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东汉后期的社会矛盾和农民战争
东汉后期的社会矛盾 和帝、安帝以后，东汉统治集团趋于腐朽，豪强势力日益扩张，轮流当政的宦官外戚竞相压榨农民，农民处境日益恶劣。从这时起直到东汉末年，水旱虫蝗风雹连年不断地袭击农村，地震有时也成为一种严重灾害，牛疫更是特别流行。沉重的赋役和疠疫、饥馑严重地破坏了农村经济，逼使农民到处流亡。东汉王朝屡颁诏令，用赐爵的办法鼓励流民向郡县著籍，但这不过是画饼充饥，对流民毫无作用。流民数量越来越多，桓帝永兴元年（153年），竟达数十万户。地方官吏为了邀赏，常常隐瞒灾情，虚报户口和垦田数字，这又大大增加了农民的赋税负担，促使更多的农民逃亡异乡。
灵帝时，宦官支配朝政，政治腐败达于极点。灵帝开西邸公开卖官，二千石官2000万钱，四百石官400万钱，县令长按县土丰瘠各有定价，富者先入钱，贫者到官后加倍缴纳。公卿等官千万钱、500万钱不等。在豺狼当道的情形下，天灾有加无已，流民颠沛流离，正常的社会秩序几乎完全破坏了。
流亡的农民走投无路，到处暴动。早在安帝永初三年（109年），就有张伯路领导流民几千人，活动于沿海九郡。顺帝阳嘉元年（132年），章和领导流民在扬州六郡暴动，纵横四十九县。汉安元年（142年），广陵人张婴领导流民，在徐、扬一带举行暴动，时起时伏，前后达十余年之久。桓帝、灵帝时，从幽燕到岭南，从凉州到东海，到处都有流民暴动发生。流民暴动的规模也越来越大，从几百人、几千人扩展到几万人、十几万人。一些举行暴动的流民队伍，还与羌人、蛮人反对东汉王朝的斗争相呼应。从安帝到灵帝的八十余年中，见于记载的农民暴动，大小合计将近百次，至于各处的所谓“春饥草窃之寇”、“穷厄寒冻之寇”[238]，更是不可胜数。那时，农民中流传着一首豪迈的歌谣：“小民发如韭，翦复生；头如鸡，割复鸣。吏不必可畏，民不必可轻！”[239]这首歌谣，生动地表现了东汉农民前赴后继地进行斗争的气概。
东汉时期，暴动农民首领或称将军、皇帝，或称“黄帝”、“黑帝”、“真人”。前者表示他们进行反抗斗争时，无须假托当权集团人物来发号施令；后者表示他们懂得利用宗教组织农民，以与东汉王朝抗衡。
分散的农民暴动，虽然在东汉军队和豪强武装的镇压下一次又一次地失败了，但是继起的暴动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终于形成了全国性的农民起义。
黄巾军 灵帝时，道教的一支——太平道，在流民中广泛地传布开来。巨鹿人张角是太平道的首领。张角称“大贤良师”，为徒众符咒治病，并派遣弟子分赴四方传道，得到农民的信任，“天下襁负归之”[240]。张角还和洛阳的一部分宦官联系，利用他们作为内应，据说张角自己还曾“窥人京师，觇视朝政”[241]。
张角的活动，引起了东汉统治集团的注目。东汉王朝屡下“赦令”，企图以此瓦解流民群。但是流民群在张角的领导下，仍然日益壮大。东汉王朝的阴谋失败，又准备令州郡用武力大肆“捕讨”。司徒杨赐深恐单纯的镇压会加速大规模农民起义的发生，因此主张“切敕刺史二千石简别流人，各护归本郡，以孤弱其党，然后诛其渠帅”[242]。稍后，侍御史刘陶等人建言，要求汉朝下诏“重募角等，赏以国土，有敢回避，与之同罪”[243]。东汉统治者所有这些对策，都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
张角的道徒，发展到几十万，遍布在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张角部署道徒为36方[244]，大方万余人，小方六七千人，各立首领，由他统一指挥；并传播“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245]，向人民宣告东汉崩溃在即，新的朝代将要代起。太平道徒广为散布“黄天泰平”的口号，并在各处府署门上用白土涂写“甲子”字样。经过这些酝酿和部署以后，大规模农民起义的形势，在城乡各地完全成熟了。
中平元年（184年，甲子年）初，大方马元义调发荆、扬等地徒众数万人向邺城集中，又与洛阳的道徒相约，在三月初五日同时举行暴动。但是，在这个紧要关头，暴动计划泄露，东汉王朝捕杀马元义，诛杀洛阳“宫省直卫”和百姓千余人，并令冀州逐捕张角。张角得知计划泄露，立即通知36方提前起事。中平元年二月，以黄巾为标志的农民军，在7州28郡同时俱起，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组织、准备比较严密的农民起义，就这样爆发了。
势力强大的黄巾军，有如下几个部分：波才领导的颍川黄巾；张曼成、赵弘、韩忠、孙夏等人相继领导的南阳黄巾；彭脱等人领导的汝南、陈国黄巾；卜已领导的东郡黄巾；张角、张宝、张梁兄弟领导的巨鹿黄巾；戴风等人领导的扬州黄巾；今北京地区的广阳黄巾，等等。黄巾人众极多，声势浩大，被称为“蚁贼”。南阳黄巾杀太守褚贡，汝南黄巾败太守赵谦，广阳黄巾杀幽州刺史郭勋和太守刘卫。巨鹿附近的农民也俘虏安平王刘续和甘陵王刘忠，响应黄巾。黄巾军“所在燔烧官府，劫略聚邑，州郡失据，长吏多逃亡；旬日之间，天下响应，京师震动”。同年七月，汉中爆发了五斗米道首领巴郡人张修领导的农民暴动，被称为“米贼”。此外，湟中义从胡（小月氏）和羌人，也在陇西、金城诸郡起兵，反对东汉统治。
黄巾军一开始就威胁着东汉的都城，东汉王朝首先力图加强洛阳的防守力量。外戚何进受命为大将军，将兵屯守洛阳都亭，部署守备。洛阳附近增设了八关都尉。为了统一统治集团内部的力量，防止一部分士大夫与黄巾合谋，东汉王朝宣布赦免党人，解除禁锢。东汉统治者还诏敕州郡修理守备，简练器械，并“远征三边殊俗之兵”[246]，对各部黄巾先后发动进攻。
皇甫嵩、朱俊率军四万，进攻颍川波才的黄巾。波才打败了朱俊军，并在长社把皇甫嵩军围住，皇甫嵩全军恐慌。波才缺乏经验，依草结营，在汉军火攻下受到挫折，又被皇甫嵩、朱俊军与曹操的援军追击于阳翟，陷于失败。汉军接着向东进攻，击败了汝南、陈国黄巾。皇甫嵩又北上东郡，东郡黄巾领袖卜已被俘。
南阳黄巾领袖张曼成战死后，赵弘率十余万众继起，据守宛城。朱俊军转击南阳，围宛城三月不下，战斗非常激烈，赵弘、韩忠相继战死。十一月宛城陷落，这支黄巾军也失败了。
巨鹿黄巾领袖张角称天公将军，弟张宝、张梁分别称地公将军、人公将军，号召力很大，是黄巾的主力。东汉先后以涿郡大姓卢植和率领羌胡军队的董卓进击张角。张角坚守广宗（今河北威县）。八月，东汉以皇甫嵩代董卓进攻巨鹿黄巾。那时张角病死，部众由张梁统率，“梁众精勇，嵩不能尅”。十月，汉军偷袭张梁军营，张梁阵亡；又攻张宝于下曲阳（今河北晋州），张宝败死。东汉统治者对起义农民展开了血腥的报复，他们对张角剖棺戮尸，又大量屠杀农民，在下曲阳积尸封土，筑为京观。
黄巾起义发生以后，黄河以北农民纷纷保据山谷，自立名号，反对东汉统治。他们是博陵张牛角（青牛角）、常山褚飞燕（张燕）以及黄龙、左校、郭大贤、于氐根、张白骑、刘石、左髭丈八、平汉、大洪、司隶、缘城、雷公、浮云、白雀、杨凤、于毒、五鹿、李大目、白绕、眭固、苦蝤等部，大者二三万，小者六七千。张燕联络太行山东西各郡农民军，众至百万，号黑山军，势力最为强大。中平五年（188年），各地农民又相继以黄巾为号，起兵于西河、汝南、青徐、益州等地区，江南地区也屡见黄巾军活动。
黄巾起义发生在地方割据倾向迅速发展的时代，豪强地主拥有强大的武装，这种地主武装同官军联合，处处阻截和镇压农民军，迫使农民军不能大规模集中力量发动进攻。所以黄巾军虽然坚守过一些据点，但是终于不能摧毁敌方的主力军。起义高潮过去以后，黄巾余部和黑山军各部更是缺乏攻击力量，只能各守一方，待机而动，以至于在四面八方的敌军夹攻中相继失败。
这场农民战争瓦解了东汉王朝。极端黑暗腐败的宦官、外戚集团，失去东汉王朝的凭借，经过短暂的反复，不久以后陆续从历史上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