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考　　据

考据学的兴起　从宋以来中国学者就有人考订古书，明末清初的顾炎武、黄宗羲等人在这方面都有广博精湛的研究。顾炎武治经兼及音韵，黄宗羲治经兼通史学。顾黄两人都主张治学是为了“经世致用”，反对空谈，以此引导人们正视现实，来反抗清朝的统治。顾、黄两人所提倡的这种学风，对清代学术的发展有深远的影响，他们也成为清朝学术的开山。

稍晚于顾、黄的考据学者有阎若璩和胡渭。阎若璩（1636—1704年），字百诗，山西太原人，世居淮安，他主张对古书大胆怀疑，考证要力求确实。所著《古文尚书疏证》，即采用了比较科学的考据方法，证明古文尚书是一部伪书。胡渭（1635—1714年），字朏明，浙江德清人，所著《禹贡锥指》和《易图明辨》，在辨别古书真伪和提倡疑古精神上都有一定的贡献。清朝的考据从阎、胡开始，但是他们治学的目的已从“经世”转入“避世”，从要求社会改革转入“为考据而考据”，这是清朝专制统治和民族高压政策所造成的。

乾嘉学派　到了乾嘉时期，清朝的统治更加稳定了，考据之风大盛，并且已发展成为一种专门的学问。由于清朝政府屡兴文字狱，也迫使一部分学者不得不在古书中寻章摘句。提倡考据，对于巩固清朝的统治是有利的。考据的对象以经书为主，由于要通经，又不得不精通文字音韵、名物训诂，甚至地理金石，天算乐历，校勘辑佚，再用这些来解经治史，于是各种学问都走向了考据的道路。

当时考据学者主要分吴皖两派。吴派以惠栋（1697—1758年）为代表。惠栋，苏州元和人，著有《古文尚书考》、《九经古义》、《周易述》等书。《九经古义》务在恢复汉人讲经的说法。惠栋的弟子江声、余萧客等，在治经方面也颇有成就。吴派的缺点是对汉人解经达到迷信程度。皖派以戴震为代表。戴震著有《声韵考》、《声类表》、《考工记图》等书。《声韵考》专讲反切、韵书、四声，戴派以后即着重文字音韵和校勘训诂。戴门弟子段玉裁（1735—1815年）所撰《说文解字注》，被称为“千七百年来无此作”[425]，在文字学方面获得的成就较大。另一弟子王念孙（1744—1832年）撰有《广雅疏证》和《读书杂志》，也是乾嘉时期有关训诂、校勘的代表作。可见皖派的成绩要超过吴派。

乾嘉时期知名的考据学者共有六十余人，除以上所举诸人外，江永的声韵学，王引之的训诂学，王昶、毕沅的金石考订，钱大昕、王鸣盛的史籍整理，皆能名称一时。赵一清的《水经注释》，卢文弨的《群书拾补》，都是第一流的著作。严可均辑的《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也有很大的学术价值。

乾嘉考据学派在文禁森严的形势下，终日只在书本内下功夫，使学术完全脱离了实际生活，眼光窄隘，思想闭塞，排挤了一切进步思想的发展。但是他们在整理和保存古典文献方面却有一定的功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