

①薛攀皋：《我国生物系的早期发展概况》，《中国科技史料》，11（2）—65，1990年。

都是1906年留学日本的学生，差不多同一时期留学日本学习植物学和动物学的大约还有黄以仁和张珽及张巨伯等。但自本世纪的1907年以来，留学美国和西欧各国的学生也迅速增加。其中学农林生物的人也不少。如1907年，韩安到美国密执安大学学林学，并于1911年获林学硕士学位。次年，邹树文亦至康奈尔大学学习昆虫学。1909年，秉志进入美国康奈尔大学农学院（生物系）学习，并于1918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与他同年出国留学的金邦正和凌道扬则分别在康奈尔大学和耶鲁大学获得林学硕士学位。1910年和1912年，钱崇澍和胡先骕也先后到美国留学。较早到西欧留学学生物的有去法国的李石曾等。早期这批留学生大多怀着满腔的报国热情求学，学成归来后，如前所述，成为我国的生物学教育和科研的中坚力量，为我国的生物科学培养了大批的人才。

大约在1907年的时候，有人即在上海成立过植物研究会②，但没有什么影响。1915年，留美学生任鸿隽、赵元任、胡达、秉志、过探先、金邦正等人在美国纽约州的伊萨卡成立了中国科学社。该社的成立在我国近代科技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同时对于我国的生物学的发展也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同年，他们还创办了《科学》期刊。1918年，科学社总部从美国迁到中国的南京。

在我国最早进行生物标本采集的可能是留日学者黄以仁，他于1910年前后在江苏和山东采集过植物标本，而且曾将标本送到日本请有关的专家鉴定，1911年日本的《植物学杂志》发表了这批标本的鉴定文章。黄采的标本数量不多，且送到国外，所以在国内没有什么影响。从1911年开始，钟观光先生也开始采集植物标本，他是我国学者自己大规模采集植物标本的第一人。1916年，钟观光在北京大学任副教授，这给他提供了更好的考察、采集和研究植物的机会。从1918年开始，他带着数名助手，先后到福建、广东、广西、云南、安徽、江西、浙江、湖北、四川、陕西、河南、山西等省作了4年多的生物学采集，历尽艰辛，共采得腊叶植物标本16000多种，计15万多号；动物标本数百种；以及大量的植物果实、根茎和竹类等。为创建北京大学和浙江大学农学院的标本室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在本世纪二十年代以前，我国的学者主要进行的是传播和吸收近代生物学的工作。但也有一些学者也开始发表研究论文。如秉志于1915年发表的《加拿大金杆草虫瘿内的昆虫》；钱崇澍于1916年发表的《宾州毛茛的两个亚洲近缘种》；胡先骕1915年发表的《菌类鉴别法》。一些学者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开始局部地方动植物名录的编写工作。1914年，吴家煦发表了数篇的《江苏植物志略》，1918年至1923年间，张珽发表了十余篇的《武昌植物名录》；此外还有一些学者发表了广东和浙江一些地方的植物名录等等。

总之，在1915年前后，随着我国一批在海外受过良好生物学教育的留学生的学成归来，及与像钟观光等国内成长起来的富于创业精神的生物学家的共同奋斗，使我国近代生物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他们教书育人，普及生物学知识，培养和造就了大批的生物科学人才；他们带头考察、采集生物标本并进行开创性的生物学研究工作；不仅如此，他们还在“科学救国”的旗帜下，团结一致，切磋学术，为祖国的生物科学事业努力奋斗。正是这批人，在这一时期为我国近代生物科学奠定了基础。

②以益：《植物园构设法》，《理学杂志》1907年第3期5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