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政府組織之無限止的擴大
政權無限制解放，同時政府組織亦無限制擴大。時則有三省、九寺、一臺（御史）、五監（國子、少府、軍器、將作、都水。）唐代的政府組織，其第一可見的缺點，卽為重規叠矩，有許多駢拇無用的機關。
范祖禹謂：「既有太尉、司徒、司空，而又有尚書省，是政出於二。既有尚書省，又有九寺，是政出於三。本朝裕陵神宗。好觀六禮，元豐官制盡用之。中書造命，門下審覆，尚書奉行，機事往往留滯，上意亦頗以為悔。」
六部與九寺，職權即多重叠。
太常、宗正、鴻臚可入禮部，光祿、衛尉、太僕可入兵部，大理即廷尉。入刑部，司農入戶部，少府入工部。大體均可消併。
北周書：「太祖以漢、魏官繁，思革前弊。大統中，命蘇綽、盧辯依周制改創其事。」通典謂：「後周依周禮置六官，而年代短促，人情相習已久，不能革其視聽，故隋氏復廢六官，多依北齊之制。官職重設，庶務煩滯。加六尚書似周官之六卿，又更別立寺監，則戶部與太府分地官司徒職事，禮部與太常分春官宗伯職事，刑部與大理分秋官司寇職事，工部與將作分冬官司空職事。自餘百司之任，多類於斯，欲求理要，實在簡省。」今按：九寺乃古代封建政治之遺骸，為王室之僕傭。南北朝中央勢微，王室衰替，則九寺職權日失其緒。西魏王室最為單孤，故北周君臣獨有意於模古更新。惜乎隋代不能完此美意，隋文存心蔑其前代，改襲北齊，而六尚之制，實則仍蹈北周六卿之體貌，則無怪與九寺為復沓，有如杜氏之譏矣。唐興諸儒，亦未能窮究治要，遂使九寺駢拇，依然存在。玄宗時制唐六典，雖亦意准周禮，不知九寺固非周禮所有，仍不能蕩滌更新，是則北周君臣一番創作之精神，實未為隋、唐所接納也。故隋、唐而後，中國史上雖不復有古昔封建時代之貴族，而仍存古昔封建遺蛻之王室。其詳見論漢制。下益卑，上益崇，君尊臣屈，一成不革，又豈獨官職之重叠而已！是亦讀史者所宜大與惋惜之事也。
新機關產生，舊機關不取消，造成冗官坐食，不僅有損國帑，同時還妨礙整個政治效能之推進。
唐官有流內、官置九品，品各有正、從，四品以下又分上、下，共三十階，謂之「流內」。視流內、流外九品以外別置九級，自勳品以至九品，無正、從。謂之「流外」。「視流內」亦自勳品至九品。之別。
又有職事官與散官、散官不帶職事，給律祿，與朝會，班列依本品之次。皆崇官盛德，罷劇就閒者居之。如開府儀同三司、光祿大夫、驃騎三司，是也。勳官出於周、齊交戰之際，本以酬戰士。其後漸及朝流。如上柱國、柱國、上護軍、護軍、輕車都尉、騎都尉等。之別。又有正官、階高官卑稱「行」，階卑官高稱「守」。官、階同，無「行」、「守」字。試官、未為正命，始於武后時，藉以收人心。當時諺曰：「補闕連車載，拾遣平斗量，把推侍御史、腕脫校書郞」，其濫可想。員外郞俸祿減正官之半，亦始武后時。李嶠為尚書，員外郞至二千餘員。盧懷慎神龍中疏：「京諸司員外官數十倍，近古未有。」又有「同正員」，祿俸賜與正官同，惟無職田。之別。中宗時，韋後、太平公主用事，於側門降墨敕斜封授官、號「斜封官」，亦數千員。李朝隱為吏部員外郞，執罷千四百員，怨誹譁然。
貴族門第特權階級逐步取消，政權官爵逐步公開解放，引起了官僚膨脹的臃腫病。
太宗省內、外官，定制七百三十員。此據百官志。新書曹確傳則云：「太宗著令，文武官六百四十三。而杜佑通典計唐文武官及諸色胥吏等總三十六萬八千六百六十八人。元和六年宰臣李吉甫奏：「自漢及隋，十有三代，攝其官員，皆少於國家所置。」
歷代官數
漢 十三萬二百八十五員。哀帝時數，兼諸府州郡胥吏在內。
後漢 七千五百六十七員。
晉 六千八百三十六員。
宋 六千一百七十二員。
齊 二千六十三員。
後魏 七千七百六十四員。
北齊 二千三百二十二員。
後周 三千九百八十九員。
隨 一萬二千五百七十六員。內官二千五百八十一，外郡縣官九千九百九十五。
唐 一萬八千八百五員。內官二千六百二十，外郡縣官一萬六千一百八十五。
與官員日增相因並起的現象，便是官俸日高。
唐初依品制俸，官一品月俸錢三十緡，職田祿米不過千斛。開元時一品月俸至二十六千。天寶數倍於開元，大曆又數倍於天寶，而建中又倍於大曆。大曆中，權臣月俸至九千緡。元載為相，以仕進者多樂京師，惡其逼己。厚增外官俸，刺史月給或至千緡。至常袞相，乃加京官俸，歲約十五萬六千緡，又加諸道觀察使、都團練使、副使一下料錢，使上下有敍。李泌為相，又增百官及畿內官月俸。復置手力資課歲給錢。左右衛上將軍以下，有六項雜給：一糧米，二鹽，三私馬，四手力，五隨身，六春冬服。射生、神策大將軍增以鞋。州、縣官有手力雜給錢。至會昌，三師至二百萬，三公百六十萬，侍中百五十萬，中書令、兩省侍郞、兩僕射百四十萬，尚書、御史大夫百萬，節度使三十萬，上州刺史至八萬。建中時，沈既濟言：「天下財賦耗數之大者惟二事：最多者兵資，次多者官俸。其餘雜費，十不當二事之一。
這一個趨勢，愈走愈失其本意，遂致做官只是發財分贓，而不是辦事服務。
一方面又因用人進退之權，完全集中於中央，欲求精密而反不精密。
漢有辟除，故選部不勞。自隋一命之官皆授之朝廷，州郡之官悉歸於吏部，唐承而不革。按：唐代仕宦多由科目，而辟署亦時有之。有既為王官而被辟者，如張建封辟許孟容、李徳裕辟鄭畋、白敏中辟王鐸是也。有登第未釋褐入仕而被辟者，如董晉辟韓愈是也。有強起隱逸，如烏重允之於石洪、溫造，張搏於陸龜蒙是也。有特招智略之士，如裴度於柏耆、杜慆於辛讜是也。所謂隱逸智略之士，亦多起於白衣。故劉攽言：「唐有天下，諸侯自辟幕府，惟其才能，不問所從來。而朝廷常收其俊偉，以補王官之卻。宋時雖有辟法，然白衣不可辟，有出身未歷任者不可辟；可辟者復拘以資格，限以舉主，去古法愈遠。而倜儻弛之士，少得自達矣。其法始於孟冬，終於季春，天下之士奔走往來，秋往而春歸。歸裝未卸，選期又至。是以遠者、貧者、老者多不能至。至者千百，而授者不能什一。有出身二十年不得祿者。羣天下之士，決於一、二有司之目，察其貌言，考其書判，任公力所不逮，容私何所不至。請托縱橫。奸偽百出。然唐之考課，尚為後世稱美。其法有四善、以著其德行。二十七最，以著其術數。相為乘除而分九等。上者加階，次進祿，下奪祿，又下解任。置知考使，常以宰相董其任。每能以物望取人而不疑於有司，故唐賢每言選舉之弊，而於考課無異議。盧承慶考內外官，一官督運漕，風失米，盧考之曰：「監運損糧，考中下」其人容止自若，無一言而退。盧重其雅量，改注曰：「非力所及，考中中。」既無喜容，亦無魏詞。又改注曰，「寵辱不驚，考中上。」此尤唐代考課中之嘉話也。
而授官任賢之事，漸變為挨資得官。
劉秩云：「古者封建諸侯，自卿以降，各自舉任。漢室佐史，皆牧守選辟。近則一命拜免，必歸吏部，按名授職，猶不能遣，何暇採訪賢良，搜覈行能？」
中央政府規模擴大，政權集中，官僚充塞，階資增多；地方官權位日落，希求上進的自然羣趨中央，遂連帶引起重內輕外之習。
此弊貞觀時即甚顯。若推溯言之，則遠始晉代。晉李重雜奏議（羣書治要、藝文類聚引）：「秦、漢倚丞相，任九卿，雖置五曹尚書令、僕射之職，始於掌封奏以宣內外，事任尚輕。而郡守牧民之官重。故漢宣稱「所與為治，惟良二千石」。其有殊效，璽書勉勵，或賜爵進秩，禮遇豐厚。及至東京，尚書位漸優顯，然令、僕出為郡守，鍾離意、黃香、胡廣是也。郡守入為三公，盧延、第五倫、桓虞、鮑昱是也。近自魏朝名守，杜畿、滿寵、田豫、胡質等，居郡或十餘年，或二十年，或秩中二千石，假節猶不去郡。此亦古人「苟善其事，沒世不徙官」之義。內官之貴，於今最隆。太始以前，多以散官補羣郞，亦徑補黃門中書郞，今皆數等而後至。百事等級遂多，遷補轉徙如流，能否無以著，黜陟不得彰。此為治之大弊。夫階級繁多而冀官久，官不久而冀治功成，不可得也。馬周上疏：「古者郡守、縣令，皆選賢德，或由二千石高第入為宰相，今獨重內官，刺史多武夫勛人，或京官不稱職始補外。」張九齡玄宗時疏云：「京輔近處州刺史，猶擇人，縣令或備員。其餘江、淮、隴、蜀、三河等處。但於京官中為閒散者，或身有累，在職無聲，用於牧守，以為斥逐。」武夫流外，積資得官，書為刺史。縣令以下固不勝言。
中央政府固易趨腐化，而地方政權更難整頓。唐代的地方吏治，因此不易與西漢相比。
西漢選用分於地方；唐則專於吏部，因此選擇不精，並不負責。西漢官少，階位疏闊，故能久於任職而專責成；唐則官多階位密，故速於遷調，而又多掣肘。盧懷慎中宗時疏：「比來州牧上左，及兩畿縣令，罕終四考。在任多者一、二年，少者三、五月，遽即遷除。」其弊至此。又桉：梁朱异立法，分諸州為五品，以大小為牧守高下之差，而定升降之等。凡異國降人邊陲之地悉為下州，論者謂：「以安富遂巧宦之欲？而使頑懦者困邊民、開邊釁。後世南荒、北鄙寇亂不息，莫不自守令召之。」唐制州、縣亦有畿、赤、望、緊、上、中、下、雄之別；明則有邊、腹、衝、疲繁簡調除之法。然邊重於腹，瘠重於饒；而任官者腹、饒為上，邊、瘠為下，何以勸能吏而賤貪風？此等皆多為階級，又重官位而不重官職之病也。漢縣令有遷郡守者（王遵、魏相），有遷刺史者（朱博），有遷諫大夫者（劉輔），有遷京輔都尉者（趙廣漢），有遷御史中丞者（薛宣），亦有吏民所愛，增秩復留者（焦延壽）。地方下級官吏之地位，乃為後世不可想望。
在這一種繁委業脞的政治情況之下，很容易叫人放棄了宏綱闊節，而注意到簿書案牘上去。
牛弘問劉炫：「令史百倍於前，判官減則不濟，何也？」炫曰：「古人委任責成，歲終考其殿最，案不重校，文不繁悉，府史之任，掌要目而已。今之文簿，恆慮覆治。鍛煉若其不密，萬里追證百年舊案。故諺云：『老吏抱案死。』事繁政弊，職此之由。」則此種景象，自隋已有之也。張九齡云：「始造簿書，備人遺忘，今反求精案牘，不急人才，何異遺劍中流，而刻舟以求？」
一面在分別流品，看不起吏胥；諸司令史皆「流外」。一面卻把實際的政務，都推放在吏胥手裏，薄書案牘，皆其所掌。這一個情形，自唐以下遂莫能革。
政府的擴大現象中，更可詫駭的，是王室生活之奢靡。太常所屬樂人有數萬員。
唐書禮樂志：「唐之盛時，凡樂人、音聲人、太常雜戶子弟隸太常及鼓吹署，皆番上，總號『音聲人』，至數萬人。」按：李嶠疏：「太常樂戶已多，復求訪散樂，獨特鼗鼓者已二萬餘員。」此在中宗時。至宣宗大中初，尚有太常樂工五千餘人，俗樂一千五百餘人。
供膳至二千四百人。漢太官司令宰士二百人。
鹵簿用二萬二千二百二十一人。詳唐書禮樂志。
宦官、宮女之盛，遂為唐政腐敗一要端。詳另述。
種種病痛，自貞觀以後，經過高宗之懈弛，武后之放恣，歷中宗韋后之亂，到玄宗時陸續呈露。然苟有大有為的政府，盡可革新，並非死症。不幸玄宗在盛大光昌的氣運之下，始則肆意開邊，繼則溺於晏安，上述各病痛，反而加甚益厲，遂致終於激起安、史的大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