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孙恩、卢循领导的农民战争

豪强大族统治下南方农民生活的痛苦　在东晋政权的庇护下，大批从北方来的“亡官失守”之士，在南方抢夺土地，占夺流民为部曲、佃客和奴婢；许多南方地主，也继续扩充经济势力。晋初执政的王导力图弥合南北地主的矛盾，所以他为政务求清静，不干预地主的掠夺行为。南方地主顾和还不满足，要求王导“宁使网漏吞舟”，而不要“采听风声，以为察察之政”[212]。谢安效法王导，为政“去其烦细”；他不许搜索被豪强舍藏的流民，竟认为“若不容置此辈，何以为京都！”[213]在这些世家大族相继统治之下，达官豪强贪污秽浊，恣意害民。豪将盗石头仓米达100万斛，东晋王朝不敢追究，反而滥杀管仓小吏塞责。郗愔以“深抱冲退”著名，但是敛财却多达几千万[214]。地方官吏贪污比京官还厉害，京官不能满足贪欲时常常求为县令。在这样的统治之下，人民受害之深可以想见。

东晋的徭役十分繁重，连京畿境内，徭役名目也多得惊人，庾龢为丹阳尹时，请求废除众役达六十余项。范宁上疏说：“今之劳扰，殆无三日休停，至有残形剪发，要求复除，生儿不复举养，鳏寡不敢妻娶。”[215]赋税在东晋中期以后也大为增加。太元元年（376年），东晋废除了度田收租之制，改为不论有无土地，也不论有多少土地，每口一律税米3斛；太元八年又激增至5斛。从度田收租改为按口税米，对于地主有利，而对于农民却非常不利。

不堪赋役压榨的农民，有些成批地向广州以及南方腹地逃亡，有些聚结在山湖深处，逃避官府搜索。统治者对待逃亡农民，更是极端残酷，史载海陵（今江苏姜堰东）逃亡民近万户聚在青浦的湖泽菰封中，毛璩率军千人围捕无效，趁大旱时四面放火，烧尽菰封，迫使亡户出降，然后把他们编为军队。

南方农民在东晋政权和地主的压迫剥削下，常常发生暴动。由于南北民族矛盾起伏不定，分散的暴动在很长的时期内没有汇集成大规模的农民战争。

淝水之战以后，北方胡族的威胁暂时解除了，东晋地主阶级内部矛盾立即趋于炽烈。隆安二年（398年）镇守京口的王恭和荆州的殷仲堪、桓玄等人，相继起兵反对当权的司马道子。经过复杂的斗争后，长江中游地区为桓玄割据，下游的京口和江北地区为北府将刘牢之控制，东晋朝廷的辖区，实际上只剩下江南一隅，赋税兵徭的沉重负担，就全部落到江南八郡农民身上。江南农民除了造反以外，再没有别的出路了。

孙恩、卢循领导的农民战争　王恭起兵后，新安太守、五斗米道教主孙泰借讨伐王恭的名义起兵，被司马道子诱杀了。孙泰侄孙恩逃到海岛上，继续以五斗米道招引流亡。隆安三年（399年），代司马道子执政的司马元显，征调江南诸郡“免奴为客”者，即从奴隶身份解放出来的佃客，称之为“乐属”，移置京师当兵。征发的时候，官吏还大量侵犯不是“乐属”的一般农民[216]。无辜农民受到驱逐徙拨，辗转流移，有许多都死亡在道路中。在这种情形下，农民纷纷举行暴动，以反抗东晋政权加于他们的不堪忍受的摧残。那时候，孙恩从海岛带领部众登陆，攻下会稽郡，同正在进行战斗的农民合流，形成有组织的起义斗争。江南八郡农民广泛响应孙恩，不到十天，起义队伍就扩充到几十万人。江南地主不愿东晋夺走佃客，也乘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和阶级矛盾交织的机会参加孙恩的反晋队伍，以图从中取利。

孙恩自号征东将军，转战于东南各郡，杀戮东晋的郡守县令，建立起义军的地方政权。会稽内史王凝之是有名的道教徒，他用道教仪式进行祷告，请求“鬼兵”帮他守城。起义群众并未因宗教相同的原因而饶恕他，仍然在攻下会稽时把他杀了。建康附近各县也常有小规模的农民暴动，与孙恩大军呼应。东晋派谢琰率北府将刘牢之等进攻孙恩，孙恩率众退入海岛。

隆安四五年间，孙恩连续几度攻入会稽等郡，杀东晋官吏谢琰、袁山松等人。隆安五年，义军十余万，战船千余艘，浮海进至丹徒（今江苏镇江），建康震动。北府将刘裕反攻义军，义军又退回海岛。

元兴元年（402年），割据江、荆的桓玄利用孙恩起义的机会，攻下建康，次年自立为帝，改国号为楚。那时孙恩再次登陆进攻临海，不幸战败，投海而死。继孙恩而起统率义军的卢循为刘裕所迫，浮海南走，于元兴三年占领广州。

刘裕乘义军远走的喘息时机，于元兴三年赶走桓玄，恢复晋安帝的皇位，把东晋实权掌握在自己手里。义熙五年（409年），刘裕出兵攻灭南燕，夺得了淮北河南的大片土地，进一步提高了自己在东晋统治者中的声威。

义熙六年（410年），卢循、徐道覆在始兴（今广东曲江）等地招集汉、溪等族居民为兵，两路北上，分别取得长沙、豫章等郡，顺流而下，直抵建康。刘裕灭南燕后迅速回军建康，抵拒农民军。卢循多疑少决，贻误戎机，使农民军不能取胜，只好退守寻阳。刘裕除了在长江中游节节进逼以外，还派军浮海占领广州，截堵农民军的归路。卢循兵败回师，围攻广州不下，转至交州。他在那里虽然得到俚、僚等族的支持，但终于战败身死。前后有成百万农民参加的转战东南半壁历时13年之久的农民战争，到此终于失败了。

孙恩、卢循起义，是东晋门阀士族也就是最高层的士族统治将近一个世纪以来阶级矛盾的总爆发。起义首先发生的会稽等郡，是南方土著门阀士族虞氏、孔氏、贺氏等家族集中之地，北方来的门阀士族王、谢等氏也都麇集在这个地方。他们竞相开辟田园，兼并农民，占夺佃客和奴隶。起义农民冲击了士族地主的田庄，杀戮了同他们对抗的许多士族人物，还迫使许多士族地主剥削无所得，在饥饿中“衣罗縠，佩金玉，相守闭门而死”[217]。门阀士族地主经过这次打击后，实际上丧失了政治上的统治地位，不得不把权力让给以刘裕为代表的门第较低的士族地主；而门第较低的士族地主在其统治的初期，不得不接受历史的教训，缓和一下对农民的压迫和剥削。因此，农民的生活得到了一些改善，社会生产出现了上升的景象，南朝早期的所谓“元嘉之治”，就是这样出现的。

孙恩、卢循出身门户较低的士族阶层[218]，他们领导的农民战争，具有一些严重的弱点。孙恩“逼人士为官属”[219]，即把东南八郡许多聚众响应他的大地主，一概署为重要官吏，如吴郡陆瓌、吴兴丘尪、义兴许允之被分别署为吴郡、吴兴、义兴太守，家累千金的吴兴富豪沈穆夫，被署为余姚令[220]。这些人既不能坚决向东晋进攻，也不能为孙恩守土御敌。所以孙恩进则孤军无援，退则群起入海，终于导致了起义的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