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政權之無限止的解放
科舉制讓人自由應考，卽是廣泛的開放政權。此制度容易引起士人充斥、官少員多之患。而且唐初入仕之途極廣，科舉還不過是其間的一項。
高宗時劉祥道疏：「歲入流千五百，經學、時務比雜色人，三分不及一。」玄宗時楊瑒言：「唐興，二監指兩京之國子監。舉者千百數，當選者十之二，考功覆校以第。謂經明行修，故無多少之限。今考功限天下明經、進士歲百人，二監之得無幾。且以流外及諸色仕者歲二千，通明經、進士十倍。」按：貞元十八年又赦：「自今以後，每年考試所取明經不得過百人，進士不得過二十人。」
於是「官員有數，入流無限，以有數供無限，人隨歲積」。高宗顯慶二年，黃門侍郞劉祥道奏語。
劉祥道奏謂：「今內外文武宮，一品以下、九品以上，一萬三千四百六十五員。年取五百人，三十年得一萬五千人，已有賸無少。」而當時每年入流數過千四百人。武后時納言魏玄同上疏：「諸色入流，歲以千計。羣司列位，無復新加，官有常員，人無定限。選集之始，霧積雲屯，擢敍於終，十不收一。」東漢以二十萬人舉一孝廉，即最盛時亦不逾三百人。
其勢循至於為人擇官，而非為官擇人。其時則「官倍於古，士十於官，求官者又十於士。於是士無官，官乏祿，而吏擾人。」玄宗時劉秩語。
通典云：「按格令，內外官萬八千八百五員；而合入官者，自諸館學生已降，凡十二萬餘員。其外文武貢士，及應制、軍功、使勞、徵辟、奏薦，諸以親蔭等，大率約八、九人爭官一員。」
在此情勢下，政府的用人，遂至於徒循資格，推排祿位。
開元時選人漸多，有出身二十年不獲祿者。裴光庭為吏部尚書，乃定循資格之制。自下升上，限年躡級。其有異才高行，聽擢不次。然有其制，無其事。有司但守文奉式，循資例而已。庸愚沉滯者皆喜，謂之「聖書」。按：此制崔亮已行之於後魏，裴光庭以後，遂莫能革。
然而祿位仍有限，資格仍無窮。在政海角逐中，漸漸分成朋黨，而使在上者亦束縛困制，無可展布。
唐宰相猶得不次用人。代宗時，崔佑甫為相，日除十數人，未逾年，除吏八百員。或謗其所除多涉親故，佑甫曰：「進擬庶官，必量能補任，若素不知聞，何由察其言行？」識者是之。憲宗時，李吉甫為相，謂學士裴垍曰：「吉甫自尚書郞流落遠地十餘年，後進人物，罕所接識。君多精鑒，幸聞今之才傑。」垍取筆疏其名氏，得三十餘人，數月之內、選用略盡。當時翕然有「得人」稱。自文宗以下，朋黨議興，由是進用一官，遷除一吏，各相顧瞻，恐涉譏議。
以前的弊害，在於社會有特殊階級門第。之存在，政權不公開，政治事業只操於少數人之手。現在的弊害，則因特權階級逐步衰落，社會各方面人平流競進，皆得有參政之機會，而政權一解放，政治事業時有不易督責推動之苦。
德宗時沈既濟言近代之失「四太」，「入仕之門太多，世胄之家太優，祿利之資太厚，督責之令太薄。」此即申說當時政局之此種病象也。
以上所說，其先並不卽是科舉制之弊病，只是科舉制亦在此種政權公開之趨勢下存在。此後科舉制逐步推進，入仕之途，逐步集中到科舉一門之下，則上述種種病痛，亦全由科舉制來保留。
照理論，國家一面公開政權，一面便應實施教育，好使兩者分途並進，此在貞觀初年頗有其意。
貞觀五年以後，太宗屢幸國學，增創學舍一千二百間。國學、太學、四門學，均增生員額。書、算各置博士。凡三千二百六十員。屯營飛騎，亦給博士，授以經業。髙麗、百濟、新羅、高昌、吐蕃諸國，亦遣子弟請入國學。國學之內，八千餘人，其盛為近古所未有。
但一到高宗、武后時，此風凌替。
舊唐書儒學傳：「高宗嗣位，政教漸衰，薄於儒術，尤重文吏。醇醲日去，華競日張。則天稱制，以權道臨下。不吝官爵，取悅當時。生徒不復以經學為意，二十年間，學校頓時隳廢。」新書儒學傳謂其時「諸王、駙馬皆得領祭酒」，其腐敗可想。故劉祥道上疏，謂：「永徽以來，庠序諸生，未聞甄異，獎勵之道未周。」而中宗時，韋嗣立上疏，謂：「國家自永淳以來，二十余載，國學廢散，胄子衰缺。時輕儒學之官，莫存章句之選。貴門後進，競以僥倖昇班。寒族常流，復因凌替弛業。」蓋武后「重用刑，輕用官」。楊嗣復語。韋氏當國，亦「擅擢士大夫」。楊瑒語。至太平公主亦常推薦天下士，謂儒者多窶狹，厚持金帛謝之，以動大議，遠近翕然歸向。經此數番搗亂，士風激變，儒業驟衰，而學校之政終於不振。唐太宗嘗問王珪：「近世為國者益不及前古，何也？」對曰：「漢世尚儒術，宰相多用經術士，故風俗淳厚。近世重文輕儒，參以法律，此治化之所以益衰。」唐高宗、武后以後之弊象，王珪已逆知之矣。
國家旣無教育，而空懸一格以為考試。此猶專據科舉言。諸色入流，以及世胄門蔭，並以無之。而考試標準又漸漸趨重於進士科之詩賦。
隋大業置進士科，試策問。唐初亦因之。高宗永隆二年，考功員外郞劉思立言：「進士惟誦舊策，無實才。」遂詔進士先試雜文兩篇，通文律然後試策。所謂雜文，即詩賦之類。玄宗天寶十一載，詔：「進土帖經既通，乃試文、試賦各一篇，文通乃試策。」可見進士科在永隆以前止有對策；天寶以前有策、有詩賦；天寶以後有帖經、有策、有詩賦。說者謂隋以詩賦取士，未是。惟對策多可鈔襲，帖經惟資記誦，別高下、定優劣，以詩賦文律為最宜。故聰明才思，亦奔湊於此也。
開元以後，成為風氣。
開元以前，未嘗專尚進士枓，故天下名士雜出他途。開元以後始尊崇之，故當時名士中此科者十常七、八。其後則公卿非進土出身不為美。開元二十五年敕：「進士以聲韻為學，多昧古今；明經以帖誦為功，罕窮旨趣」，是當時未嘗不知其流弊，而無以為變。
全國上下尚文之風日盛，尚實之意日衰。
此亦武后時開之。史稱：「永淳以來，臺閣髦彥無不以文章達，而中書舍人尤為朝廷盛選，諸官莫比。」相傳武后天授元年，壽春郡王盛器兄弟初出閣，同日受冊，有司撰儀注，忘載冊文。及百寮在列，方知闕禮，宰臣相顧失色。中書舍人王勃立召小吏五人，各令執筆，口授分寫，同時須臾俱畢。詞理典贍，時人嘆服。當時所豔稱之故事率如此。又，自王通至王勃，一家學術之變，即可以覘世尚也。武后詔張昌宗撰三教珠英，文學士李嶠、閻朝隱、徐彥伯、張說、宋之問、崔湜、富嘉謀等二十六人助成之。閻朝隱為武后禱疾少室山，沐浴伏身俎盤，為犧請代。宋之問等至為易之奉溺器。二張誅，朝官房融、崔神慶、崔融、李嶠、宋之問、杜審言、沈佺期、閻朝隱等皆坐竄逐。後之問又諂事太平公主見用。安樂公主權盛，復往諧結。此可見當時朝士風習矣。
詩賦日工，吏治日壞。
杜佑通典論此，曰：「國家貞觀中，有戶三百萬。至天寶末，百三十餘年，纔如隋氏之數。聖唐之盛，邁於西漢，天下編戶合踰元始之間，而名籍所少三百餘萬。直以選賢授任，多在藝文。才與職乖，法因事弊。隳循名責實之義，闕考言詢事之道。習程典，親簿領，謂之淺俗；務根本，去枝葉，目以迂闊。職事委於羣胥，貨賄行於公府，而至此也。」長慶初，給事中丁公著告穆宗：「國家自天寶以後，風俗奢靡，宴處羣飲，以諠譁沉湎為樂。居重位、秉大權者，優雜倨肆於公吏之前，曾無愧恥。公私相效，漸以成俗。由是物務多廢。」此可與杜佑之言相參證。重藝文，習奢靡，其事亦相因也。
唐代政治界的風習，大有從北朝經術轉向南朝文學的意味。這亦是唐代盛運中衰徵之一。宋神宗譏唐太宗「為文學庾信」，鄭毅夫謂太宗「文章纖靡，不與功業稱」。煬帝雎好文，而猶能矯南土之弊；太宗轉溺南風。南方之文采風流，終於戰勝北人之樸厚，為隋、唐統一盛運中一極可注意之事，又會昌四年中書門下奏：「齊月斷屠，出於釋氏。國初風俗，猶近梁、陳。卿相大臣，頗遵此教。」即孔穎達諸人為五經正義，亦多行南廢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