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对华投资的发展及其投资权的争夺（1914—1931）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西方列强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先后卷入战争，无暇东顾。日本利用这个时机，乘机大规模扩大对华投资。首先，日本企业大批来华设立工厂，直接投资。有资料表明，从1912年到1919年，外国在华商家数从2000多家增加到8000余家。其中英商从1912年的592家增加到1919年的644家，美商从1912年的133家增加到1919年的314家，而日本在华商家数1912年为733家，1913年为1269家，1915年增加到2189家，1917年为2818家，1918年为4483家，1919年增加到4878家①。其次，日本大量插手北洋政府的军政、铁路借款。臭名昭著的“西原借款”就发生在这一时期。这期间，日本在华银行的总、分、支行不下100家，住友银行（1916年）、三菱银行（1917年）、三井银行（1917年）就是这一时期在华落户的。据不完全统计，1915—1918年间，外国对华贷款约计139笔，总额为292652265银元。其中日本对华贷款共68项，总计194160951银元，占这一时期列强对华贷款的66％，在对华贷款中遥遥领先。

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方各国对华投资发生了一些新变化。苏联社会主义国家宣布放弃沙皇俄国在华的一切特权，对华投资除中东铁路外基本上不存在。德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其在华特权丧失殆尽。于是在对华投资方面，就剩下英国、美国、法国与日本的竞争。英国、美国和法国对日本在华取得的经济优势深表不安，力图维持均势。

在借款问题上，美国指责日本“在财政上进行的西原借款和政治上要求的二十一条是同出一辙”，企图由美、英、法、日四国组成新四国银行团来控制，并要挟当时的北京政府：新银行团“应得顾问”中国财政收支和官吏任免，拥有查帐之权。1920年9月，新四国银行团成立，使日本独霸中国的局面发生了一些变化。经过1922年华盛顿会议，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就由历来的“互竞侵略”变成为“协同的侵略”，但这种均势只不过是新的对华争夺的起点。由于北京政府内部亲日派力量强大，因而日本的对华贷款尽管受美国的牵制，但增长速度仍是日本第一。北京政府这一时期借入的大量的无担保外债（这种无担保实际上是一种控制中国的手段，并非信誉）几乎都是由日本银行承担的。从具体的数字上看，1919年到1928年，北京政府共举借外债393笔，债务额为695188740银元。其中，日本的贷款123笔，债务额为370607518银元，占这一时期贷款额的53.3％。

1927年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政府成立后，其对外政策的重心更多地转向

①笔者根据档案算出，以后关于外债的数字未注明出处者均同此。①《美国花旗银行在华史料》，第607页。

了美国和英国。由于北京政府滥借外债造成中国债信的下降，南京政府成立初期几乎借不到外债，仅有的几次借款也是以美国和英国为多。据统计，从1928年到1931年，南京国民政府共举借外债14笔（包括对美、英、日三国的“宁案”、“汉案”赔款），借款额为53180861银元。其中美国6笔，债务额为46412617银元；英国4笔，债务额为4614474银元，两者占了这一时期国民政府债务的95.95％。

在直接投资方面，更得到了快速发展，从而使外国对华直接投资进入了扩张最迅速的时期。1921年，外商在华的商行一度达到了9511家，成为外商在华办厂个数最多的年份，而日本一国就有6141家。从增长速度上看，日本为11.2％，美国为9％，英国为4.3％，法国为4.2％。从年度投资上看，1920—1923年外国直接投资为16620万美元，1928年为9660万美元，1929年为17000万美元，1930年为20200万美元①。到1930年，外国投资总额达364880万美元，为1914年的2.1倍，为1920年的1.8倍。其中直接投资为1914年的2.5倍，为1920年的1.9倍。从国别来看，英国增加了60％，美国增加了3.3倍，日本则增加了5.6倍，跃居为对华投资的首位。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这一时期外资企业资本的集中和大托拉斯的活跃。外商大规模的工业企业，如瑞士汽巴公司（1919年），英商卜内门洋碱公司（1923年），德商的德孚洋行（1924年），美商德士古公司（1929年）、上海电力公司（1929年）等，均在此时成立。1934年改组成立的英商颐中烟草公司就是在这一时期奠定基础的。颐中烟草公司的前身——英美烟公司，是1902年由英国和美国的烟草公司合并而成的，1903年它吞并了在上海的英、美卷烟厂，又陆续在汉口、沈阳、天津、青岛等地设立卷烟厂，并收买了哈尔滨的俄商老巴夺烟厂。在这个基础上改组后的颐中烟草公司，拥有资本25000万元，成为一个完全操纵我国卷烟业的产供销各个环节的巨大的托拉斯。据统计，到抗日战争以前，中国大约有2800家外商企业（不计分支机构），但处于统治地位的不过是十几家公司和银行。如英国的对华投资，集中在怡和洋行、太古洋行、沙逊洋行3大系统。怡和洋行在中国有7大企业，在香港有12家企业，其投资的“中英银公司”，掌握了中国铁路和矿业借款。沙逊洋行控制着25家公司，在地产业中尤具优势。美国的对华公用事业投资，则由“美国电气债券公司”、“国际电报电话公司”两个托拉斯所掌握。美国杜邦化学公司、福特汽车公司、西屋电气公司等十大托拉斯，也都在中国设有机构。1930年，美国在华17家大公司的投资额，几乎占了美国在华投资总额的82％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