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道德觀念與邪正之分
宋儒的自覺運動，自始卽帶有一種近於宗教性的嚴肅的道德觀念，因此每每以學術思想態度上的不同，而排斥異己者為姦邪。這又足以助成他們黨爭意見之激昂。
溫公論張方平為姦邪，而蘇氏父子則推之為巨人長德。程頤，洛學奉為聖人，而蘇軾謂：「臣素疾程某之姦邪。」孔文仲其人亦極論新法之非。劾伊川疏謂：「其人品纖汚，天資憸巧。」劉安世至目程頤、畢仲游諸人為「五鬼」。謂：「搢紳之所共疾，淸議之所不齒。」劉摯則謂頤「以迂闊之學邀君索價」。
劉彝、胡瑗弟子。程顥明明是君子，但他們亦贊成新法。劉彝因贊成新法，宋史與沈括同傅。然沈括輩亦未必是小人。
王安石主新政，至多亦只能說他學術差了，不能說他人品姦邪。此層朔黨人亦言之。劉安世元城語錄謂：「金陵亦非常人，其質樸儉素，終身好學，不以官爵為意，與溫公同。但學有邪正，各欲行其所學，而諸人輒溢惡，謂其為盧杞、李林甫、王莽，故人主不信。此進言之過。」
盡目熙寧新黨諸人為姦邪，其事在當時洛學一派卽所反對。
溫公在朝，欲盡去元豐間人。伊川曰：「作新人才難，變化人才易。今諸人才皆可用，且人豈肯甘為小人？若宰相用之為君子，孰不為君子？此等事教他們自做，未必不勝如吾曹。」侯仲良曰：「若然，則無紹聖間事。」
范純仁亦主消合黨類，兼收並用。曾子開謂：「范公之言行於元祐，必無紹聖大臣報復之禍。」按：純仁乃仲淹子，亦反對新法，元祐時為相。然其政見實與朔黨不盡同，曾向溫公爭差役不得，歎曰：「若欲媚公為容悅，何如少年合安石以速富貴？」元祐元年四月，再散靑苗錢，議出范純仁。時議貶故相蔡確，范持國體欲營救，劉安世等力彈之。
惜乎當時朔派諸人，「忠直有餘，疾惡已甚，遂貽後日縉紳之禍」。此邵伯溫語，見宋史本傳。
且過重道德，轉忘所以重道德之本意，循致官場皆重小節，忽大略，但求無過，不求有功。
李淸臣著明責篇宋文鑒一〇四。謂：「古者用人，視成不視始，責大不責細。今較小罪而不觀大節。恤浮語而不究實用，惟固己持祿避事隨時之人，乃無譴而得安。故庸平者安步而進，忠憤者半途氣折。天下之事，靡靡日入於衰敝。夫拔一臣加之百官之上，非求其謹潔無過，將任以天下之責。今罷退宰相，皆攻其疵瑕，未嘗指天下之不治為之罪。糾劾守令，皆以小法，未嘗指郡邑之不治為之罪。遷謫將帥，以庖廚宴饋之間，微文細故之末，未嘗以蠻夷驕橫兵氣弗強為之罪。故上下莫自任其責，局局自守，惟求不入於罪。朝廷大計，生民實惠，卒無有任者。天下之大，萬官之富，常若無人。英績偉烈，寂寂於十數載，抱才負志不得有為而老死沉沒者，相望於下，可不惜哉！」
南方一種奮發激進之氣，暫時為北方的持重守舊所壓倒。但是不久卽起反動，於是有所謂「紹述」之說。哲宗親政，遂反元祐之政。改元「紹聖」。元祐諸君子盡見黜逐，嗣是遂有所謂「建中靖國」。哲宗崩，徽宗立，又盡罷新黨，復元祐舊臣。嗣改元「建中靖國」，欲立中道，消朋黨。蔡京用事，司馬光盡罷熙、豐之政，惟罷雇役，復差役，最於人情未協，又為期五日，同列皆病其太迫。時蔡京主開封府，獨如約。光喜曰：「使人人奉法如君，何不可行之有？」及紹聖時，章惇相，議復免役法，講議久而不決，蔡京謂惇曰：「取熙寧成法施行之耳，何以講為？」惇然之，雇役遂定。新舊相爭的結果，終於為投機的官僚政客們造機會。相激相蕩，愈推愈遠。貧弱的宋代，卒於在政潮的屢次震憾中覆滅。徽宗時，陸佃言：「今天下之勢，如人大病向愈，當以藥餌輔養，須其平安。苟輕事改作，是使之騎射也。」宋室即在新舊兩派更互改作中斷送。新派亦非無賢者，而終不勝意氣私利之洶湧。兩黨皆可責，亦皆可恕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