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中西医汇通派的产生

本历史阶段西医的输入，是中国医学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西医作为一门科学，在保障我国人民的健康方面，是有其客观上的积极意义的。由于我国传统医学与西医学在思想方法及研究方法上，并不属于同一个体系，而是各有特点，因此，客观上就形成了两个不同体系的医疗系统。

面对这种客观形势，如何对待外来的西医，就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在这里，有拒绝接受和排斥的，有全盘接受的，但最具代表意义的却是一种折衷的思潮，也就是所谓中西医汇通的思潮，这种思潮是近代中国文化在医学上的反映，是中国文化近代化变革的一个组成部分。

其实，在明末清初，西医学已经开始对我国医学界产生一些影响。有些医家已在自己的著作中收入一些西医的片断知识，如方以智在自己的著作中就收入一些西医的药物和解剖生理内容，但尚未形成中西汇通的思想。经过一二百年的接触，尤其是鸦片战争后教会医学的大量传播，终于促成了中西医汇通思潮的形成，并成为近代医学史上的一个学派。

中西医汇通学派的思想也并不完全一致。有的是出于维护中医的利益，使中医仍能继续生存，向前发展；有的则是企望从汇通的医学中，创造一种尽善尽美的医学。在这方面，有两位代表人物值得提出。

唐宗海（1846—1897），字容川，四川彭县人，医术高明，活人无数。在西医的冲击面前，他的思想产生极大的矛盾。他深知中、西两个医学体系互不相容，也认为西医与中医的医理及生理解剖方面，有一些相通之处，有必要加以融通。因此，他撰写了《中西汇通医书五种》，包括《中西汇通·医经精义》、《血证论》、《本草问答》等。他的主观愿望应该说是积极的，但从总的方面看，他对西医的观点并不全面，总认为西医在各方面皆不如中医。他认为古代中医不论在生理解剖，或医理阐释等方面，皆远远比西医高明，尤其是古代医经，认为西洋医学“与中国近医互有优劣，若与古圣《内经》、《本经》较之，则西洋远不及矣”①。这些论述也充分表现出他的保守思想，难于取得进一步的发展。

朱沛文（十九世纪中、下叶），字少廉，广东南海人。由于他出身中医世家，功底较好，且他亲眼目睹西洋医学在西医集中地区广州的种种实情，深知两种不同体系各有短长，需互相学习，但却不能强合。他的这种思想集中表现在他1892年著成的《华洋脏象约纂》一书中。他相当重视人体脏腑形体及功用，并主张医家应亲验脏腑，而不能空谈名理。他认为中西两种医学体系，各有长短，有可相通者，有的则不能强合，而要“存其互异”。所有这些思想，可以说是比较进步的，比起唐宗海、朱沛文的思想可以说更为正确与先进。只是因为当时对西医的整体还缺乏全面了解，在思想上也还有时代的局限，难于取得汇通中西的突出成就，这也是不能苛求的。

①《教务杂志》（ChineseRecorder）vol.14，p.2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