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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二章社会风俗和宗教
第五节金代的社会风俗和宗教
饮食
金代社会风俗是与金代社会的生产及生活相适应的,反映了以女真为统
治民族和以汉族为主体民族的多民族的社会风俗的构成和特点。
女真早期以肉食为主,随着农业的发展,粮食在主食中逐渐占有更重要地位,其初主要是炒米和粥,后来馒头、汤饼、烧饼、煎饼等面食都成女真、汉人日常生活中习见的主食。女真人喜欢以野白芍药花用面煎之,做成其味脆美而又易于保存的食品,秋冬之际把新鲜蔬菜腌制咸菜、酸菜。调味品有盐、醋、酱、油。金代汉人、女真等饮酒之风盛行,尚豪饮,无论是城市还是山村,往往都有酒楼、酒肆。海陵时曾严禁朝官饮酒,犯者处死。世宗诏猛安谋克,只有节辰和祭天日方许饮燕聚会,在农忙之际不许饮燕或赴会他所,就是农闲之月,也不许痛饮,犯者抵罪。金饮茶之风也盛行,《金史·食货志》载:“上下竞啜,农民尤甚,市井茶肆相属。”
服饰
金代服制有富贫、贵贱、民族的不同。女真富人,春夏多以纻丝绵䌷或细布制作,秋冬以貂鼠、青鼠、狐、貉、羊羔的皮为裘。贫者春夏以粗布制作,秋冬以牛、马、猪、羊、獐、鹿、猫、犬、鱼、蛇的皮做衣裤。服制有平居所用常服和自皇帝以下及百官礼服的区别。女真常服有用皂罗制的巾,上结方领,折垂于后。衣尚白,左衽,窄袖,盘领。腰带有吐鹘,可佩腰牌和刀、弓、剑等。《三朝北盟会编》引范仲熊《北记》:“凡番官平居著上领褐衫,无上下之辨,富者著褐色毛衫,以羊裘狼皮等为帽。”皇帝、皇后、皇太子及百官的礼服,多参酌历朝服制而制,而百官有朝服、公服、祭服的不同。服制的等级和阶级的限制十分严格,不仅对统治阶级内部有等级界限,对士庶、三教九流、兵卒、奴婢等都有具体规定,详见《金史·舆服志》。从民族的服制看,原居契丹统治下的北方汉民的服装称“汉服”,而称南宋服装为“南人衣装”。金初强制北方汉人等着女真衣装,禁民汉服,后禁女真人学南人衣装,但在各民族交融中是无法禁止的。不仅女真学汉人衣装已成风尚,女真衣装也在汉人中流行,而且女真衣装也传到南宋。女真继承了东北民族居住火炕的传统,火炕在北方各地普遍流行。
家庭、婚姻
金代女真从其始祖函普时起就已基本确立一妻一夫制家庭。在家庭内出现了私有财产,确立了父家长在家庭中的统治地位,但仍保留母权制和原始群婚的遗风。建国后,就曾禁止同姓为婚,继父继母的男女无相嫁娶,但在宗族内仍实行接续婚,而对男子来说却是一夫多妻,不仅庶官允许求次室二人,百姓也允许置妾。建国前就出现世族世婚制,而建国后“娶后尚主”的限制很严。随着历史的发展,女真族的家庭组织也不断变化,与其他族的接触和交融也更加密切,由于民族间的调动和互相杂居,遂允许与契丹、汉人
互为婚姻。
女真早期男女婚姻有很大的自主权,女子年已及笄,行歌于途,自歌其家世妇工容色,以伸求伴侣的情意;或者参加富家子弟在夜晚举行的聚会,与之同饮,或歌或舞选得终身伴侣,即随之而去,及生子女,回到娘家“拜门”,父母并不干预。每逢订婚之时,男方及其亲属携带着酒馔到女家,妇家不分大小坐在炕上,婿党罗拜其下,俗为“男下女”。拜礼完毕,男方牵马百匹,少者十匹,供女方的家长选择,女方不过只留其十之二三,或皆不中选。女家给一定的回礼。在女真婚俗中仍保有赘婿和指腹为婚的习惯。
葬礼
金代丧俗有土葬、火葬或土葬与火葬结合。女真早期,人死后则埋之,但土葬多行之于汉人中。火葬是一种简便、经济、卫生的丧葬方式,在北方各族中久为流行。火葬在金代女真族中流行,而在北方汉人中也受其影响,习以为俗。火葬在传统的儒家观念中被认为是不合葬礼的,因此遭到反对。元好问《续夷坚志》卷3记载,吕忠嗣通经学,每以古人自期,其临终对诸子说:“我死无火葬,火葬是为戮尸;无斋僧作佛事,斋僧佛事是不以尧、舜、文、武、周、孔之教待我。有违我言者,非吕氏子孙。诸子从教,无一敢违者。”土葬和火葬结合的葬俗,即将火化后的骨灰及随葬品装入木棺下葬,再在墓穴内把木棺、骨灰和随葬品一同焚烧。
《三朝北盟会编》卷3记载女真有殉葬、剺面、烧饭之俗。女真人死后,“贵者生焚所宠奴婢、所乘鞍马以殉之”。“其死亡,则刃剺额,血泪交下,谓之送血泪”。“所有祭祀饮食之物尽焚之,谓之烧饭”。长期流行于北方的烧纸钱和以纸作房屋、侍从、车马等仪物之俗,在金及金元间也颇流行。
文体活动
女真人俗尚骑射,把打猎看作最快乐的事。通常在重午拜天后进行射柳、击球的游戏,击球有时也在其他日子进行,并曾把击球列为策论进士的考试科目。角抵(即相扑)在金朝也为皇帝所乐见,宫廷角抵,则“百姓纵观”。汉族的双陆、围棋、象棋等也在女真族中广为流行。投壶和纸鸢也是金朝常见的游戏③。
宗教
女真人信仰萨满教,它是一种包括自然崇拜、图腾、万物有灵、祖先崇拜、巫术等信仰在内的原始宗教。萨满是沟通人与神之间的中介,在重大典礼、事件和节日的祭祀时都有巫师参加,或由他们司仪。消灾治病、为人求生子女、诅咒他人遭灾致祸等,几乎都成为萨满的活动内容。
早在女真函普时就已好佛事,灭辽及北宋后,由于中原佛教的影响,对于佛教的信仰更加发展,对金代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和习俗都有重要影响。
③《宋史》卷486《夏国传》下。
道教在金代主要有全真教、大道教和太一教。全真教创始人是王喆,别号重阳子,于大定七年间(1167)创建全真教。先后化度马从义(马钰,丹阳子)、谭处端(长真子)、丘处机(长春子)、刘处玄(长生子)、王处一(玉阳子)和郝大通(广宁子)、孙不二(清静散人)等入道。马、谭、丘、刘、王、郝、孙合称为七真人。
大道教创始人是金初刘德仁,大约于皇统二年(1142)开始传道。太一
教始祖萧抱珍,创教于天眷(1138—1140)年间。
金代道教的共同特点是都主张顺从和忍耐,是在金朝女真族统治下北方地主阶级妥协的产物。无论是金代的佛教还是道教,都主张以本教义为主的佛、道、儒的三者合一,如在佛教的理论发展中有很高造诣的万松行秀和李纯甫。全真教创始人王喆,凡立会也必以三教名之,完颜■《全真教祖碑》:“足见其冲虚明妙,寂静圆融,不独居一教也。”王喆从三教合一的主张出发,劝人们诵《道德清静经》、《般若心经》及《孝经》等道、佛、儒三家经典④。
④《辽史》卷115《西夏外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