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文　学

唐诗　唐代是我国古典诗歌的黄金时代。流传到今天的，就有二千二百多个诗人创作的近五万首的诗歌。诗歌的内容十分丰富，反映了唐代历史发展的面貌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唐代诗歌繁荣的根本原因，在于唐代正处于中国中古社会变迁的转折时期，整个社会正处在上升发展的时期。从社会各阶层中间涌现出的大量诗人，以向上的精神进行创作，冲决了旧的形式主义文学的藩篱，使唐代诗歌具有豪迈雄浑、丰富多彩的特点。唐代的进士考试着重文学辞章，也推动了唐代诗歌的发展。六朝以来，诗歌的艺术形式逐渐趋向成熟，这是唐诗发展的前提条件。唐代疆土广阔，经济繁荣，交通发达，对外经济文化交流频繁，各种艺术都有相当高度的发展。这些都使人们的眼界开阔，并为诗歌提供了新的素材，成为诗歌繁荣昌盛的客观条件。

隋和唐初的诗人，大多是达官贵族。他们的作品承袭了齐、梁宫体诗的遗风，缺乏真实的思想感情和现实的社会内容。

唐高宗和武则天统治时期，诗坛开始活跃。号称初唐四杰的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是当时诗人中的佼佼者。他们虽然还没有完全摆脱堆砌辞藻的诗风，但是开始来写城市和边塞的生活，对唐代诗歌的发展，有一定的贡献。

为了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抱负，梓州射洪人陈子昂（661—702年）力斥“齐梁间诗，彩丽竟繁，而兴寄都绝”[280]，主张恢复诗歌反映现实生活的优良传统。他的诗，刚健素朴，一扫齐、梁以来绮靡、颓废的遗风。他为以后唐诗的发展开拓了道路。

开元、天宝时期是文学史家羡称的盛唐时期，这时的诗人发展了诗歌的各种体裁和形式，流派众多，风格各异，蔚为万紫千红、缤纷灿烂的壮观。盛唐的诗人王翰、王之涣、王昌龄等，善于以简短的绝句表达复杂的感情。他们的边塞诗既写出了征人思妇的抑郁情怀，又充满着乐观豪放的精神。

盛唐的另一部分诗人李颀和岑参（715—770年），擅长古体诗，特别是七言歌行。他们善于捕捉人和物的特征，加以刻画和铺陈，以取得具体而生动的效果。李颀在描写音乐声响和塑造人物形象方面，有新的创造。岑参长期在边疆生活，是最著名的边塞诗人。他以高亢的韵调，峭丽的风格，写出了许多壮丽的边塞诗。但是他对统治阶级的穷兵黩武，边将的横暴贪残，却很少揭露和批判。

孟浩然（689—740年）和王维（701—761年），他们的诗歌描绘了恬静的田园和幽寂的山水，在写作技巧上，有很高成就，但在思想内容上，却带有逃避现实的消极因素。

开元后期到天宝年间，社会矛盾更加深刻，高适（702—765年）首先写出了反映农民疾苦的诗篇[281]，成为诗人杜甫的先驱者。他的著名的边塞诗《燕歌行》，有很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

盛唐时期的李白和杜甫把诗歌艺术推到了高峰。他们不仅是唐代双峰并峙的两大诗人，也是我国古典诗歌中两个流派最杰出的代表。

李白（701—762年)字太白，出生于碎叶，成长于四川的江油。他继承了屈原的积极浪漫主义精神，汲取了魏晋以来优秀诗人的艺术技巧，学习民歌语言而采撷其精华，加以他敢于革新创造，这就使得他能在创作实践中作出很大的贡献。豪迈奔放的热情，宏阔磅礴的气势，大胆的想像和夸张的手法，生动、轻快的语言，构成了他的艺术特色。

李白在古风59首和大量的乐府诗中，揭发了统治集团骄奢淫逸的生活，谴责了他们穷兵黩武和无视人民疾苦的行为。“济苍生”“安黎元”的政治抱负，蔑视王侯富贵和封建礼教的精神以及追求美好生活的理想主义，时时在他的诗篇中闪烁着光芒。李白还写了许多游历名山大川的诗歌，庐山飞瀑，长江远帆，奔腾汹涌的黄河，崎岖峻险的蜀道，都写进了他的诗篇。

李白的政治理想是非常抽象的，他又深受道家思想影响，追求所谓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生活。当他感到理想不能实现时，就以求仙、饮酒来排遣忧闷，因此，在他的诗中，也常常流露出浮生若梦、及时行乐的颓废思想。

杜甫（712—770年）字子美，河南巩县（今巩义）人。他以“不薄今人爱古人”，“转益多师是汝师”[282]的态度，从《诗经》、《楚辞》直至同时代的优秀文学成果中撷取精英，进行革新创造，故其诗“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283]。真挚细腻的感情，沉郁雄浑的基调和洗炼的语言，构成了他的艺术特色。

杜甫的一生，大部分是在忧伤和痛苦中度过的。由于生活的艰难，他逐渐体察到人民的痛苦。安史之乱以前，他已经写了《兵车行》、《丽人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等现实主义作品。安史之乱后，他又经历了逃难的生活。在安史之乱期间，杜甫写出了《悲陈陶》、《春望》、《北征》、《羌村》及组诗《三吏》、《三别》等一系列杰出诗篇。他的很多诗篇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后的复杂的社会矛盾，被称为诗史。

杜甫在作品中，不止一次地揭发了当时尖锐的贫富对立，并且指出，“无贵贱不悲，无富贫亦足”[284]。他从自己的苦难联想到人民的苦难，当他看见自己的“幼子饥已卒”时，他的悲痛并不停留在个人的遭遇上。他“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才觉得“忧端齐终南，濒洞不可掇”。

杜甫受儒家正统思想的支配，把伦理纲常，特别是忠君视作立身的最高准则。这是时代给予他的局限。

肃、代之世，唐王朝面临着严重的危机。在这种情势下，以元结、顾况为代表的一些诗人，与杜甫走着同样的道路，以质朴无华的风格，写出一些反映现实生活的诗篇。与此同时，也存在着以钱起、卢纶为代表的大历十才子。他们着力于山水田园、自然景物的描写。他们的诗歌有一定的艺术成就，但思想内容却很贫乏。

贞元、元和之际，社会经济逐渐恢复繁荣，唐王朝的经济、军事力量也在加强。一些关心国家命运的士大夫，看到唐朝“中兴”有望，就要求改良政治。他们以学习陈子昂和杜甫为号召，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的主张，发起了新乐府运动。

白居易（772—846年）和元稹（779—831年）是新乐府运动的核心人物。他们写了很多讽喻诗，白居易的《秦中吟》10首和《新乐府》50首，是这些诗的代表作品。犀利的观察力，平易通俗的风格，强烈对比的手法和“一吟悲一事”[285]的结构是《秦中吟》和《新乐府》的特色。

元稹的《连昌宫词》，白居易的《长恨歌》、《琵琶行》等长篇叙事诗，思想结构和艺术手法都和讽喻诗有相通之处。元稹的艳体诗和白居易的杂律诗反映了当时的都市生活，也开辟了晚唐纤丽的诗风。

白居易晚年的闲适诗，寄情佛道，追求闲适，这说明在唐王朝走向下坡路的情势下，诗人的意志消沉了。

中唐时期，还形成了以韩愈、孟郊为代表的诗派，这派诗人重视艺术的技巧，险僻奇奥是他们共同的特点。韩愈以文入诗，笔力刚健，气势雄浑。

李贺（790—816年）以奇异的想像和艳丽的辞藻进行创作，具有特殊的风格。但由于他过分追求奇谲险怪，某些诗内容比较空虚，而且不免流于晦涩。

晚唐的杜牧（803—853年）和李商隐（813—858年），生活在社会表面平静、繁荣而实际危机四伏的时代，处于党争激烈的环境中，这种时代因素和个人遭遇结合在一起，就使得他们一方面忧国忧时，写了一些借古讽今、感怀伤世的作品，另一方面却莫可奈何，写了更多的放浪冶游或幽期密约之作。杜牧的诗风比较明朗、俊爽。李商隐的诗谐和婉转，清丽含蓄，但是骨力纤弱，情调哀伤。

在唐末动乱的年代里，皮日休、聂夷中、杜荀鹤等诗人，继承了杜甫、白居易等人的传统，写出揭露统治的罪恶，反映社会矛盾的诗歌。韦庄、韩偓、司空图为代表的诗人，有的逃避现实，着意创作香艳诗或山水诗。

古文运动和古文　齐梁以来柔靡浮艳和形式僵化的骈体文，日益成为文学发展的障碍，自北周至隋，屡有人倡议改革。武则天时，陈子昂也要求改变文体。他撰写表疏，议论时事，都采用明朗而素朴的文字。但是当时朝廷考试进士，颁行制诏都采用骈体，骈体文的势力很强大。同时，由骈文改为散文，也需要经历一个长期摸索的过程。

开元、天宝以后，很多文学家提倡古文。古文就是散文，因为散文是周秦两汉通行的文体，唐人称之为古文。当时以写作古文著称的有萧颖士、李华、元结、独孤及、梁肃等人。贞元、元和之际，适应当时政治思想发展的需要，出现了古文运动，这个运动的核心人物是韩愈和柳宗元。韩愈说：“愈之志在古道，又甚好其言词。”[286]柳宗元说：“文者以明道。”[287]韩、柳所说的道，就是传统的儒家思想。他们强调文章必须言之有物，反对六朝骈文中的形式主义文风。所以，古文运动是一个改革文风的运动。韩愈主张，作文要“惟陈言之务去”，“文从字顺各识职”，即要求语言新颖，文字通畅。他还认为文章言语，要与事相侔[288]。所以，古文运动又是一个改革文学语言的运动。古文运动在恢复古体散文的基础上，创造出一种适于反映现实、表达思想的文体，这种文体迅速获得广泛的流传。

韩愈和柳宗元都是杰出的散文家。他们的散文都有丰富的内容，成熟的技巧，语言简练，逻辑性强。韩愈的作品气势雄健，奔放流畅。柳宗元的作品峭拔俊秀，含蓄精深。他们对散文的发展都有很大贡献。

传奇小说　隋和唐初的传奇小说，流传下来的只有《古镜记》、《补江总白猿传》和张的《游仙窟》等寥寥几篇。

中唐时期，内容丰富的城市生活向文学提出了新的主题；六朝志怪小说和唐代民间说话（市人小说）为传奇小说提供了创作经验；古文运动的开展，为小说的写作提供了灵活而表现力较强的文体；唐代诗歌的繁荣也在语言、意境等方面，给了传奇小说以丰富的营养。因此，在贞元、元和间，传奇小说的写作繁盛起来。

这一时期传奇小说的代表作品有陈鸿的《长恨歌传》、元稹的《会真记》、李朝威的《柳毅传》、白行简的《李娃传》、蒋防的《霍小玉传》等，这些小说都以精炼、优美的语言，成功地塑造了各种性格的人物形象。

晚唐时期，传奇小说的创作依然很盛，出现了不少的传奇集，著名的有牛僧孺的《玄怪录》、李复言的《续玄怪录》、牛肃的《纪闻》、裴铏的《传奇》、皇甫枚的《三水小牍》等。有的今天虽然已经散佚，但还可以从《太平广记》中窥见其大概。这些传奇小说，多是文人猎奇记怪的作品。

俗讲和变文　随着佛经的大量翻译和佛教的流传，印度传经的梵呗和唱导也传入了。梵呗是运用佛曲和中国民间曲调歌唱赞偈，唱导是用通俗的语言，夹叙夹唱，来宣传佛教教义。到唐代，梵呗和唱导的方法发展为俗讲和僧讲，俗讲的听众限于普通人，僧讲的听众限于僧侣[289]。唐朝后期，俗讲曾盛极一时。元和至会昌间，俗讲僧文淑以“其声宛畅”[290]而享有盛名，“听者填咽寺舍，瞻礼崇奉，呼为和尚，教坊效其声调以为歌曲”[291]。

俗讲的话本叫变文，唐末吉师老有看蜀女转昭君变诗[292]。随着俗讲的流行，变文已经推广用来讲唱非佛经故事，说唱变文的已不限于僧侣。

现在流传下来的变文，是近代在敦煌发现的，其中除了演绎佛经故事的《维摩诘经变文》、《降魔变文》和《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等以外，还有《伍子胥变文》、《秋胡变文》、《孟姜女变文》、《王昭君变文》、《张义潮变文》等多种。这些都是以古代历史故事、民间传说或当代人物传作为题材的。

变文对于传奇小说以及后来的民间说唱文学有很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