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东晋的统治和南北战争

东晋的建立　西晋以来，江南是各种社会矛盾交织的地方。阶级矛盾，地主阶级内部的各种矛盾，南北的民族矛盾，在这里错综纷纭地结在一起，形成非常复杂的政治局面。

西晋灭吴以后，江南的豪族士大夫被西晋统治者看作“亡国之余”[206]，在朝廷中无所依托，得不到过去在江东拥有的政治特权。西晋大军在长江南北防守，又增加了他们的疑虑。所以他们曾屡次起兵反晋。西晋末年北方各族人民和汉族流民起义时，江南豪族徘徊观望，寻找自保的途径。

接着，斗争的浪潮席卷江南，义阳蛮张昌的别帅石冰，于太安二年（303年）占领江、扬等州，威胁着江南豪族的切身利益。江南豪族各领私兵，推举吴郡顾秘为都督扬州九郡诸军事，围攻石冰的义师。广陵度支陈敏，也率领运兵参加镇压，首先攻入建康，消灭了石冰的力量。

永兴二年（305年），陈敏据历阳（今安徽和县）起兵反晋，占领扬、江等州。他礼召江南豪族名士，署为官属。但是江南豪族认为陈敏是江北人，又是小吏出身，不能代表他们的利益，因此他们在永嘉元年（307年）并力把陈敏消灭了。

就在这一年，西晋琅琊王司马睿受命为安东将军都督扬州江南诸军事，偕同北方名士王导等人进驻建康。西晋官僚在此前后陆续南渡的，都与司马睿合流。北方人民也向南迁徙，规模很大。江南豪族受过流民起义的打击，又觉察到北方胡族活动对他们的威胁，于是对司马睿的态度从观望转向支持。王导在他们之间尽力周旋，授给他们各种官职，保障他们的利益，因此南北士族集团的合作就比较稳固起来了。永嘉六年（312年），羯人石勒兵临淮颍，准备南犯，民族矛盾顿形尖锐。那时带兵击退石勒的，就是江南豪族纪瞻。

316年，晋愍帝出降刘曜，西晋灭亡。317年，司马睿在南北士族拥戴下自称晋王，第二年（大兴元年）称帝，这就是东晋元帝（317—322年在位）。

东晋初年，司马睿陆续控制或消灭了一些心怀不满的南方豪族武装，稳定了自己在江南的统治。北方各族统治者之间混战频仍，南侵的可能性也暂时减少了。在这个时候，南迁地主中又出现了新的矛盾，爆发了争夺东晋统治权力的斗争。永昌元年（322年），掌握荆州重兵的王敦为了反对晋元帝对他的防制，在其从弟王导的纵容和南方大族沈充的援助下，一度攻入建康，逼死晋元帝。成帝咸和二年（327年），历阳内史苏峻拒绝征调，联合豫州刺史祖约，举兵反叛。这些叛乱事件，由于失掉多数南迁士族的支持，先后归于失败，东晋政权才得以转危为安，勉强维持下去。

北方人民的南迁　西晋末年的腐败政治和内战，以及十六国时北方的混乱，引起了北方人民的外迁。他们或走辽西，或走陇右，但是最大量的还是渡江南徙。南渡的人通常是按籍贯聚集若干家，节节迁移，形成一个又一个的流民群。南渡官僚也往往随带宗族部曲，并且沿途收集流散，以扩大自己的部曲队伍。

南迁人民达到长江流域的，总数至少有70万人，还有约20万南迁人民没有达到长江，聚居在今山东和江苏北部地区。南迁人民中，也有一部分越过长江以后，继续南进，达到今浙江和皖南，甚至深入闽广；还有一些分散在长江中游州郡。据《晋书•地理志》、《宋书•州郡志》等有关记载估计，刘宋时有户籍的南迁人口约占西晋北方人口的1/8，约占刘宋时南方人口的1/6。扬州所集南迁的人最多，占全部南迁人总数半数以上。

到达南方的北人被称为侨人，他们除了已经沦为奴客的一部分以外，剩下来的或者占荒耕种，或者逐食流移，当时都没有编入国家户籍，称为“浮浪人”。为了控制他们，东晋在侨人集中的地方，陆续建立许多与侨人旧土同名的侨州、侨郡、侨县，使侨人著籍。这些侨州、侨郡、侨县没有实土而又时合时分，情况复杂异常。侨立州郡内并不全是侨人，南徐州侨人比例最大，占州内侨、旧人口总数42万中的22万。旧有郡县内也有一部分侨人。被大地主招纳为奴为客的侨人，因为多未著籍，其数量难以估计。

著籍的侨人，起先可以获得优复，这对于招徕北方流民，稳定他们于农业生产，阻止他们无限度地流入私门，都起着一定的作用。

侨立郡县越来越多。由于侨人在南方历久年深，他们同南方土著农民在经济地位上的差别越来越小。国家为了榨取侨人的租赋力役，驱迫他们当兵，从成帝咸和年间（326—334年）开始，一再用“土断”的办法来加强对侨人的控制。土断有的是把散居侨人断入所在籍贯；有的是并省没有实土的或民户太少的侨郡县；有的则是整顿版籍，把侨人立为白籍，以与旧人的黄籍相区别。兴宁二年（364年）由桓温主持的庚戌土断，成效比较显著。桓温在执行土断时严格禁止豪强大族隐匿侨人，彭城王司马玄隐匿五户，发觉后被收付廷尉论罪。

祖逖和桓温的“北伐”　当江南的统治集团纠缠在各种矛盾中的时候，从洛阳南来寄居京口（今江苏镇江）的祖逖，慨然“以中原为己任”[207]，首先要求向北进军。祖逖在上司马睿书中，陈述了北方人民反对民族压迫的迫切愿望，也估计到北方汉族地主可以合作抗“胡”。建兴元年（313年），祖逖率领百余家部曲，渡江北上。他在长江中流击楫发誓说：“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复济者，有如大江。”[208]他的豪迈誓言，表现了反对民族压迫的壮志。

祖逖驻在淮阴，一面招集流散，扩充队伍，一面冶炼兵器，屯田积谷。他自己勤劳节俭，不蓄私产，与将士共甘苦。他进军太丘、谯城、雍丘（今河南永城、夏邑、杞县）一带，控制了一些坞壁的地主武装，利用它们对付石勒。不到几年，祖逖军队收复了黄河以南大部土地，迫使石勒不敢过河。正在这时，晋元帝害怕祖逖功高难制，于己不利，派戴渊都督北方六州诸军事指挥逖军，并扼制逖军后路。同时东晋统治者内部明争暗斗非常激烈，王敦之乱已经在酝酿中。这些情形，使满腔热忱的祖逖忧愤成疾，大兴四年（321年）病死军中。豫州人民感念祖逖“北伐”的功劳，到处为他立祠纪念。

祖逖死后，南北之间暂时保持着均衡的局面，东晋统治集团忙于内战，“北伐”的呼声沉寂了一个时期。成帝咸康五年（339年），掌权的庾亮在荆州请求率师“北伐”，郗鉴、蔡谟力加阻止。郗鉴认为他所统军民以北人为主，渡江后就会脱离自己的控制；蔡谟更是夸大石虎的力量，故作危言，主张坐守江沔，等待敌人灭亡。这种消极的论调，居然获得朝议的赞同。康帝建元元年（343年），庾翼请求“北伐”，抗命进驻襄阳，但仍以受阻而止。后来，荆州镇将桓温的势力逐渐强大，永和三年（347年）桓温率军人蜀，灭賨人李氏的汉国（即原来的成国），声势更盛。他屡次要求“北伐”中原，当朝大臣无法直接阻止，乃于永和五、六年相继派外戚褚裒和名士殷浩“北伐”，以图抑制桓温。褚裒进驻彭城，来奔的北人日以千计，鲁郡民五百多家起义附晋，河北民二十多万也渡河来归。在这种有利形势下，褚裒不但不努力向前，反而一触即退，使河北来归的人民在半道上陷入四面受敌的困境。殷浩北进，也以失败告终。

桓温利用褚裒、殷浩北进失败后朝廷暂时无力反对的时机，于永和十年（354年）率军攻击前秦，进入关中，受到关中人民的牛酒欢迎。但是桓温不愿在北方战场上过多消耗实力，所以在灞水停军观望，丧失了取胜的时机。秦军芟苗清野，深沟自固，晋军粮食匮乏，全部退回。永和十二年，桓温第二次北进，收复洛阳，徙民而归。太和四年（369年），桓温第三次北进，从扬州到达前燕邺都以南的枋头（今河南浚县境）。前燕在前秦援助下截断了晋军粮道，桓温弃甲烧船败回。

桓温以“北伐”为事，前后十多年。他受到朝臣的牵制，而他自己也把“北伐”作为个人集中权力的手段，所以“北伐”迄无成就。他在“北伐”途中见以前所种柳树大已十围，不禁感慨地说：“木犹如此，人何以堪！”[209]他不满朝臣“永结根于南垂，废神州于龙漠”的苟安态度，请求“一切北徙”，还都洛阳，上表至十余次，都没有得到允许。东晋朝臣反对桓温，除了权力之争的原因以外，更主要的是由于他们在南方产业已丰，无心北归。孙绰以“田宅不可复售，舟车无从而得”为理由，力排还都之议，认为还都洛阳是“舍安乐之国，适习乱之乡”[210]，这是当时士大夫中最露骨的自白。在这种情况下，虽然以后还有过“北伐”，每次“北伐”也都得到过北方人民的支援，但是南北统一的希望却始终无法实现。

淝水之战　宁康元年（373年）桓温死后，军权由其弟桓冲掌握。那时前秦已经统一北方，占领益州，威胁东晋。东晋统治者内部的矛盾，由于大敌当前暂时缓和了。桓冲把扬州让给当政的谢安，自己专镇上游，作防秦准备。谢安侄谢玄在京口组成了一支称为北府兵的军队，是东晋唯一的劲旅。

前秦夺得东晋的彭城、襄阳两大重镇以后，在东晋太元八年（383年）倾力南下，军队旗鼓相望，前后千里。十月，秦前锋苻融等军25万进至淮颍地区，陷寿阳，晋军谢石、谢玄等率北府兵8万人迎战，在洛涧（今安徽怀远境）与秦军相拒。苻坚派被俘的晋将朱序到晋营诱降，朱序把秦军情况密告谢石，并且说如果晋军能乘秦军还未完全集结时一鼓击破苻融，就可能操全局的胜算。谢石、谢玄获得这一重要消息后，立即部署晋军，从容应敌。

十一月，谢玄派北府将刘牢之以精兵5000袭击洛涧，歼秦军万余人，掳获大批粮草器械，取得了首战的胜利。苻坚在寿阳城头望见晋军布阵严整，又以为城外八公山上草木都是晋兵，始有惧色。

谢玄乘胜，与逼淝水而阵的苻融相约到淝水西岸决战。苻坚麾军后退，企图乘晋军半渡淝水时加以邀击。但是秦军内部不稳，一退不可复止，顿时溃散奔逃，自相践踏；晋军乘势猛攻，获得了巨大胜利。秦军溃兵在路上听到风声鹤唳，都以为是东晋追兵。

前秦的南侵师出不义，前秦内部隐伏着的民族矛盾，由于师出不义而加深了。淝水之战以前，苻融和一些氐、汉官吏，看到北方人民思念东晋，也看到前秦的鲜卑人与羌人可能乘机起事，都一再反对过南侵。怂恿苻坚南侵最力的，是想借机促成苻坚失败的鲜卑贵族慕容垂、羌人贵族姚苌等人。淝水之战中，秦军是由临时征集来的各族人民组成的，他们离心离德，意气消沉，不愿积极作战；秦军中的汉人面对晋军，更是不愿自相残杀。与此相反，东晋在强敌进犯之前，“君臣和睦，上下同心”[211]，北府兵又多为流亡南来的北方人或其子孙，他们深受民族压迫之苦，更是英勇接战，奋不顾身。因此在淝水战场上苻融麾军稍退的时候，各族士兵临阵奔逃，而晋军则以一当十，奋勇追击。被俘在长安的晋将丁穆，也乘秦军南下的机会，与关中汉人倡议，响应晋军，加重了苻坚后方的混乱。这种内外交攻的形势，不但决定了秦军的失败，而且更导致了前秦统治的瓦解。

淝水之战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次以少胜多的著名战役。淝水之战中东晋的胜利，使南方人民避免了氐族统治者的摧残，使南方经济文化免遭破坏，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