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熙寧新黨與南人
王安石的新法，不能說有成功，然而王安石確是有偉大抱負與高遠理想的人。他新法之招人反對，根本上似乎還含有一個新舊思想的衝突。
所謂新舊思想之衝突，亦可說是兩種態度之衝突。此兩種態度，隱約表現在南北地域的區分上。
新黨大率多南方人，反對派則大率是北方人。
宋室相傳有「不相南人」的教戒。無論其說確否，要之宋初南方人不為相則系事實。然而南方人的勢力，卻一步一步地侵逼到北方人上面去。眞宗時的王欽若，仁宗時的晏殊，都打破了南人不為相的先例。
宋史王旦傳：「眞宗欲相王欽若，旦曰：「臣見祖宗朝未嘗有南人當國者。雖稱立賢無方，然須賢乃可。臣為宰相，不敢沮抑人，然此亦公論也。」眞宗乃止，旦沒後，欽若始大用。語人曰：『為王公遲我十年作宰相。』」或謂眞宗問王旦：「祖宗時有祕讖，雲南人不可作相，此豈立賢無方之義」云云。見曲洧舊聞。眞宗景德初，晏殊以神童薦，與進士並試，賜同進士出身。寇凖曰：「惜殊乃江外人。」帝顧曰：「張九齡非江外人耶？」又陸遊謂：「天聖以前多用北人，寇凖持之尤力。」
而南方人在當時，顯然是站在開新風氣之最前線。
晁以道嘗言：「本朝文物之盛，自國初至昭陵仁宗。時。並從江南來，二徐兄弟鍇、鉉。以儒學，二楊叔侄億、紘。以詞章，刁衍、杜鎬以明習典故，而晏丞相、殊。歐陽少師修。巍乎為一世龍門。紀綱法度，號令文章，燦然具備。慶曆間人材彬彬，皆出於大江之南。」
在野學校之提倡，晏殊知應天府，延范仲淹教生徒。自五代以來學校廢，興學自殊始。及仲淹守蘇州，首建郡學，聘胡瑗為師。在朝風節之振厲，范仲淹為祕閣校理，每感激論天下事，奮不顧身，一時士大夫矯厲尚風節，自此始。文章之盛，尤著者為歐陽修，獎引後進，如恐不及。賞識之下，率為聞人。曾鞏、王安石、蘇洵，洵子軾、轍，皆以布衣，修遊其聲譽。宋之文學，莫盛於是。朋黨之起，晏殊平居好賢，當世知名士，如范仲淹、孔道輔，皆出其門。仲淹以殊薦為祕閣校理，承殊風益進。學者從質問，為執經講解，亡所倦。推俸以食四方之遊士，諸子至易衣而出。仲淹罷知饒州，尹洙、歐陽修、余靖皆坐貶，朋黨之論自是興。皆由南士。司馬光與歐陽修為貢院逐路取士起爭議，這裡便已十分表見出當時南方文學風氣已超駕北方之上遠甚。
司馬光謂：「古之取士，以郡國戶口多少為率。今或數路中全無一人及第，請貢院逐路取人。」歐陽修非之，謂：「國家取士，惟才是擇。東南俗好文，故進士多；西北人尚質，故經學多。科場東南多取進士，西北多取明經。東南州軍進士取解，二、三千人處只解二、三十人，是百人取一。西北州軍取解，至多處不過百人，而所解至十餘人，是十人取一。比之東南，十倍優假。東南千人解十人，初選已精。西北之士，學業不及東南，發解時又十倍優假，初選已濫。廣南東西路進士，絕無舉業，諸州但據數解發。其人亦自知無藝，一就省試即歸，冀作攝官。朝廷以嶺外煙瘴，亦許其如此。」據司馬、歐陽兩人主張，可見當時北方文風已遠遜南方。不僅取解人數不能相比，且北方多考明經，南方多考進士。自唐以來科第，即以進士為美，非進士及第不得美官，非善為詩賦、論策不得及第。後世遂謂文學詩賦盛於南方，不知中唐以前，殊不爾也。進士、明經，難易榮辱絕不同。唐人語：「三十老明經，五十少進士。」宋人則曰：「焚香禮進士，撤幕待經生。」（歐陽修詩句）試進士日，設香案於階前，主司與舉人對拜。（此唐人故事。）有司具茶湯飲漿。試經生，悉撤帳幕、氈席之屬，亦無茶湯。渴則飲硯水，人黔其吻。又曰：「焚香取進士，瞋目待明經。」設棘監守，惟恐其傳義。蓋明經試先帖文，掩其兩端，中間惟一行，裁紙為帖，凡帖三字。得四、五、六即為通。帖文後口試大義。後停口試，改墨義十條。宋呂夷簡應本州鄉試卷：「『作者七人矣』，請以七人之名對。」對云：「七人某某也。謹對。」又：「『見有禮於君者，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請以下文對。」對云：「下文曰：『見無禮於君者，如鷹鸇之逐鳥雀也』謹對。」又題：「請以注疏對。」則對：「注疏曰云云。」如有不能對，則曰：「未審。」明經僅於記誦，故為人賤視。史稱：「五代干戈搶攘，而貢舉未嘗廢，惟每年所取進士，其多僅及唐盛時之半。三禮、三傳、學究、明經諸科，唐時所取甚少，而晉、漢後明經諸科，中者動以百計。」然則北方士人多考明經，蓋自五代喪亂，文章墜廢。而南土較安，故詩賦文學日盛也。熙寧間，王安石罷詞賦、帖經、墨義，併歸進士科，而齊、魯、河朔之士，往往守先儒訓詁，質厚不能為文辭，榜出多是南人，北人極少。哲宗以後，遂許齊、魯、河朔五路北人皆別考，然後取人南北始均。元祐諸老即北人為多。時謂「北人質厚，不能為文辭」，其實中唐以前擅文辭者，多北人也。中唐以下，則詩人以江南為多矣。陸佃在元豐八年有乞添川、浙、福建、江南等路進士解名劄子，謂：「京東、西、陝西、河東、河北五路，多是五、六人取一人；川、浙、福建、江南往往至五六十人取一人。」則在南人意見中，尚覺南士機會不如北人。然南北分卷之制，直至明代，依然不能革。誠使公開競選，北人到底爭不過南人，不得不以此為調節也。又按：唐韓愈歐陽詹哀辭言：「閩人舉進士自詹始。」則當時閩人舉進士者必甚少。此後三百年，至宋中葉，閩進士常六、七百人，居天下五之一。流寓他處，及占名數京師入太學者，尚不在內。新黨人亦以閩人為盛。當時稱吳、楚、閩、蜀。
南北兩方文風盛衰之比較，後面卽反映出南北兩方經濟狀況之榮枯。
司馬光謂：「非遊學京師者，不善為詩賦、論策。每次科場及第進士，大率皆是國子監開封府解送之人，」蓋文學、政事必待於師友風尚之觀摩，社會聲氣之染習。大抵當時北方社會，經濟日趨枯竭，故士人不能遊學京師。南方經濟較優，故遊學者盛。當時如晏殊、范仲淹以及歐陽修輩，皆以南人居京朝，為名士之領袖，風氣之前導也。
因此當時南人，頗有北方人政治上待遇較優，南方人經濟上負擔較重之感。
李覯長江賦謂：「國家重西北而輕東南。彼之官也特舉，此之官也累資。斂於此則莫知其竭，輸於彼則惟恐不支。官以資則庸人並進，斂之竭則民業多隳。為貪為暴，為寒為饑。如是而不為盜賊，臣不知其所歸。」此乃一種極激昂之不平鳴也。
而在北人眼中，則南人在政治上勢力日擴，似乎大非國家前途之福。
宋人筆記謂：「治平英宗。中，邵雍與客散步天津橋上。聞杜鵑聲，慘然不樂。曰：『不二年，上用南士為相，多用南人，專務變更，自此天下多事。』」此說本不可信，然在此故事中，卻充分表現出北人討厭南人當權用事之心理。
以中國疆域之廣大，南北兩方因地形、氣侯、物產等等之差異，影響及於社會之風習，以及人民之性情；雙方驟然接觸，不免於思想態度及言論風格上，均有不同，易生抵牾。
神宗相陳旭，升之。問司馬光：「外議云何？」光曰：「閩人狡險，楚人輕易，今二相皆閩人，曾公亮、陳旭。二參政皆楚人，王安石，唐介。必援引鄉黨之士，充塞朝廷，風俗何以更得淳厚？」此說不知確否，然必當時北人有以此論南人者。又司馬光與呂惠卿在講筵，因論變法事，至於上前紛挐。上曰：「相與論是非，何至乃爾？」旣罷講，君實光。氣貌愈溫粹，而吉甫惠卿。怒氣拂膺，移時尚不能言。人言：「一個陝西人，一個福建子，怎生廝合得者！」
所以王安石新政，似乎有些處是代表著當時南方智識分子一種開新與激進的氣味，而司馬光則似乎有些處是代表著當時北方智識分子一種傳統與穩健的態度。劉摯謂：「今天下有喜於敢為，有樂於無事。彼以此為流俗，此以彼為亂常。畏義者以進取為可恥，嗜利者以守道為無能。此風浸盛，漢、唐黨禍必成。」摯對神宗，自言：「臣東北人，不識安石。」其言正足代表當時兩派之態度也。除卻人事偶然方面，似乎新舊黨爭，實在是中唐安史之亂以後，在中國南北經濟文化之轉動上，為一種應有之現象。
王安石新法，有些似在南方人特見有利，而在北方人或特見為有害的。
羅從彥遵堯錄謂司馬光所改法，無不當人心，惟罷免役失之。王安石免役，正猶楊炎之均稅，東南人實利之。今按：羅亦南人，其言必信。政繁則役重，當時東南之役，諒必較重於北方也。治平四年九月，司馬光論衙前有云：「臣見國家以民間苦里正之役，改置鄉戶衙前，又以鄉貧富不同，乃立定衙前人數，選物力最高為一戶補充。行之十年，民困愈甚。向差里正，例有更番，借使鄉有上等十戶，一戶應役，則九戶休息，可以耑意營生。今衙前乃一概差遣。其有力人戶常充重役。自非家計淪落，則永無休息之期。以為抑強扶弱，寬假平民，殊不知富者既盡，貧者亦必不免。臣嘗行村落中，見農民生具甚微，問之，曰：『不敢為也。多種一桑，多置一牛，蓄二年之糧，藏十匹之帛，鄰里已目為富室，指抉以為衙前矣。況敢益田疇、葺廬舍乎！』」據此，則北方苦役亦甚矣。蓋當時官戶不役，客戶不役，官戶旣北多於南，客戶亦以江、浙為獨少。北方社會旣貧困，而又免官戶、客戶，貲力高者不多，則被差更密，（如富鄉一等戶十五戶，計貲三百萬；貧鄉一等戶五戶，計貲五十萬。富鄉十五年一周，貧鄉五年一周。富鄉猶有休息，貧鄉敗亡相繼。）故輪役者更見其苦。然則北方之反對免役者，必為盛擁客戶之官戶可知，文彥博告神宗：「祖宗法制具在，不須更張以失人心。」神宗曰：「更張於士大夫誠多不悅，然於百姓何所不便？」文彥博曰：「陛下為與士大夫治天下，非與百姓治天下，正在此等處也。」推而言之，如均輸法當亦於南方特利；而保甲、保馬諸政皆推行於黃河以北，民間覺其騷擾，南方則不知也。王巖叟謂：「保甲之害，三路之民，如在湯火。」又韓魏公家傳卷九有云：「西川四路鄉村，民多大姓，每一姓所有客戶，動是三、五百家。賴衣食貸借，抑以為生。今若差官置司，更以靑苗錢與之，則客於主戶處從來借貸旣不可免，又須出此一重官中利息。其他大姓固不願請領苗錢」云云。則反對靑苗者又必為盛擁客戶之大姓，而客戶固以江、浙三路為獨少。此又新法南人便之、北人惡之之一例。田賦宋代最不均，景祐時諫官王素及歐陽修等皆主均賦，至嘉祐時復遣官分行諸路均田，然俱無成功而止。歐陽修初主均田，後遂言其不便。元豐間，天下墾田凡四百六十一萬六千五百五十六頃，馬端臨謂：「前代混一時，漢元始定墾田八百二十七萬五千餘頃，隋開皇時墾田一千九百四十萬四千餘頃，唐天寶時，應受田一千四百三十萬八千餘頃。比之宋朝，或一倍，或三、四倍有餘。雖宋之土宇，北不得幽薊，西不得靈夏，南不得交趾；然三方半為邊障屯戌之地，墾田未必倍蓰於中州。」治平會計錄謂：「田數特計其賦租以知其頃畝，而賦租所不加者，十居其七。率而計之，天下墾田無慮三千餘萬頃。祖宗重擾民，未嘗窮按。」宋制官戶占田多得免賦。如宋史高覿傳：「王蒙正恃章獻太后勢，多占田嘉州。詔勿收租賦，覿極言其不可。」又食貨志：「上書者言賦役未均，田制未立，因詔限田，公卿以下無過三十頃。」又柳約傳：「紹興元年，約以軍興科需百出，請官戶名田過制者，與編戶一同科賦，從之。」然則仁宗限田，亦限其不科賦之額耳。此亦宋田賦不均一要端。然則此所謂「擾民」者，官戶亦其主矣。又食貨志言：「天下荒田未墾者多，京、襄、唐、鄧尤甚。至治平、熙寧間，相繼開墾。然凡百畝之內，起稅止四畝。欲增至二十畝，則言者以為民間苦賦重，遂不增。」以是觀之，田之無賦稅者，又不止於十之七而已。此等脫逃租賦之田，惠澤豈眞下及於貧民？朝廷一行均田，豪強必多方阻撓，結果則所謂均者，依然不均。史稱：「元豐八年，神宗知官吏奉行方田多致騷擾，詔罷之。」則均田之難行可想。哲宗時，畢仲遊上疏：「田制未均，患在迫於富家大室而恤之甚。名田不行，則在上之人貴者。」徽宗時，蔡京等又言方田，臣僚言：「方量官憚於跋履，一任之胥吏，有二百餘畝方為二十畝者，有二頃九十六畝方為一十七畝者，虔之瑞金縣是也。有租稅十有三錢而增至二貫二百者，有租稅二十七錢而增至一貫四五十者，虔之會昌縣是也。望詔常平使者檢察。」遂詔罷之。南渡後，林勳政本書論此甚詳。朱子知漳州，條奏經界狀，細民鼓舞，而貴家豪右，胥為異端以搖之。卒格不行，迄於賈似道而有買公田之舉。是方田實宋代一要政，而其行之難見效而易滋弊亦可知。初，歐陽修請於亳、壽、蔡、汝四州擇尤不均者均之。田京知滄州，均無棣田。蔡挺知博州，均聊城、高唐田。王安石行均田自京東路始。疑當時田租不均，亦北方為甚。以其沿五代而來。則反對均田者，恐亦北人為多矣。宋代逃田之外，又多逃丁。西漢戶口，率以十戶為四十八口有奇。東漢十戶為五十二口。唐盛時十戶至五十八口。宋元豐至紹興戶口，率十戶二十一口，一家僅兩口。蓋詭名子戶漏口者眾也。在上賦稅之輕重，與在下私弊之多少，亦相比例。政府不先務輕賦，則此等弊亦難革。王明淸揮塵錄謂：「祖宗開國以來，西北兵革旣定，故寬其賦役。民間生業，三畝之地，止收一畝之稅，緣此公私富庶。政和間，盡行根刷，人不堪命，皆去而為盜。胡馬未南，河北蜂起。其後散為巨寇於江、淮間，如張遇、曹成、鐘相、李成之徒皆是也。」然則借為法治之名，而圖括削之實者，其為禍又可見矣。
及元祐新政，王安石一黨盡斥，而所斥的卽是南人。
元祐元年，王巖叟入對，言；「祖宗遺戒不可用南人，如蔡確、章惇、張璪皆南人，恐害於國。」
其後蔡京擅權，南人又得勢。
陳瓘彈蔡京云：「重南輕北，分裂有萌。」按：陳乃南劍州人，其論蓋就當時實情為持平也。又按；元祐朝首主「紹述」之論者為李淸臣，乃大名人，韓琦之婿。當時譏其「趨時，嗜權利，意規宰相」。此所論新舊南北之分，特就大體言，未能一一吻合也。
所以宋史姦臣傳中，幾乎全是南方人。
蔡確，泉州晉江人。附吳處厚，邵武人。呂惠卿，泉州晉江人。章惇，建州浦城人。父俞徙蘇州。曾布，江西南豐人。安惇，廣安軍人。在四川。蔡京，興化仙遊人。弟卞，安石壻。此皆與新法有關。此下如黃潛善邵武，汪伯彥祁門，秦檜江寧，丁大全鎭江，賈似道台州，亦皆南人。故陸遊謂：「班列之間，北人鮮少。」而陳亮謂：「公卿將相，大抵多江、浙、閩、蜀之人，而人才亦日以凡下也。」蘇天爵滋溪集謂：「故老云：宋在江南時，公卿大夫多吳、越士，起居服食，驕逸華靡，北視淮甸，已為極邊，當使遠方，則有憔悴可憐之色。」
而元祐諸君子，則大多是北方人。他們中間卻又分洛、蜀、朔三派。這三派裏面，便無閩、楚南方的分。當時所指楚人，乃江西以東耳。湖北荊襄不在其列。春秋楚人亦南方文化一大結集。自戰國經秦白起之兵禍，流亡竄散，迄西漢二百年而元氣始復，故西漢所謂楚人，皆指江、淮之間。而荊襄闃焉無一人物出於二百年間也。光武起於南陽，迄於東漢之季，而荊楚甚盛。不惟民戶繁實，地著充滿，材智勇力之士，又森然出其中，孫、劉資之以爭天下。及其更唐、五代不復振起，至宋皆為下州小縣，乃至無一士生其間。而閩、浙之盛自唐而始，乃獨為東南之望。一地人文之興衰，大抵觀其所受兵禍洗蕩之程度也。蜀人自荊襄轉中原，其風氣乃與大江下游轉不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