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传统医学的缓慢发展

清代以来，由于封建保守思想的极端发展，中医的发展是极为缓慢的，有些方面甚或停滞不前。

医学文献学

在尊经复古之风的影响下，医学考据之风盛行，对前代重要经典著作进行了大量的文献学研究，包括考证、校勘、注疏及辑复等，并出现了一大批文献整理性质的著作，如类书、全书、丛书等一类作品。

作为最重要的经典作品《黄帝内经》，是受到最多注意的一部医经。这一时期，有关《黄帝内经》的考证、训诂、注疏及校勘等著作层出不穷。如著名考据家、经学家俞樾，对《内经》做了48条经文的考证，后经他人集为《内经辨言》（1850年）。另一考据家陆懋修则著有《内经难字音义》、《内经音义稿》等等，对该经的难字进行训诂和考据（1866年）。其他尚有胡澍的《黄帝内经素问校义》（1880年）、高玉章等的《素问直讲》（1867年）。除了一般的注疏训释之外，还有一类是对《内经》中某些专题进行研究和发挥的。如廖平曾辑有《六译馆医学丛书》（1913年），共辑有5种有关《内经》的评注及考释。对《内经》中运气学说的研究则更多，包括陆懋修的《内经运气表》、《内经运气病释》，薛福辰的《素问运气图说》、陈在山的《运气举要》、高思敬的《运气指掌》等等，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当然，在西医学思潮的影响下，也有少量开始用一些初步的西医知识对《内经》进行阐释的。如唐容川的《医经精义》（1892），就属于这一类，但由于其对西医的了解有限，故其见解的新义也十分有限。

这一时期，对另一部医经《难经》也做了一些文献学的整理工作。如叶霖的《难经正义》（1895年），对原著进行了校注，并参照以往注家的内容作了发挥。王廷俊的《难经摘抄》则整理和保存了原著的面貌，对后世研究该书有一定参考价值。

对张仲景的《伤寒论》和《金匮要略》，由于其在临证中具有重要的实用价值，研究者不乏其人，较清代以前有明显的增多，有的还提出不少新的观点和见解。例如，陆懋修的《校正王朴庄伤寒论注》、高学山的《伤寒论尚论辨似》，都提出个人的新见解，以与其前代的注家进行商榷质疑，各不失为一家之言。应当提出的是，由于受西洋医学思想的影响，有些医家提出以中西医汇通的思想对《伤寒论》进行发挥和重新评价。其中以中西医汇通大家唐容川最有代表性。他的《六经方证中西通解》（1884年）、《伤寒论浅注补正》（1894年），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作。而对《金匮要略》一书进行整理和发挥的，则有陆懋修《仲景方汇录》、杨希闽的《金匮百七十五方解略》、王介庵的《金匮平脉辨脉汇编》等。当然，也不乏对张仲景这两部书进行综合研究者，如胡嗣超的《伤寒杂病论》和李缵文的《订正医圣全集》，都属于这一类。

医案和医话这两类著作的整理出版，也是这一时期的一个特点。医案大致有两类：一是整理个人临证心得，一是把他人主要是前代医家的验案加以收集。前者如温病学家王孟英的《王氏医案》。此书包括《回春录》、《正

续编》、《仁术志》、《三编》等；还有《王旭高临证医案》、《马培之外科医案》等。后者则有柳宝诒的《柳选四家医案》、罗定昌《医案类录》等。在医话方面，陆以湉的《冷庐医话》最为著名，五卷中包括医范、医鉴、慎疾、慎药、保生和诊法、用药，最后还集有历代名医的验案，以病证为纲，此书对后世颇有影响。柳宝诒的《惜余医话》，也属于这一时期较有代表性的作品。

编纂大型的医学丛书、全书等著作，是这一时期的另一个特点。其中著名的有陈修园的《南雅堂医学全书》。陈氏的著作文字较为通俗，为一般医家所乐于接受，切于实用，流传颇广，后世书商常于其中加入其他医家著作而形成《陈修园医书二十一种》，或四十种、六十种甚至七十二种者；而陆懋修的《世补斋医书》、周学海的《周氏医学丛书》、邹汉璜的《邹氏纯懿庐集》、雷丰的《雷氏慎修堂医书三种》等，都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另有唐容川的《中西汇通医书五种》等，则是中西医汇通方面的丛书。在全书方面，本阶段末期有《医学易知》，又称《医学捷径》，全书包括医药及临证各科内容共14种，比较全面。

临证医学

尽管这一阶段的临证医学发展缓慢，也比较平淡，缺少突出的成就可言，但仍有少数医家值得一提，其中费伯雄及王孟英两人较有成就。费伯雄（1800—1879）为江苏武进孟河人，幼时聪颖过人，人称“神童”，因其医名而曾奉召进京为道光帝及其太后治病获效而名噪一时。他曾著有《医醇》一书，自认为所言皆醇正不杂。后因战乱，其稿毁于兵火，及至晚年，仍凭记忆，追记原书内容，与原稿相比，“不及十之二三”①，遂取书名为《医醇剩义》。其医疗思想以师古而不泥于古，“巧不离乎规矩而实不泥乎规矩”①，对内科杂病颇有发挥，如仅以“火”证一门，就列出十多种火，除内脏火证外，还提出诸如毒火、郁火、痰火、邪火、湿火、风火等一类火证，论证较详。王孟英主要贡献为温热病，其著作《温热经纬》等有不少创见。其先著成之《霍乱论》，经二十余年之实践，于晚年增补成《随息居重订霍乱论》（1862年），认为霍乱一证有时疫与非时疫之别，指出大流行之原因乃“人烟繁华，地区愈热，室庐稠密，秽气愈盛，附廓之河，藏垢纳污，水皆恶浊不堪”②之故，这是很正确的。治疗则分寒热两大类。此外，王旭高的《肝病论治》，也是这一时期较有影响之作。

在外科方面，中医外科至这一时期主要集中于外治法。马培之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他的治疗特点是强调外证不能只着眼于局部，而要内外兼治，在使用古代各种丸、散、膏、丹等从内而治之外，还用刀针相结合，内外并举，具有辨证论治的整体观思想，主要著作有《马评外科全生集》、《外科传薪集》及《医略存真》等。另一外科医家为吴尚先，更确切一些应称为外治法医家。吴尚先（1806—1886）字师机，为杭州人，他从事外治法研究长达20年，提倡不论内、外、妇、儿各科之病证，均可以外治薄贴（膏药）之

①公侠：《植物研究会缘起》，《理学杂志》1907年第5期，9～10页。①费伯雄：《医醇剩义》。②《孟河四家医集》。

法治疗，并罗列出枕药、捣涂、掌摊、绢熨、点眼、纳脐、卧砂、围炉等多种外治方法，提出“凡病多从外入，故医有外治法……矧上用嚏，中用填，下用坐，尤捷于内服”③。其治疗心得经反复记录修改，著成《理瀹骈文》一书，别树一帜，对后世颇有影响。

这一时期出现的张振鋆《厘正按摩要术》，对于用手法治疗小儿科之病证颇有发挥，且全书图文并茂。书中还提出按摩时，尚需兼用服药，内外同治。儿科方面值得提出的是已开始传播西方引进之牛痘接种，并认为痘疮是一种疠气，即烈性传染病。

在妇产科方面，潘蔚的《女科要略》，对胎前产后病证，尤有心得，提出“胎前则顺气安胎，产后则扶虚消瘀”，确是的论。另一医家单南山，强调胎产病之治则是“胎前专以清热补脾为主，……产后专以大补气血、兼行滞为主”①，确有异曲同工之妙。

本阶段在喉科方面有一定的进展，主要是由于多次喉痧大流行，遍及全国，为害甚烈。为了探索此证的诊治，不少医家致力于喉证的鉴别。盖因喉证种类多，有急缓轻重之分，此时流行之喉痧，实为现时所指之白喉，医家多致力于其鉴别诊断。著名的专著有沈善谦的《喉科心法》、夏春农的《疫喉浅论》，对喉痧则分其初起及病情变化，因证施治，对后世有一定影响。

中药学和方剂学的进展

传统中药学源于《神农本草经》，历代虽出现不少新的本草学著作，但对本经至此时期仍有不少人致力钻研。本时期顾观光对《神农本草经》的辑复，是历代诸辑复本中较好的一种。由于顾氏是具有相当深厚的文史基础的文人，后来又专志习医，他整复《神农本草经》就具有比其他人优越的条件。他认为：“大率考古者不知医，业医者不知古，遂使赤文绿字，埋没于陈编蠹简之中”②，因而根据他的文史修养，从《证类本草》、《本草衍义》、《抱朴子》、《博物志》、《太平御览》、《本草纲目》等有关著作中辑出365种中药。他明确提出他辑复此书的目的是“为考古计，非为业医计也”①。因此，此辑本是一部比较理想的辑本，具有较好的文献学价值。

正如历代本草学的发展过程所示，这一时期虽比较短暂，仍然有一些本草学家依照历代本草学者的惯例，根据个人用药的体会与经验，重新编纂本草著作。如屠道和的《本草汇纂》和周岩的《本草思辨录》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本草汇纂》（1863年）的编纂，是综合了不同的分类方法进行的，全书共收药560种，以药物的药性为分类依据，计分成31类，即温补、平补、补火、滋水、温肾、温涩、寒涩、收敛、镇虚、散寒、驱风、散湿、散热、吐散、温散、平散、渗湿、泻湿、泻水、降痰、泻热、泻火、下气、平泻、温血、凉血、下血、杀虫、发毒、解毒、毒物。书中又以其自然属性另分出谷、菜、果、禽兽、鳞等五部。在另一卷中，则又仿古代通用药之例，以病

③《霍乱论·热证》。①吴尚先：《理瀹骈文》。②单南山：《胎产指南·女科总论》。①顾观光辑：《神农本草经·自序》。

为纲，每纲之下列所用药物，计依五脏六腑各脏器所受之病证包括风、寒、暑、湿、燥、火、热、痰、气、血、积、痛等，列200余种病证，各证均列所用之药物。因此，本书是一部切于实用，取诸家之长的本草著作。《本草思辨录》为周岩所作，刊于1904年，作者对128种常用中药之临证应用，依据其个人经验，进行了详细的辨识，其立论主要从张仲景之《伤寒论》、《金匮要略》二书中的方剂的方意加以发挥，颇有个人见地，具有时代特色。

中医的方剂，具有独特的品格，主要以复方为多。每一个时代的方剂，既有继承前代行之有效的旧方经方，又有自创的新方。迨至近代，历经数千年之考验，方剂以千万计，但行之有效的常用方，也并不特别多。清代名医汪昂于1682年所著之《医方集解》，主要系收集其前代一些验方，加以通俗化的解释，便于医家们推广应用，的确起到很好的普及作用。经过200年左右的实践，诸多医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至本阶段，名医费伯雄又著成《医方论》（1865年），书中除肯定了《医方集解》在历史上所起的积极作用外，他又发挥了师古不泥于古的精神，对该书中若干方剂之弊病作了无情的批评，如认为书中对李东垣的麻黄白术汤可治六经之各种病证不妥，评以“未闻可以六经通治也”。对书中所用其他古方，如朱丹溪越鞠丸、刘完素防风通圣散等等，也都批评时人滥用套用《医方集解》之弊，劝诫人们：“古人立方，不过昭示大法”，要灵活运用，不可泥古不化，“方能得古人之意”②，确是击中时弊的中肯之言。

这一时期另一重要方剂学著作是鲍相璈的《验方新编》（1846年）。此书收集民间一些行之有效的方剂共3200余首，分92门罗列，其中不乏颇有效验的方剂。

②顾观光辑：《神农本草经·自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