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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十九章化学
第二节学术机构与出版物
1.学术机构的设置。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开始，英国、美国、日本等国的化学会相继成立。在国外的中国学生们看到学会活动对促进学术发展的积极作用，也纷纷仿效，倡议建立中国人的学术团体。1907年，欧洲的中国留学生在巴黎组织了“中国化学会欧洲支部”，这是中国最早出现的化学团体。这一组织由李景镐（前上海广方言馆毕业生）发起，成立时会员有吴匡时（京师同文馆毕业生）、俞同奎（京师大学堂毕业生，1876—1962）、曹惠群、陈传珊等法、英、比等国留学生20人。次年会员增加到32人。1907年和1908年，他们先后在巴黎和伦敦举行年会，计划着手统一名词、编译书报、调查、通讯等四项事宜。他们首先进行的是统一化学术语，厘订了一套元素、无机物和有机物的译名方案。并计划编辑化学术语词典，出版支会季报并译书。但该会仅留下一册《中国化学会欧洲支会戊申报告》（1908年），不久即告终止①。1922年在北京成立了“中华化学工业学会”，1924年在美国成立了“中华化学会”，同时在日本也成立了一个“中国化学研究会”，还有留德学生也发起了类似团体。由于这些团体都限于留学生范围，并且当时国内的化学研究尚处于萌芽时期，还不能为学术团体的发展提供一方沃土，因而这些化学学会未能获得成功，相继消失。
1932年8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在南京召开化学讨论会，讨论化学译名、国防化学及课程标准等问题。有45位化学家认为随着国内化学研究的发展，有必要建立一个专门的、全国统一的学会组织，经讨论定名为“中国化学会”，推举黄新彦、王琎（1888—1966）、陈裕光（1893—1989）3人起草组织大纲，这样，中国化学会的发起人与第一届的理事们，在短短4天的时间里，先后召开了筹备会、成立会、选举会和两次理事会，从学会的组织原则、机构设置、起草会章、创办会志等重要事项，直至学会的定名、译名、会址、经费等问题都进行了讨论，作出了决定。于是，在国民政府成立以后第一个建立起来的专门学术团体——中国化学会便在南京宣告成立了。它“以联络国内外化学专家共图化学在中国之发达为宗旨”，为中国化学事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同时也为其他学科类似组织的建立树立了榜样①。
二十至三十年代，各个专门的研究机关也在中国相继建立起来。专门的化学研究机构可分为四类：国立研究机关、地方性研究机关、私立研究机关以及高等学校的研究机构。它们虽然性质各异，研究方向也不尽相同，但从它们各自的创办、发展历史中，我们不难看出在当时的政治、社会背景下化学在中国学术界所处的较高地位，以及它在从中央到地方、乃至私人中间所引起的广泛而浓厚的兴趣。
国立研究机构主要有国立中央研究院化学所和国立北平研究院化学所、药物所。此外属于中央政府的研究机构，还有实业部的中央工业试验所、商品检验局，以及地质调查所的沁园燃料研究室。中央工业试验所下设有化学组，主要从事分析、酿造、窑业、制纸、制胰、加氢蒸馏等工作。实业部在天津、汉口、青岛、上海、广州等处都设有商品检验局，除执行例行的商
①袁翰青：《中国化学史论文集》，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294—298页。①《教育部化学讨论会专刊》，国立编译馆1932年版。
品检验外，还致力于工业分析的改良标准化以及其他工业研究。而成立于1931年的沁园燃料研究室，是由金叔初捐款建设的，为纪念其父而命名为“沁园”。它对中国的燃料（尤其是煤）做了大量的显微镜分析和物理化学分析（其中又包括实用分析、低温蒸馏、溶剂试验、焦性试验、含硫质种类研究和石油分析等），为解决中国的燃料问题作出了较大的贡献。
至于各省政府设立的机构，有山东工业实验所、湖南工业实验所、广东工业实验所、河北省立工业实验所和广西化学实验所等，除广西化学实验所外均隶属于各省的建设厅。它们的工作，主要是对本省的矿物及其他原料、产品等进行分析，以便于更好地开发利用。另外，像上海这样的特别市，也设有工业实验所。
私立的化学研究机构有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和上海的中华化学工业研究所，而中国西部科学院则是由川省军政当局及各界人士发起的组织。与实力雄厚的国立或省立机构相比，这些单位虽然规模较小，经费来源单一，甚至时有拮据，但它们却是三十至四十年代中国的化学研究队伍中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其中又以黄海社的工作最为出色。私立机构的出现和发展，反映了二十世纪前半叶中国曾有过的一个讲求科学、发展科学以富国强民的热潮。外国人在中国设立的与化学有关的主要研究机构有北平协和医学院和上海雷斯德医药研究所。此外还有天津的华北化学试验室、上海化验室、上海远东化验室和工部局卫生化验室等。另外还有日本人在上海设立的自然科学研究所，其规模较为宏大，所中有化学及生物学两科，研究内容多属于化学，比如中药的提取和研究等。这类机构经费较为充足，研究工作各有成绩，对中国的化学界影响很大。
各个公私立的大学是中国化学研究的另一支主要力量。在各高等学校中，人才集中，资金较为充足，既能从事基础研究，也能从事应用研究。1933年到1936年《中国化学会会志》发表的203篇论文中，有清华大学化学系的57篇，占总数的28％，由此可见高校研究工作之一斑。
2.出版物的涌现。专门刊登化学研究论文及有关文章的刊物在中国创办较晚，但化学论文的发表却是在二十世纪初。1915年中国科学社的刊物《科学》开始发行，便时常有化学论文发表，但大部分属于概论，研究论文很少。以后数量虽逐渐有所增加，在《科学》中却仍只占少数，如在第14卷《科学》中，化学论文有19篇，共322页，只占总页数的15.4％。创刊于1923年的《中华化学工业会会志》（1930年改称《化学工业》），是专门登载化学论文的刊物，然而质量又不太高。因此在1927年以前，国内的化学论文大多是送到国外刊物上去发表，而且从事化学研究的人以此为荣。1927年开始发行的《中国生理学杂志》（由中国生理学会创办），为国内研究论文的发表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场所。但是，从化学家的角度来看，这份杂志所载的化学论文，仅仅局限于生物化学方面，因此有必要创办一种范围更广泛的化学刊物。
中国化学会从建会开始，就把办刊工作作为学会的主要任务之一。1932年8月，在学会成立之后的第一次理事会上，就决定创办《中国化学会会志》。该刊于1933年创办，由曾昭抡任总编辑，主要是发表全国化学界的具有创造性的研究论文。从创刊至解放初期，为便于国际学术交流，论文均用外文发表。这份刊物不但是国内化学刊物中最重要的一种，并且在国际化学界也赢得了一席之地。
在1933年召开的中国化学会首届年会上，为“求化学在国内之普及”，决定创办中文刊物《化学》，协助中国化学会传播化学知识、推广化学应用、提倡化学研究，以宣传报道化学的进展、化学教学法、国内化工概况、化学科研论文摘要、化学出版介绍与会务记载等内容，由戴安邦任总编辑兼总经理。从创刊至解放前为止，共出刊11卷27期，其间由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曾一度停刊。特别值得提出的是，该刊自1卷1期起，就辟有“中国化学撮要”一栏，由曾昭抡主编（1卷3期起，由曾昭抡与张克忠共同主编，曾代表中国化学会主编化学部分，张代表中国化学工程学会主编化工部分），将国内各刊物所发表的与化学有关的一切论文、国人在国内完成研究而在国外发表的化学论文、以及由西人撰写但与中国化学有特殊关系的著作等，以摘要形式登出，积累与报道了二十世纪初到四十年代末国内化学文献的线索，填补了国外化学文摘杂志报道中国化学文献上的部分空白。这是中国查找近代国内化学文献的一种重要检索工具。
《化学通讯》为中国化学会的又一刊物。1936年，理事会为了及时报道会务活动，加强学会与会员、会员与会员之间的联络与交流，决定由总干事吴承洛创办《化学通讯》。1937年理事会改推袁翰青任编辑与经理，1941年该职由高济宇（1902—）担任。《通讯》初为半月刊，后为不定期刊物，到1949年出完第14卷后停刊。
除了中国化学会的三个刊物和前述的《化学工业》外，由学会创办的刊物还有中国化学工程学会的《化学工程》，于1934年开始出版，中西文稿件并收，多属与化学工程和化学工业有关的研究论文以及材料分析等，选稿较为严格。另外，一些其他学术团体的刊物也时常登载一些化学方面的概论或论文，如中华学艺社的《学艺》、中华自然科学社的《科学世界》等。
在三十至四十年代，国内化学刊物及与化学有关的刊物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学会刊物、学校刊物、研究机关刊物、工厂刊物。在学校刊物中，像《南开大学应用化学研究所报告书》（1933年创刊）、《山东大学化学系试验室报告》（1931年创刊）等都是专载研究论文，而且质量颇高，在化学刊物中占有较重要的地位。而清华大学的《国立清华大学理科报告》（1931年创刊）、北京大学的《国立北京大学自然科学季刊》（1929年创刊）、中央大学的《国立中央大学理科研究录》（1930年创刊）、金陵大学的《科学教育》（1934年创刊）也经常发表一些研究性的化学论文，为化学界所重视，其中尤以清华和北大的两种刊物最为重要，并且具有国际声望。这些学校刊物的存在和发展，为中国的化学研究提供了非常浓厚的学术气氛。
在研究机关的出版物中，《国立中央研究院化学研究所集刊》（1931年开始发行，为不定期刊，1935年改出《国立中央研究院化学研究所研究报告》）专门刊登本所工作人员的研究成果。北平研究院化学研究所也于1934年1月起发行类似的不定期刊《国立北平研究院化学研究所丛刊》，但最初所发论文都是用英文或法文写成，并且很多文章又重复登载在《国立北平研究院院务汇报》（1930年创刊）上。除此之外，实业部地质调查所的《燃料研究专报》、各省商品检验局及工业试验所的不定期刊，也多发表一些化学、化工方面的调查或研究论文。而私立研究机关中，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印行有不定期的《调查研究报告》，中国西部科学院则有《中国西部科学院理化研究所丛刊》（不定期）。1930年创刊的《海王》，属于由化学工厂发行的刊物，它是由塘沽的久大、永利及黄海三机关联合设置、由海王社创办的，其中不乏颇有参考价值的化工论文。这种种刊物，虽有专门与非专门之分，并且质量不一、规模各异，但都是三十年代中国化学研究勃起的产物，它们从不同侧面反映了这一时期中国化学事业的发展状况。
还有一点值得特别提出，二十年代初，在中国工作的美国人窦维廉（WilliamHenryAdolph，1890—1952）就开始把发表在中国刊物上的重要论文写成英文摘要，送给美国化学会所办的《化学文摘》（ChemicalAbstracts）登载。1935年，由于国内研究论文的日益增多，窦维廉一人难以承担，便邀请曾昭抡参加这项工作，由美国化学文摘聘请为摘要员。尽管在20多年里在该文摘上登载的中国化学家的论文摘要屈指可数，而且偏向于生物方面，但由于美国化学文摘为世界上堪称完善的化学文摘刊物，因而这项工作意义重大，它在一定程度上维系着中国与世界学术界的交流。
除了刊物以外，书籍也是化学出版物的一种重要形式。据统计，从1927至1941年春，中国出版的化学书籍共有327部①，其中工业化学书籍所占比例最大，这是与当时中国热衷于发展化学工业以解决国民的衣、食、住、行等基本问题的状况密不可分的。居于第二位的是化学教科书及普通化学书籍，而程度高深的研究专著甚少，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二十至三十年代中国的化学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作为一门基础学科，它才刚刚开始在中国的学术界站住脚跟。
①谭勤余：“中国化学史与出版物”，《学林》第8辑，1941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