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惩儆恭亲王奕䜣

慈禧太后登上最高统治者的宝座之后，依靠曾国藩、李鸿章组织的地主武装湘军和淮军，勾结外国侵略势力，先后镇压了太平天国、捻军和云南、贵州、陕西、甘肃等地的苗民、回民起义，使清皇朝的统治得到暂时稳定。在统治集团内部她一方面采用洋务派“自强”和“求富”的方针，购买洋枪、洋炮，训练海军、陆军，开办一些新式的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以加强清皇朝的实力，另一方面又支持顽固派对洋务派进行牵制以巩固自己的统治。

随着慈禧太后地位的巩固，她和奕䜣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同治四年三月四日（1865年3月30日），编修蔡寿祺上疏弹劾奕䜣贪墨、骄盈、揽权、徇私，并要他“归政朝廷，退居藩邸，请别择懿亲议政”。尽管所劾各款，均无实据，但是，慈禧太后于三月初七日（4月2日）召见倭仁、周祖培等人时，却交给他们一份别字连篇的朱谕，指责奕䜣：“从议政以来，妄自尊大，诸多狂敖（傲）。以（倚）仗爵高权重，目无君上。看朕冲龄，诸多挟致（制）。往往谙始（暗使）离间，不可细问。每日召见，趾高气扬。言语之间，许多取巧，满口中胡谈乱道。”②谕令革去他的一切差使。这道朱谕，经周祖培等人修改后，当日由内阁颁发。

但是，这种做法，遭致许多亲王和大臣的反对。次日，惇亲王奕誴上书慈禧太后，说：“恭亲王自议政以来，办理事务，未闻有昭著劣迹，惟召对时语言词气之间诸多不检，究非臣民所共见共闻。而被参各款，查办又无实据，若遽行罢斥，窃恐传闻中外，议论纷然，于用人行政，似有关系，殊非浅鲜。”请求“饬下王公大臣集议，请旨施行”①。当天，慈禧太后召见孚郡王奕譓及军机大臣文祥等3人，令传谕王公大臣翰詹科道明日于内阁会议，将惇王、蔡寿祺的奏折发下，并对文祥等说：“恭亲王于召见时一切过失，恐误正事，因蔡寿祺折，不能不降旨示惩。惇王折亦不能不交议。均无成见，总以国事为重。朝廷用舍，一秉大公，从谏如流，固所不吝。君等固谓国家非王不治，但与外廷共议之，合疏请复任王，我听许焉可也。”于是，北京城内盛传慈禧太后的怒气已消，她对奕䜣仍然信任。宫中甚至传说，恭亲王将再行辅政。

但是，在会议之前，慈禧太后召见倭仁、周祖培、瑞常、万青藜、基溥、吴廷栋、王发桂等时，却讲了另一番话，她说：“恭王狂肆已甚，必不可复用。即如载龄人材，岂任尚书者乎？而王必予之。惇王今为疏争，前年在热河言恭王欲反者非惇王耶？汝曹为我平治之。”召见后，倭仁等至内阁与王公大臣等会议，转述了慈禧太后的意见，文祥也转述了昨天慈禧太后召见时的谈话。这两种意见，截然相反。诸臣相顾愕然，无所适从，不成议而散，定三月十四日（4月9日）再议②。

三月十三日（4月8日），醇郡王奕譞自东陵赶回北京，急上一疏为恭王求情，他说：“恭亲王感荷深恩，事烦任重，其勉图报效之心，为我臣民所共见。至其往往有失于检点之处，乃小节之亏，似非敢有心骄傲，且被参各款，本无实据，若因此遽尔罢斥，不免骇人听闻，于用人行政，殊有关系。”

②《上谕档》，咸丰十一年九月三十日。①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朱谕原件。②奕誴折，同治四年三月初八日。

请求慈禧太后宽其既往，令其改过自新，以观后效。慈禧太后将这一奏折也发交王大臣会议。

三月十四日，王大臣等再次在内阁会议，仍然议论纷纭。倭仁按照前日慈禧太后的面谕，起草了一份疏稿，认为醇王等疏可置勿议。肃亲王隆■惑等则赞同醇王的意见，写成另一疏稿，许多人表示赞同。倭仁不得不4次修改自己的疏稿。后来，军机大臣名列于倭仁折；礼亲王世铎及王公宗室大臣70余人则署名于肃王折；都察院、宗人府别有折；内阁学士殷兆镛、潘祖荫，给事中谭锺麟、广成，御史洗斌，学士王维珍等均有折上呈。慈禧太后感到这个问题如果得不到妥善解决，不仅会遭到统治集团内部的反对，而且会引起外国的干涉。既然惩儆的目的已经达到，于是顺水推舟，于十六日发布上谕：恭亲王奕䜣著即加恩仍在内廷行走，并仍管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事务。四月十四日（5月8日），慈禧太后又以奕䜣因谢恩召见，伏地痛哭，深自引咎，颇知愧悔为理由，让他仍在军机大臣上行走，议政王名目则不再恢复，奕䜣的权力，被大大地削弱了。

同治十二年一月二十六日（1873年2月23日），同治帝亲政，两宫太

后撤帘归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