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宋代對外之積弱不振

宋太祖憑藉那一個比較像樣的、上軌道的中央政治機構，便可先來平復南方。先荊南，次蜀，次南唐，（時貶號「江南」。）漸次敉平。

太祖雖以杯酒釋侍衛諸將兵柄，然其時在外郡以節度掌兵者猶近三十州。乾德中，或因其卒，或因遷徒，或因致仕，漸以文臣代之。然守將之控制西北者類多久任。郭進守西山凡二十年，李漢超守關南凡十七年，董遵誨守通遠凡十四年。其餘十許年、八九年不可悉數。所部筦榷之利悉與之，軍中事許從便宜。邊臣皆富於財，得養募死士。蕃寇每入，多致克捷。以此無西北之虞，得以盡力東南。仁宗至和二年範鎭疏：「恩州自皇祐五年秋至至和元年冬，纔踰一歲。知州者凡七換，河北諸州大率如是。欲望兵馬練習，安可得也？」

南方諸國在經濟上雖比中原為優，而政治情形並不長進。

東晉、南朝，有大批北方士族南渡，故衣冠文物為北方所宗。五代時，南方諸國，僅得唐末進士詩賦遺風，政治上並無傳統可言。

故宋室政治，稍有頭緒，便能將南方諸國逐次收拾。

至太宗時，吳越降附。江南統一，再平北漢，而終於不能打倒契丹，這是宋室惟一主要的弱徵。

太宗兩次親征，均敗歸，其死傳係箭瘡發。石晉開運陽城之戰，耶律德光幾不免，周世宗一舉而下三關，契丹非不可勝。但太宗才弱，又無賢輔耳。周世宗用兵欲先取幽州，則吳蜀不足平。宋則以趙普謀，先南後北為持重。兵力已疲，而貽艱鉅於後人，則太祖之失也。

宋代建國本與漢唐不同。宋由兵士擁戴，而其建國後第一要務，亦即宋室政權惟一生路。卽須裁抑兵權。而所以藉以代替武人政治的文治基礎，宋人亦一些沒有。

宋初文臣，出五代南唐之遺，皆猥瑣浮薄，無堪建樹。古者三公坐而論道，唐五代宰相見天子議大政事，亦必命坐賜茶。宋初，周世宗舊臣范質等為相，憚帝英睿，請每事具劄子進呈。由是奏御寖多，始廢坐論之禮，而宰臣見天子亦立談矣。太祖謂宰輔中能循規矩，慎名器，持廉節，無出質右，但欠為世宗一死。質與王溥為世宗顧命大臣，王溥時以擬馮道，蓋皆不為宋祖重視。宋所信賴者惟趙普。然普為相後，宋祖常勸其讀書，乃時時披覽論語。以宋初大臣與唐代相較，所遜遠矣。此宋治之所以不逮於唐也。

北方的強敵，契丹。一時旣無法驅除，而建都開封，尤使宋室處一極不利的形勢下。藩籬盡撤，本根無庇。這一層，宋人未嘗不知。然而客觀的條件，使他們無法改計。

張方平曾論其事，見續資治通鑒長編二百六十九。謂：「今之京師，古所謂陳留，天下四衝八達之地，非如函秦洛宅，形勝足恃。自唐末朱溫受封於梁國而建都，至於石晉割幽薊之地以入契丹，遂與強敵共平原之利。故五代爭奪，其患由乎畿甸無藩籬之限，本根無所庇也。祖宗受命，規模必講，不還周漢之舊而梁氏是因，豈樂而處之，勢有所不獲已者。大體利漕運而贍師旅，依重師而為國也。則是今日之勢，國依兵而立，兵以食為命，食以漕運為本，漕運以河渠為主。」張語止此。張洎亦論汴漕。謂：「漢兵甲在外，惟有南北軍、期門、羽林孤兒，以備天子扈從藩衛之用。唐承隋制，置十二衛府兵，皆農夫也。及罷府兵，始置神武、神策為禁軍，不過三數萬人，亦以備扈從藩衛而已。今天下甲卒數十萬眾，戰馬數十萬匹，並萃京師，比漢唐京邑民庶十倍。」張語止此。太祖末年欲卜都洛陽，曰：「終當居長安，據山河之勝以去冗兵，循周漢故事以安天下。」而晉王即太宗。力請還汴。太祖終不以為然，曰：「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殫矣。」范仲淹又力主於洛陽廣儲蓄，繕宮室，為遷都計，而呂夷簡目為迂闊。其先則畏難因循，其後又偷安苟且，一誤再誤，而宋事終不可為矣。

大河北岸的敵騎，長驅南下，更沒有天然的屏障，三四天卽到黃河邊上，而開封則是豁露在黃河南岸的一個平坦而低窪的所在，所以一到眞宗時，邊事偶一緊張，便發生根本動搖。其時王欽若主遷南京，陳堯叟主遷四川，而並無主遷洛陽、長安者。正見此兩地文化經濟之衰落，至是仍一無恢復也。幸而寇凖親征，始得有澶淵之盟。然而到底是一個孤注一擲的險計。

此後宋遼遂為兄弟國，宋兄遼弟，遼蕭太后為叔母。宋歲輸遼銀十萬兩，絹二十萬匹。自是兩國不交兵一百二十年。

宋都開封，不僅對東北是顯豁呈露，易受威脅。其對西北，亦復鞭長莫及，難於駕馭。於是遼人以外復有西夏。

唐僖宗時，夏州裨將拓拔思敬，本党項族。預破黃巢功，賜姓李氏，拜夏州節度使。三傳軍亂，擁立李仁福，不知於思敬親疏；其後即西夏。然則西夏仍是唐胡籍藩鎭之最後遺孽也。

眞宗時，西夏已陷靈州。其時李繼遷卒，子德明立。至仁宗，西夏驟強，德明卒，子元昊立。邊患遂盛。范仲淹、韓琦以中朝名臣到陝西主持兵事，結果還是以和議了事。陝西用兵只五、六年。宋歲賜西夏銀、綺、絹、茶共二十五萬五千。

從對夏的示弱，又引起遼人的欺凌。富弼使遼，重固和議，歲增銀、絹各十萬。契丹主欲於誓書用「獻」字，宋以「納」字許之。遼史云用「貢」字，不可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