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至大变钞及其失败

大德十一年（1307）武宗即位，诸王朝会，依成宗例增赐金银。武宗原在漠北守边，其皇位系通过政变而得，对诸王、勋戚、军帅更加滥行赏赐以博取拥戴。八月，中书省奏：“以朝会应赐者，为钞总三百五十万锭，已给者百七十万，未给犹百八十万。两都所储已虚。”九月，又奏：“常赋岁钞四百万锭，各省备用之外，入京师者二百八十万锭，常年所支止二百七十万锭。自陛下即位以来，已支四百二十万锭，又应求而未支者一百万锭。”至大元年（1308）二月，中书省臣以赏赐等所用帑藏已空，至预卖盐引以补之，而一切经费尚需用钞820余万锭，乃奏称：“臣等固知钞法非轻，曷敢辄动，然计无所出，今乞权支钞本七百一十余万锭，以周急用。”（《元史·武宗纪》）据次年三月中书省报告，至大元年适逢岁俭，税赋收入不到原额一半，而全年支出钞又达1000万锭。连续两年开支如此浩大，朝廷无计可施，只得动用巨额钞本，这就势必大大加剧了大德年间开始的通货膨胀，诸物踊贵，钞虚数倍①。从元年十一月起，中书省就一再以“国用不给”告急，财政危机十分严重。

大德十一年末，就有人提出改行银钞、铜钱，中书省及枢密院、御史台、集贤、翰林诸臣集议，以为不便。至大二年七月，乐实（曾任山东宣慰使）奏言钞法大坏，宜变更钞法，并图新钞式以进，又奏请设立尚书省主持新政。其议得到权臣脱虎脱、三宝奴等的支持，被采纳。八月，诏立尚书省，以脱虎脱为右丞相，擢乐实与三宝奴并为尚书平章政事。九月，决定改造新钞，称“至大银钞”，下诏颁行。诏曰：“昔我世祖皇帝既登大宝，始造中统交钞，以便民用，岁久法堕，亦既更张，印造至元宝钞。逮今又复二十三年，物重钞轻，不能无弊。乃遵旧典，改造至大银钞，颁行天下。至大银钞一两，准至元钞五贯，白银一两，赤金一钱。随路立平准行用库，买卖金银，倒换昏钞。……金银私相买卖及海舶兴贩金、银、铜钱、绵丝、布帛下海者，并禁之。……中统交钞，诏书到日，限一百日内尽数赴库倒换。茶、盐、酒醋、商税诸色课程，如收至大银钞，以一当五。颁行至大银钞二两至二厘共十三等，以便民用。”（《元史·武宗纪》）遂罢中统钞，只以至大银钞与至元钞母子相权行用，并再次禁止金银私相买卖。诏书所定金、银与至大、至元钞兑换比价，宣布了将至无钞贬值60％（由2贯同银一两贬为5贯同银一两），中统钞随之贬值（25贯同银一两）。三年，印造至大银钞145万余锭。自大德年间至元钞法渐坏，朝野颇多主张恢复前代钱法，以钱、钞相权并用。至大二年九月下诏颁行银钞后，又下《行铜钱诏》（见《元文类》卷九），并命于大都立资国院为主管机关，置山东、河东、辽阳、江淮、湖广、川汉泉货监六，各处产铜之地置提举司十九。御史台奏言：银钞初行，又兼

①苏天爵：《高昉神道碑》，《滋溪文稿》卷十一。

行铜钱，虑有相妨；拘刷民间铜器甚急，弗便。诏命与省臣复议。三年正月，遂定行钱法，立资国院及诸处泉货监、提举司。铸造铜钱两种，小者称“至大通宝”，面文为汉字楷书，一文准至大银钞一厘；大者称“大元通宝”，面文为八思巴字，一文准至大通宝十文。历代铜钱，悉依古例，与至大钱通用；其当五、当三、折二，并以旧数用之①。二月，尚书省奏：今既行至大银钞，乞以至元钞输万亿库收藏，销毁其板，只以至大钞与铜钱相权通行为便，诏从之。遂罢印至元钞。八月，以行用铜钱诏谕中外。

变更钞法和行用铜钱造成货币制度的更大纷乱和对人民更多的掠夺。当时中统、至元二钞行用已久，发行量甚大，武宗即位后又滥支钞本，达一千多万锭（《元史·武宗纪》至大二年九月），钞虚物贵已甚，却仍未能从节用着手，只图以倍数更大的新钞贬抑、取代旧钞，并增加课税②，来挽救钞法。在议更钞法时，就有人提出：“今钞已虚数倍，若复抑之，则钞虚而物愈贵，非法之善也。”③果然，至大银钞颁行后，因倍数太多（比至元钞高五倍，比中统高二十五倍），轻重失宜，钞币信用益虚，物价更加腾踊④，如成宗初年至元钞2钱可买盐4斤，此时因盐课提高，至元钞贬值，还不够买一斤⑤。铜钱则“鼓铸弗给”，乃许新钱与前代旧钱并用，朝廷所发新、旧钱尚有数，而民间收藏者多至不可胜计，新旧钱恣用，实壅害钞法。

至大四年（1311）正月，武宗死，仁宗以皇太子身份行旨，罢尚书省，以“变乱旧章，流毒百姓”的罪名诛脱虎脱、三宝奴、乐实等。三月，仁宗即位。四月，下诏废至大银钞、铜钱，仍专用中统、至元二钞。诏书条画大略为：（1）停止印造至大银钞，已发至各处的料钞即日封存，民间行使者听赴行用库倒换，或预买次年盐引、交纳诸色课程，以便回收；（2）恢复印造中统钞，与至元钞并行，凡官司出纳、百姓交易，并以中统钞数为准计算；（3）大元通宝和至大通宝钱在诏书到后即日封存，民间持有者限五十日内赴行用钞库倒换，前代旧钱一律停止使用；（4）资国院及各处泉货监、提举司并行革罢，其钱货点数收贮；（5）申严惩治伪造、挑补宝钞条例；（6）金银私易权宜开禁，许从便买卖，仍禁商舶收买下番。诏书中没有再定金银与钞兑换比价，因为已不禁民间私相买卖。据皇庆元年（1312）中书省奏事，盐课中收银部分（十分之一）的官定折价，每锭银折中统钞25锭①，与行至大钞时所定比价一样。

①《元史·食货志·钞法》；叶子奇：《草木子》卷三下。②如盐课价钞元贞二年已提到每引中统钞六十五贯，至大二年改为至大银钞四两，折中统钞一百贯。见《元典章》卷二二《盐袋每引四百斤》。

③苏天爵：《高昉神道碑》。④《农田余话》上；《三场文选对策》六。⑤《元典章》卷二二《盐袋每引四百斤》。①《元典章》卷二二《银中盐引》。

至大银钞只行用了一年多，铜钱行用则只有几个月，自仁宗以后，就专用中统、至元二钞。中统钞自至元二十五年即停止印造，因钞值愈轻而印造本大，虽法定与至元钞并用，却未再印造，原行者亦渐次昏烂收换殆尽，主要行用至元钞；至大四年恢复印中统钞以后每年一般只印造10万锭，仍以发行至元钞为主。至元钞印造数从至大四年至延祐元年（1311—1314）每年都在200万锭或更多些。数量这样大，一方面固然有兑换回收至大钱、钞的需要，但主要原因是当时帑藏已耗费殆尽，而赏赐、营建、佛事、军需以及官爵泛滥等种种经费开支仍然十分庞大，如至大四年十二月中书平章政事李孟所奏：“今每岁支钞六百余万锭，又土木营缮百余处，计用数百万锭，内降旨赏赐复用三百余万锭，北边军需又六七百万锭；今帑藏见贮止十一万余锭，若此安能周给。”（《元史·仁宗本纪一》）亏空如此，安能不多印钞支用。仁宗虽有志更新，“然财散不可复收，弊久未能损革”，钞法之弊未见改善①。延祐元年（1314）因经用不给，中书省集诸老商议，皆谓若动钞本，则钞法愈虚，乃主张预买山东、河间来岁盐引及各冶铁货以补足当年用度，又建议经理江南田粮，查括其隐漏顷亩以增赋，奏准施行。同年，又因给军钱物不敷，将盐引价由每引中统钞2锭增为3锭②，通过这些措施增加了岁入，避免了动支钞本。同时仁宗在改革旧弊、撙节经费方面也颇有成效，财政情况有所好转。二年，以平章李孟分领钞法。这一年，至元钞印造数降为100万锭；三年至五年，再降到40万锭或略多。印造和支用得到控制，钞值相对稳定了，银钞折价每两保持在中统25贯③，民间物价比至大时还有所下降④。

延祐六七年，至元钞年印数陡增至148万锭。延祐七年末官定盐课银折价曾上升为每锭准中统钞40锭⑤，按此衡量，钞值下跌了百分之三七·五，但时间不长，其后，年印钞数又逐年减少，泰定二至四年（1324—1327）均为40锭。天历元年（1328）十一月，中书省奏称，因当年罢印钞本，拟次年印造至元钞119万余锭，中统钞4万锭；监察御史奏：“户部钞法，岁会其数，易故以新，期于流通，不出其数。迩者倒剌沙以上都经费不足，令有司刻板印钞，今事已定，宜急收毁。”二年十二月，定次年（至顺元年，1330）“造至元钞45万锭，中统钞5万锭，如岁例”。似以延祐中期和泰定间的年印数为常额，但至顺二、三年造“岁额钞本”至元钞分别为89万和99万余锭（《元史·文宗纪》），可见实际上没有确定的“岁例”，大抵不超过百万锭即属不逾常数。大约在至治三年，官定银钞折价就回复到每锭银折中

①陆文圭：延祐元年乡试策《流民贪吏盐钞法四弊》，《墙东类稿》卷四。②《元典章》二二，《盐价每引三定》。③《元典章新集》《盐价》。④据《元典章》卷二二《犯界食余盐货》，延祐四、五年，中统钞一贯可买盐一斤四两至二斤。⑤《元典章新集》《至治元年盐引十分中收一分银》；《元史·食货志·盐法》。

统钞25锭，直到至顺年间没有变化①。总的说来，从延祐到至顺年间，钞值没有大幅度的波动。

①许有壬：《正始十事》，《至正集》卷七七；《元史·文宗本纪》至顺二年十一月辛卯日下记：“诸盐课钞以十分之一折收银，银每锭折钞二十五锭”；《至顺镇江志》卷六《包银》条所记折价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