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豪强势力的扩张
生产的发展 南方经济水平的显著提高 光武帝在国内统一战争中，利用农民战争造成的有利形势，于建武二年至十四年（公元26年一38年）连续六次颁布释放奴婢的诏令。诏令规定：凡属王莽以来吏民被没为奴婢而不符合西汉法律的，青、徐、凉、益等割据区域吏民被略卖为奴的，吏民遭饥乱嫁妻卖子为奴而要求离去的，一律免为庶人；奴婢主人如果拘执不放，按西汉的“卖人法”和“略人法”治罪。建武十一年（公元35年），光武帝又连续颁令：杀奴婢的不·减罪；灸灼奴婢的按法律治罪，免被灸灼者为庶民；废除奴婢射伤人弃市律。西汉后期和王莽统治以来，“卖人法”和“略人法”已成具文，收孥相坐律得到恢复，奴隶问题的严重性增加了。光武帝的这些诏令，缓解了奴婢问题，也起了动摇青、徐、凉、益等州割据势力的作用。这对农民处境的改善，对社会经济的发展，都是有利的。
光武帝对于严重的土地兼并问题，没有也不可能提出解决办法。那时地主阶级仍然保有大量土地和依附农民，以光武帝为首的新的统治集团，也大肆搜括土地，洛阳地区和南阳地区尤为严重。但是在农民战争之后，腐败的政治有所刷新，农民“七死”、“七亡”的情况多少有了改变，东汉统治集团还能注重生产。由于这些原因，农业和手工业在东汉前期得以向前发展一步。
东汉时的农业生产比西汉时有了提高。北方出土的东汉铁农具、锸、锄、镰、铧等，数量之多，大大超过西汉。犁的铁刃加宽，尖部角度缩小，较过去的犁铧坚固耐用，便于深耕。大型铧比较普遍，其他农具，一般也比过去宽大。东汉出土的曲柄锄和大镰，便于中耕、收获。回转不便的耦犁在某些地方已被比较轻便的一牛挽犁所代替。比较落后的淮河流域和边远地区，也在推广牛耕和铁铧犁。南方的一些地方还发展了蚕桑业。
黄河的修治，是促进东汉前期北方农业恢复和发展的一件大事。平帝时黄河决口，河水大量灌入汴渠，泛滥数十县。东汉初年，国家无力修治；河北的官僚地主为了使自己的田园免除河患，乐于以邻为壑，又力阻修治汴渠。因此黄河以南的兖、豫等地人民，受灾达60年之久。明帝时，以治水见长的王景和王吴，用堰流法修作浚仪渠。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王景与王吴又率卒几十万修治黄河、汴渠。王景、王吴在从荥阳东到千乘（今山东利津）海口的地段内勘察地势，开凿山阜，直截沟涧，疏决壅积；还在汴河堤上每十里立一水门，控制水流。他们用这个办法终于使河汴分流，消除了水患，使黄泛地区广大土地重新得到耕种。河工告成后，明帝还把“滨渠下田赋与贫人，无令豪右得固其利”[174]。
关东地区以至于长江以南，陂池灌溉工程也陆续兴建起来。汝南太守邓晨修复了鸿郤陂，以后鲍昱继续修整，用石闸蓄水，水量充足。南阳太守杜诗修治陂池，广拓土田。渔阳太守张堪在狐奴（今北京顺义境）引水溉田，开辟稻田八千多顷。章帝时，王景为庐江太守，修复芍陂（在今安徽寿县），境内得以丰稔。在芍陂旧址发现过一处东汉水利工程，可能就是王景修筑芍陂闸坝的遗存。这项工程采用夹草的泥土修筑闸坝，是我国水利技术史上的一项重要成就。江南的会稽郡在稍晚的时候修起了镜湖，周围筑塘三百多里，溉田九千多顷。巴蜀地区的东汉墓葬中，有许多池塘、水田的陶制模型出土，池塘和水田之间，连以渠道，这是巴蜀地区水利灌溉发达的实证。此外，各地兴复或修建的陂湖渠道还有不少。
最晚到两汉之际，我国出现了水碓，它在谷物加工方面的功效，比用足践碓高十倍，比杵臼高百倍[175]。东汉末年，出现了提水工具翻车、渴乌，翻车“设机车以引水”，渴乌“为曲筒以气引水”[176]。
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的改进，使农产品的亩产量显著提高。据《东观汉记》记载，章帝时张禹在徐县开蒲阳旧陂，垦田四千余顷，得谷百万余斛，每亩产量在两三斛之间[177]。这比《汉书·食货志》所记西汉的亩产量高出一倍以上。史籍记载东汉户口数和垦田数都比西汉的最高数字略少[178]，这是由于东汉地主隐匿的土地和人口大大超过西汉，不能据以判断东汉农业水平。
东汉时期，手工业也同农业一样，比西汉时提高了。东汉铁器出土地点，建国以来陆续发现的达百余处，远比西汉为多。西汉时冶铁不发达的南方地区，也逐渐出现了冶铁和铁器制造业。桂阳郡的耒阳出铁，东汉初年，别郡的人常聚集在这里冶铸；卫飒任桂阳太守，“上起铁官，罢斥私铸，岁所增入五百余万”[179]。今南京、杭州、绍兴、南昌等地，都有东汉铁器出土。这个时期，主要兵器全为铁制品，铜兵器出土极少。和铁农具一样，铁兵器外形也比西汉时期加大。铁制的生活日用品，在南北各地都有发现。这种种情况，都说明铁的总产量比过去大为增加了。
东汉初年，杜诗在产铁地南阳任太守，他推广水力鼓风用的水排，用力少，见功多，是冶铁技术史上一项重大改革。
和帝时罢盐铁之禁，自此以后，大地主和大商贾又重新公开冶铁制器。据桓帝时曾任五原太守的崔寔说：“边民敢斗健士，皆自作私兵，不肯用官器”[180]。可见那时连兵器也可以私造了。
炼铜和铜器制作，在长江以南的很多地方都很发达。广汉、蜀郡、会稽以及犍为属国的朱提县堂狼山[181]等地，都有兴盛的铜器制作业。广汉、蜀郡的官府作坊仍有一定规模，但是私人作坊所造铜器，数量更多些。朱提堂狼的铜洗，会稽的铜镜，历代出土都很多。此外蜀郡、广汉的漆器，北方各地品种繁多的精美丝织品，都在西汉的基础上继续提高。东汉末年，成都织锦开始发达起来。漆器生产也有发展，出土漆器数量很多。此外，出土的东汉画像砖表明，巴蜀人民此时已经利用火井煮盐。
东汉时期，北方的通都大邑，商业仍然发达。豪强富室操纵了大商业，他们“船车贾贩，周于四方，废居积贮，满于都城”[182]。他们还大放高利贷，“收税（利息）与封君比入”[183]。这个时期，“天下百郡千县，市邑万数”[184]，都卷进了商品流通范围。东汉政府铸币能力不够，五铢钱不能满足市场流通需要，所以缣帛谷物兼具货币职能。这也反映了自然经济成分的增长。官僚贵戚凭借权势，从事西域贸易和国外贸易。窦宪曾寄人钱80万，从西域市得杂罽十余张；又令人载杂彩700匹，白素300匹，以市月氏马、苏合香和毾[185]。
上述东汉经济情况中，值得注意的是南方经济水平的显著提高，这在农耕、蚕桑、水利、铜铁冶炼、铜器制造等方面都有表现。与此同时，南方人口也大量增加，扬州人口从西汉时的321万增加到东汉时的434万，荆州从374万增加到627万，益州从455万增加到724万[186]。南方人口增加，除了生产水平提高和北人南移的原因以外，还由于南方各族人民大量成为东汉的编户。史籍表明今云南地区人口增加五倍之多，主要即东汉时“徼外蛮夷内附”的直接结果。丹阳、豫章、长沙、零陵等郡人口增长也非常快，这自然与越人、蛮人成为东汉编户有关。桓帝时抗徐“试守宣城长，悉移深林远蔽椎髻鸟语之人置于县下”[187]，就是一例。南方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南方人口的增长，也是南方各民族社会进步的表现。
南方经济的发展，使东汉后期得以屡次调拨荆、扬各郡租米赈济中原灾民。明帝永平年间，东汉王朝发徒2000人，重开今宝鸡与汉中之间的褒斜道，并在沿途修建驿亭和桥阁[188]，便利了益州与中原的交通。据《华阳国志》记载，东汉时“府盈西南之货，朝多华岷之士”[189]，可见益州经济在当时的重要。
光武帝对豪强地主武装的安抚和斗争 社会经济的发展，在西汉时期导致了豪强势力扩张的结果。刘秀本人就是南阳的大豪强，他靠着自己的地主武装，才得以扩大势力，最后抢得了皇帝的宝座。南阳、河北等地区响应刘秀的人，都是拥有宗族、宾客、子弟的豪强地主。河北的刘植、耿纯以私兵随刘秀，成为东汉开国勋臣，他们在病危时都指定子侄代统营众，不愿放弃私家武装。在农民军所至的地区，豪强地主多聚众自保，待机渔利，如刘秀母舅南阳樊宏作营堑以待刘秀；京兆第五伦聚宗族邻里依险阻固，抗拒赤眉；南阳族姓冯鲂“聚宾客，招豪杰，作营堑，以待所归”[190]。这些豪强地主都先后归附刘秀，成为刘秀的有力支柱。
那时，也有许多拥有武装的豪强地主，称为兵长、渠帅，雄张乡土，抗拒政令。他们既不愿放弃自己的割据武装，归附刘秀，又无力建号自守，以与东汉统治集团公开抗衡。刘秀除了用武力削平一批之外，尽量采取安抚的手段对待他们，企图以官爵相诱，不战而使他们降服。建武二年（公元26年），冯异代邓禹取关中，刘秀告诫冯异说：“征伐非必略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191]他还具体指明：“营堡降者遣其渠帅谒京师，散其小民令就农桑，坏其营壁无使复聚。”[192]冯异如令而行，“威行关中”。
但是在东汉建国以后的十余年中，兵长、渠帅的活动迄未停止。他们散在郡县，威福自行，权势胜过官府，“小民负县官不过身死，负兵家灭门殄世”[193]。在光武帝的攻击下，这些兵长、渠帅更是“各生狐疑，党辈连接，岁月不解”[194]。所以，尽管全国统一战争已经完成，地方豪强势力仍然很嚣张，东汉统治很不巩固。
针对这种情况，光武帝在建武十五年（公元39年）采取了一个新的措施。他下诏州郡检核垦田顷亩和户口年纪，名为度田。度田的目的，除为了掌握确实的名籍和垦田数目，以增加赋税收入外，更重要的是企图通过户口年纪的检核，以控制和解散豪强武装。但是州郡官吏畏惧豪强，不敢对他们推行度田，反而借度田之名蹂躏农民。光武帝以度田不实的罪名，处死了曾任汝南太守的大司徒欧阳歙、河南尹张伋以及其他郡守十余人。接着，“郡国大姓及兵长、群盗处处并起，攻劫在所，害杀长吏。郡县追讨，到则解散，去复屯结”[195]。显然，这是大姓兵长对度田的抗拒。光武帝发兵威胁他们，把捕获的大姓兵长迁徙它郡，赋田授廪，割断他们与乡土的联系。经过这次斗争后，豪强武装转为隐蔽状态，割据形势相对缓和了。度田与按比户口的制度，在形式上也成为东汉的定制[196]。
度田虽然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是豪强势力并没有被根本削弱，土地兼并仍在继续发展，广大农民生活仍然很痛苦。在这种情形下，光武帝忧心忡忡，甚至不敢贸然举行封禅，他说：“即位三十年，百姓怨气满腹，吾谁欺，欺天乎！”[197]
明、章、和帝时，社会经济虽然向上发展，但农民弃业流亡，“裸行草食”[198]的现象依然存在。明、章、和帝不得不屡下诏令，以苑囿地和郡国公田赋予贫民耕种。有时还要给予种粮，蠲免租赋，以缓和农民的不满。
大地主的田庄 豪强地主势力的基础，是他们的大田庄。光武母家南阳樊氏“治田殖至三百顷，广起庐舍，高楼连阁，波陂灌注，竹木成林，六畜放牧，鱼赢梨果，檀枣桑麻，闭门成市，兵弩器械，赀至百万”[199]。田庄除经营丝麻等手工业外，还用自产的木材制作各种器物，“其兴工造作，为无穷之功，巧不可言”。四川出土的一种画像砖，刻画着地主宅院外面的大片稻田、池塘、山林和盐井；山东滕县出土的画像石，则表现了地主田庄中冶铁的情景。这些资料，除了说明地主田庄经济力量的强大以外，还说明田庄经济达到了很高的自给自足程度。
东汉后期，崔寔著有《四民月令》[200]一书，是地主经营田庄的家历。从书中所记的种植时令看来，它主要是根据中原地区特别是洛阳一带的田庄情况写成的。《四民月令》的资料，说明地主田庄中种有许多种类的谷物、蔬果、竹木、药材和其他经济作物，饲养各种牲畜，还有养蚕、缫丝、织缣帛麻布、染色、制衣鞋、制药、酿酒、酿醋、作酱等手工业。田庄主为了盘剥农民，在各种产品的收获季节分别收购这些产品，而在农民需要种子、食物、绢布的季节把这些物品卖出去。地主甚至在四五月间天暖时购进农民御寒用的敝絮，十月天寒时卖出，从中取利。这些也就是上述樊氏田庄“闭门成市”的一部分具体内容。
田庄里被剥削的劳动者，是地主的宗族、亲戚和宾客，其中宗族占主要地位。每年腊月，地主选配人力，安排田事，让农民收拾农具，准备春耕。春冻一解，繁忙的农事正式开始，直到隆冬为止。农事稍闲的时候，农民还要为主人修理沟渎，葺治墙屋。田庄主人对依附农民榨取实物地租，这种地租在今存《四民月令》辑本中没有记载，但是按东汉初年马援在苑川役属宾客之例，是地主“与田户中分”[201]。如果加上劳役部分，则地主对依附农民的剥削率就要更大了。
崔寔在他另一著作《政论》中，叙述了农民沦于依附地位的过程和他们的痛苦生活。他说：“下户踦，无所跱足，乃父子低首，奴事富人，躬帅妻孥，为之服役……历代为虏，犹不赡于衣食。生有终身之勤，死有暴骨之忧。岁小不登，流离沟壑，嫁妻卖子。”[202]地主为了使依附农民不致逃亡，在一定的时节按不同的亲疏关系“振赡贫乏”，“存问九族”，“讲和好礼”，使残酷的剥削关系蒙上一层宗族“恩纪”的伪装，以便更有力地束缚他们。在东汉时修成的《白虎通》一书中，更从意识形态上规定了宗族统治的秩序。
拥有大田庄的大族地主聚族而居，往往有族墓，重厚葬。族姓源流日益受到士大夫的重视，王符《潜夫论》和应劭《风俗通》都有关于姓氏的专篇。
《四民月令》所描绘的大田庄，在东汉是大量存在的。据仲长统的估计，东汉末年“百夫之豪，州以千计”[203]。他还说这种“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船车贾贩，周于四方，废居积贮，满于都城”[204]。从这个记载中，还可以看到豪强地主同时也是大商人，他们不但武断乡曲，也控制着城市中的经济生活。
《四民月令》的记载表明，大地主的田庄里，还拥有一支私家武装。每当二三月青黄不接或八九月寒冻将临时，地主就纠集一部分农民，在田庄里“警设守备”，“缮五兵，习战射”，准备镇压可能出现的农民暴动。出土的一些东汉楼阁、院宅模型，有武士持兵守卫，他们显然都是地主的私兵。还有一些东汉农夫俑和持盾武士俑，两者衣着完全一样，都佩带环首大刀，表现了依附农民和私兵身份的一致。
据《四民月令》看来，地主的私兵不是常设的，而是定期召集农民组成的，这与光武帝度田以前地主武装“岁月不解”的情况，自然有所不同。这种私兵是维持本地封建秩序的支柱，是实现国家镇压职能的补充力量[205]，这与度田以前地主武装公开割据反抗的情况也不一样。但是这种私兵在一定条件下又能转化为公开的割据武力，转化为统一国家的对立物。东汉末年豪强地主武装割据局面的骤现，其根源就在这里。
由于豪强地主势力的发展，东汉农民创造的物质财富，大部分不是作为赋税流入国库，而是作为地租为豪强地主所攫取。所以对于东汉王朝说来，社会经济的发展，不是像西汉那样表现为国家的强大和统一的巩固，而是表现为国家的贫弱和政治的不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