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至正变钞与钞法的崩溃

元顺帝时期的印钞数记载缺略。从元统元年到至正十年变更钞法以前的18年（1333—1350）中，仅《元史·顺帝纪》记有三年的印钞数，即至元二年（1336）十一月壬申日下记：“印造至元三年钞本一百五十万锭”，至元四年正月癸亥日下记：“印造钞本一百二十万锭”，以及至正元年（1341）二月“印造至元钞九十九万锭，中统钞一万锭”。同书又有至元六年二月朔“诏权止今年印钞”、至正元年十二月癸亥“以在库至元、中统钞二百八十二万二千四百八十八锭，可支二年，住造明年钞本”的记载，据此推测，没有记载的其他年份当是照常印钞的。元统年间，苏天爵在《灾异建白十事》①中论及钞法，谓所印钞已逾定额数倍，钞日益虚，物日益重，因此主张行铜钱法与钞相权。至正三年，揭傒斯在朝廷集议政事时又提出“当兼行新旧铜钱以救钞法之弊”的建议②。据至正六年的物价资料，银每两为钞30贯，金每两钞6锭③，比至顺时高百分之二十。这说明，自顺帝即位以来，钞虚物贵的情况日益突出，钞法之弊又成为一大问题。

当时，元朝政治已十分腐败。至正四年的黄河决口造成中下游“方数千里”严重受灾，随后又连年水旱，使社会矛盾急剧激化，各处饥民、流民不时起事，国家税赋收入减少，而经费开支却愈益浩大。九年，脱脱复任中书右丞相，亟欲有所作为，而如何解决财政困窘便是一大难题。在这种背景下，变更钞法之议又被提了出来。

至正十年四月，左司都事武祺建议变更钞法。武祺前曾进言：“钞法自世祖时已行之后，除拨支钞本倒易昏钞以新行用外，有合支名目，于宝钞总库料钞转拨，所以钞法疏通，民受其利。比年以来，失祖宗元行钞法本意，不与转拨，故民间流转者少，致伪钞滋多。”（《元史·食货志一》）遂准其言，凡合支名目，于总库转支。武祺之言并不符合世祖以来钞法的实际情况。考中统钞法初行，曾规定“总库印到料钞，除支备随路库司关用外，一切经费虽缓急不许动支借贷”（王恽《中堂事记》），最初十余年遵行惟谨，军国经费皆于差发课内支使，不轻易动用总库料钞，故钞币发行有节，信用甚高，流通亦畅。后当权者不计出入，一切经费随意支用新印料钞，以致滥印滥支，造成通货膨胀。这是世祖后期以来历次钞法败坏的重要原因，所以议者多反对动用钞本。为了反驳这种意见，武祺还特著《宝钞通考》一书（今不存，《四库总目提要》政书类存目有概略介绍），“历考中统以后八十余年钞法”，大旨是申述其流转钞多则钞法通、少则钞法坏的显然是极为片面的观点。据此书所载统计数字，数十年中总印钞5905万余锭，总支（投放）

①《滋溪文稿》卷二六。②黄溍：《揭傒斯神道碑》，《黄金华集》卷二六。③杉村勇造：《元公牍零拾》，《服部先生古稀祝贺纪念论文集》。

5620余万锭，总烧（昏钞）3600万余锭，则除库存280余万锭料钞外，尚有约2000余万锭在行用中，怎么能说“流转者少”？显然，由于当时财政困窘，当政者想采取至元中阿合马的做法，直接动用总库印到料钞支发一切经费而不必受岁入的限制，武祺遂曲为之说以迎合其意。但一味依赖动用钞本无异于饮鸩止渴，必然导致钞法愈坏，于是又提出变更钞法的主张。

其年十月，吏部尚书偰哲笃也建议变更钞法。他们的方案大略是：改印新交钞并铸至正铜钱，钱钞兼行，以交钞为母，一贯权铜钱一千文，而钱为子；新钞、旧钞、至正钱、历代铜钱通用。诏命中书省、御史台及集贤、翰林两院集议。由于变钞符合丞相脱脱之意，众皆唯唯，不敢出一语，独集贤大学士兼国子祭酒吕思诚表示反对，监察御史秉承当权者之意劾吕思诚狂妄。遂定变钞之议，奏准颁诏实行。其法为：（1）发行至正印造中统交钞（据现存实物，其正面钞名仍为“中统元宝交钞”，背面印“至正印造元宝交钞”字样及交叉钱贯图形），一贯权铜钱一千文，准至元钞二贯；（2）铸造“至正通宝”钱（据现存实物，正面文为汉字楷书，背面上方有八思巴字地干纪年；又有折二、当三、当五、当十等大钱，背面有八思巴字及汉字数码），与历代铜钱并用，以实钞法；（3）至元宝钞通行如故。遂置诸路宝泉都提举司于大都（取代原诸路宝钞都提举司），下属有鼓铸局、永利库，掌鼓铸至正铜钱、印造交钞。十一年十月，又置宝泉提举司于河南行省及济南、冀宁（太原）等处，凡九所，江浙、江西、湖广三行省各一所①。

变更钞法后钞的印造数，仅《元史·顺帝本纪》载有至正十二年正月和十三年正月各“诏印造中统元宝交钞一百九十万锭，至元钞十万锭”，以及十五年十二月“以诸郡军储供饷繁浩，命户部印造明年钞本六百万锭给之”，显然是记载有阙。至正钞、钱法实行不久，果如吕思诚所料，因新旧钞、钱兼行，有轻重、虚实之殊，造成了货币流通的混乱。时人王祎作《泉货议》云：“顷岁以中统交钞重其贯陌，与至元宝钞相等并行，京师复铸至正新钱，使配异代旧钱，与二钞兼用。其意殆将合古而达今，而不知适以起天下人心之疑。夫中统本轻，至元本重，二钞并行，则民必取重而弃轻；钞乃虚文，钱乃实器，钱钞兼用，则民必舍虚而取实。故自变法以来，民间或争用中统，或纯用至元，好恶不常。以及近时，又皆绝不用二钞，而惟钱之是用。”②据叶子奇《草木子》载，至正印造中统交钞“料既窳恶易败，难以倒换，遂涩滞不行。及兵乱，国用不足，多印钞以贾兵，钞贱物贵，无所于授，其法遂废。”这里指出了至正钞法败坏的两个原因：一是所用料纸极差，“用未久辄腐烂，不堪倒换”，一是多印滥支，钞值大贬。由于爆发了大规模农民起义，战事频繁，军费激增，而大片地区沦为争战之地或落入农民军之手，使政府税赋收入锐减，惟赖多印钞币以给之，又需要广籴粮米诸物供给京

①参见《元史》的《顺帝纪》、《食货志》、《百官志》。②《王忠文公集》卷十二。

师，还有奢侈的宫廷消费，赏赐诸王贵族和维持庞大的官僚机构等，各项经费均极浩大，动辄十、百万锭，是以“钞币倍出，物重钞轻”①。虚钞泛滥，钞值随贬，所规定的一贯钞权铜钱一千文，一开始就是不能兑现的空文，到至正十二年，一些地方一贯只值钱14文②。时人孔齐《至正直记》卷一历述钞法崩坏过程云：“至正壬辰，天下大乱，钞法颇艰；癸巳又艰涩；至于乙未，将绝于用。遂有观音钞、画钞、折腰钞、波钞、糜不烂之说。观言钞，描不成，画不就，如观音美貌也。画者，如画也。折腰者，折半用也。波者，俗言急走，谓不乐受即走去也。糜不烂，如碎絮筋渣也。丙申（十六年）绝不用，交易惟用钱耳。”可见至正钞法甫行二、三年即涩滞不通，才七年竟化为无用之废纸。《元史·食货志》对至正钞法有一段很精当的概括：“行之未久，物价腾踊，价逾十倍。又值海内大乱，军储供给，赏赐犒劳，每日印造，不可胜计。舟车装运，轴轳相接，交料之散满人间者，无处无之。昏软者不复行用。京师料钞十锭，易斗粟不可得。既而所在郡县皆以物货相贸易，公私所积之钞遂俱不行，人视之若弊楮。”实行了近百年的元朝钞法，就这样先于元朝的灭亡而灭亡了。

①朱德润：《送张德平序》，《存复斋文集》。②周霆震：《纪事》，《石初集》卷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