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8．“靖康耻”与岳飞抗金
“元祐更化”后，变法与反变法的争议演化为朋党之争，意气用事，置国家社会利益于不顾。这种斗争一直持续到北宋的灭亡。
元符三年（1100年）七月，宋徽宗赵佶亲政，两年后打出恢复熙宁新法的旗号，改年号为崇宁，以示崇法熙宁。蔡京重返朝廷，受到徽宗重用，出任右相，与童贯、王黼、梁师成、杨戬、朱勔（miǎn）、李彦、高俅相勾结，专权跋扈，把朝政搞得一团糟。宋徽宗宠信蔡京之流，让他们把持朝政，自己却沉迷于道教与书画之中，自称为“教主道君皇帝”，是“神霄玉清府长生帝君”（上帝长子）降生，下令在开封及各地普建道观，设二十六个等级的道官，人数近二万，与官吏支领同样的俸禄。此公擅长“瘦金书”及工笔花鸟画。然而他做皇帝极不称职，腐败无能，祸国殃民，不但毁了自己，也使自己的书画才华黯然失色。
蔡京以推行新法为幌子，大搞派系倾轧，打击异己势力。他早年追随变法派，司马光“元祐更化”时，转而反对新法，绍圣时章惇恢复新法，又转而依附章惇。一旦大权在握，蔡京又以变法派面貌出现，把文彦博、吕公著、司马光、苏辙、程颐等一百二十人定为“元祐奸党”，又把元符三年向太后（宋神宗皇后）执政时主张恢复旧法的官员与之合为一籍，共计三百零九人，由宋徽宗书写后刻石立碑，称为“元祐党籍碑”，进行政治迫害，或流放，或罢官，或降职，其中包括与蔡京意见不合的变法派章惇等人。无怪乎刘子健要在《中国转向内在》中慨乎言之：徽宗朝尽管打着新政的旗号，却失去了改革的本来精神，只剩下改革的缺点和腐败搅和在一起。
蔡京之流借口“不患无财，患不能理财”，以推行新法为名，行聚敛财富之实。恢复免役法，意在多征役钱；恢复方田均税法，意在额外增税；大改茶法、盐法，意在增加茶税、盐税。因此宋徽宗颇为得意地说：“此太师（蔡京）送到朕添支也。”对蔡京为朝廷聚敛财富赞扬不已。得到赞扬的蔡太师更加起劲，在杭州设造作局，由大宦官童贯主管，集中东南工匠几千，制作奢侈品，上贡朝廷；在苏州设应奉局，搜集东南花石草木以满足徽宗之爱好，由朱勔主管。以后规模扩大，从各地调集大批船只，每十艘编为一纲，号称“花石纲”，劳民伤财，流毒东南十二年。
蔡京之流还运用职权公开卖官纳贿，官位各有定价，当时谚语说：“三千贯，直秘阁；五千贯，擢通判。”由“花石纲”得势的朱勔父子，“货赂公行，其门如市”，中外官吏“由其父子以进者甚众”。
政治的腐败导致民怨沸腾，民间流传的歌谣一语双关地唱道：“打破筒（童），泼了菜（蔡），便是人间好世界。”在这种背景下出现了宋江起义和方腊起义。
宋江起义发生在山东郓州寿张县梁山，梁山在梁山泊之中，周围数十里。当时大搞括公田，把梁山泊括归政府所有，农民打鱼采蒲苇都要按船向政府交租，“泊旁之人无所衣食，强者结集为寇盗，弱者转徙乎沟壑”。宣和元年（1119年）宋江等三十六人率众在梁山泊起义，转战河北、山东一带。
方腊起义发生在浙江西路的睦州（建德）青溪县（淳安）。此地接近徽州，是商贾辐辏之地，盛产林木、竹、漆，造作局、应奉局每年苛索不断。宣和二年（1120年）方腊以声讨朱勔为名发动起义，宋徽宗不得不一面下令撤销造作局、停运花石纲，并把朱勔父子罢官，一面命令童贯率十五万精兵前往征讨。
宋朝陷入了内外交困之中。宋金海上之盟及以后发生的宋金交涉，充分暴露了宋朝的政治腐败与军事无能。金朝在灭辽后，立即掉转锋芒，直逼宋朝。宣和七年（1125年）十一月，金军两路南下：西路军由完颜宗翰（粘罕）率领，从大同府（今山西大同）直插太原府；东路军由完颜宗望（斡离不）率领，从平州（今河北卢龙）直插燕山府，然后合师围攻东京开封府。西路军被阻于太原城下，东路军攻下燕山府，长驱南下，渡过黄河，矛头直指东京开封府。宋人以为澶渊之盟可恃，河北毫无防务可言，金兵南下所向披靡，斡离不十一月十九日发兵，十二月十日攻陷燕京，不过二十余天，次年正月初三日渡过黄河兵临东京城下，距燕京陷落也不过二十余天。
宋徽宗听到金兵南下的消息后，不敢亲自承担抵抗的重任，匆忙传位给太子赵桓（即宋钦宗）。宋钦宗即位，改年号为靖康，尊徽宗为太上皇。太学生陈东等上书，指责蔡京、王黼、童贯、梁师成、李彦、朱勔“六贼异名同罪”，应“传首四方，以谢天下”，朝野舆论纷纷揭露“六贼”的滔天罪行，宋钦宗不得不下旨，王、童、朱斩首，李、梁赐死，蔡流放岭南。钦宗仓促即位，毫无政治经验，全凭朝议左右。当时廷臣分化为两派：一派以宰相白时中、李邦彦为首，主张避敌锋芒，借口京城难守，钦宗应出避襄阳、邓州一带，徐图恢复；另一派以太常少卿李纲为首，主张迎战御敌，认为天下城池未有如京城之坚固者，且为宗庙、社稷、百官、万民所在，舍之何往？他引证澶渊之盟的历史经验说：“昔者契丹拥百万之师，直抵澶渊，当时若从避幸之请，坚壁之言，岂得天下太平百有余年！”
靖康元年（1126年）正月宋钦宗下诏亲征，任命李纲为兵部侍郎、亲征行营使，部署京城防御。完颜宗望兵临东京城下，要宋朝派亲王、宰相前往议和。李纲奉命主持京城防务，却无兵可调，只得临时张榜召募敢死队，但兵力不敷分配，当金兵攻城时，令百姓上城协助防守。在这种情况下，守城御敌的李纲无可奈何地感叹道：“吾大兵未集，固不可以不和。”勉强留在京城的钦宗，派郑望之等赴金营求和。钦宗给议和使者的条件是：增加岁币三五百万两、犒军银三五百万两。孰料完颜宗望向宋使提出，以金五百万两、银五千万两、牛马各万匹、绸缎百万匹，割让太原、中山、河间三镇，以亲王、宰相为人质，作为议和条件。宋钦宗答应了赔款、割地的要求。金军见东京备战气氛高涨，各路勤王军又陆续赶来，便撤军北归。这时各路勤王之师已到达，面对孤军深入的金军，完全可以决一死战，居然让金军从容北撤。这种懦弱的表现，助长了金军的嚣张气焰。靖康元年八月，金军再次南下。此时政府中主和派占上风，不仅主张割地，而且主张遣返各地勤王军，撤除东京外围的防御工事。金方得寸进尺，提出宋、金以黄河为界，宋钦宗全盘接受，亲自下诏给河北、河东两路臣民，要他们“归于大金”，企图以此来保住东京。然而事与愿违，金军乘虚而下，一举攻破京城，宋钦宗亲自前往金营求和，降表上写着：“微臣（钦宗自称）捐躯而听命。”金军在京城内大肆掳掠，于靖康二年（1127年）四月初一日俘虏徽、钦二帝和后妃、皇子、宗室贵戚以及朝廷宝玺、舆服、礼器等，一起挟带北去。北宋覆灭了。这就是所谓“靖康耻”。徽钦二帝后来死于五国城（今黑龙江依兰县）。
金军北撤时，宋皇室成员全被俘虏，仅徽宗第九子康王赵构以兵马大元帅身份在河北部署军事，得以侥幸漏网，宋廷旧臣拥戴赵构于1127年5月在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即位（宋高宗），改元建炎，这一年以后的宋朝，史称南宋。
宋高宗对金极度恐慌，虽然起用了李纲为相，任命李纲推荐的宗泽为东京留守、张所为河北西路招抚使、王为河东经制使，但并不想收复河北、河东失地，拒绝宗泽的出兵北伐、常驻开封的建议，倚重投降派黄潜善、汪伯彦之流，在金兵毫无南下迹象时，放弃南京应天府，南迁扬州。这一退，反而招致金兵的追击，直逼扬州。高宗仓皇渡江，逃往杭州，金兵又进逼杭州。高宗又奔越州（绍兴）、明州（宁波），逃往定海、温州。建炎四年（1130年）春，金兵在饱掠以后北撤。退保长江口一带的御营左军统制韩世忠，在金兵北撤时，率水军八千在镇江江面狙击，把金兵逼进黄天荡（今南京东北江边），与金将完颜宗弼激战，其妻梁氏击鼓助战，一时传为佳话。金兵被堵四十余天，才得以退回建康（今江苏南京）。岳飞率部收复建康，金兵退至长江以北，以宋高宗为首的南宋朝廷才得以在杭州（临安）苟安下来。
宋高宗为了苟安于东南半壁江山，回到杭州之初，一年之内就几次向金朝上书乞哀，说什么“前者连奉书，愿削去旧号，是天地之间皆大金之国而尊无二主，亦何必劳师远涉而后快哉！”当金兵在江南受挫北归后，改用“以和议佐攻战”的办法。建炎四年（1130年）金朝把秦桧（huì）放回。
秦桧（1090—1155年），字会之，江宁（今江苏南京）人，徽宗政和五年（1115年）进士，官至御史中丞，靖康之变时随徽、钦二帝被俘虏北去，屈膝投降，大倡和议，故被放回南宋。秦桧到了杭州，几个月后就受到高宗信任，官至宰相。他为了瓦解南宋政府与军队，提出“南人归南，北人归北”主张，引起朝野震动，群情激愤，欲“食其肉而寝其皮”。高宗也大为不快，说：“桧言‘南人归南，北人归北’，朕北人，将安归？”便把秦桧逐出政府。
绍兴元年（1131年）宋将吴玢在大散关附近的和尚原，重创金兵，金将完颜宗弼身中两箭。绍兴四年吴玢又在仙人关（今甘肃徽县南），再次大败完颜宗弼。与此同时，岳飞率部连克郢州（今湖北钟祥）、随州（今湖北随县）和襄阳府（今湖北襄樊），又攻克邓州（今河南邓县）、唐州（今河南唐河）、信阳军（今河南信阳），屯兵鄂州（今湖北武昌），南宋建立以来第一次大规模收复失地。之后，岳飞又率军连破河南许多州县，兵临蔡州（今河南汝南）。绍兴七年（1137年）高宗重新起用秦桧，出任枢密使，秦桧与宰相张浚劝说高宗收回由岳飞并统淮西军的成命，招致淮西军哗变投敌，致使朝野震惊，形势急转直下，金朝向宋高宗诱降。次年，高宗任用秦桧为相，力主和议，以迎请徽宗尸体为名，表示向金投降之意。金朝使节抵达杭州，要宋朝取消国号、帝号，称藩属，方可允许送回徽宗尸体。秦桧力主“屈己就和”，代表皇帝在金使面前跪拜，全盘接受各项条件。
此时金朝内部发生政变，强硬派完颜宗弼（即兀术，一作乌珠）得势，撕毁条约，于绍兴十年（1140年）夏大举南侵。岳飞不顾秦桧阻挠，率军北上，迎击金军，连战连捷。岳飞率领岳家军从湖北出发，很快进入河南中部，收复了颍昌府（今河南许昌）、淮宁府（今河南淮阳）、郑州、西京河南府（今河南洛阳），并派遣梁兴等深入黄河以北，袭击金军后方。金朝都元帅完颜宗弼乘岳家军兵力分散之机，率精锐骑兵直插岳飞驻地郾城。岳飞令其子岳云率轻骑攻入敌阵，往来冲杀，又遣背嵬亲军和游奕军骑兵迎战正面重甲骑兵“铁浮图”，以及左右两翼骑兵“拐子马”，并派步兵手持麻扎刀、大斧，上砍敌兵，下砍马足，使“铁浮图”、“拐子马”遭到惨败。岳飞部将杨再兴单骑突入敌阵，打算活捉完颜宗弼。完颜宗弼大败而逃，胆战心惊地说：自我起兵北方以来，没有像今日这样挫败过。“撼山易，撼岳家军难”，金军从此闻风丧胆。
正当完颜宗弼打算从河南撤军时，宋高宗下令要岳飞班师回朝，并且撤回了两翼的军队，使岳家军陷于两面受敌的困境，岳飞眼看着“十年之功废于一旦”，班师回朝。随后，宋高宗又解除了岳飞、韩世忠、张俊三将的兵权，彻底解除武装，向金献媚。金乘机要挟，必须割让淮水以北大片土地，杀岳飞，方可谈判。绍兴十一年（1141年）十一月，宋金双方达成和议：（一）宋向金称臣，“世世子孙，谨守臣节”；（二）划定边界：东以淮水为界，西以大散关（今陕西宝鸡西南）为界，宋朝割唐、邓二州全部及商、秦二州大半给金朝；（三）宋每年向金纳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
这就是所谓“绍兴和议”。在议和的过程中，一个陷害岳飞的阴谋正在悄然展开。早在这年七月，秦桧指使右谏议大夫万俟离（MòqíXiè）首先向高宗上疏诬陷岳飞不战弃地，致使岳飞罢官。秦桧又指使岳飞的部下王俊诬告岳飞部将张宪、儿子岳云谋反，张宪、岳云被逮捕入狱，然后又把岳飞从庐山骗到杭州，以谋反罪关入监狱。绍兴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1142年1月27日），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岳飞、岳云父子及张宪以谋反罪处死。据宋人杜大珪《名臣琬琰集》卷十三所载“韩忠武王世忠中兴佐命定国元勋之碑”记载，在处死前，已罢官的韩世忠质问秦桧，秦桧回答说：“飞子云与张宪书虽不明，其事体莫须有。”韩世忠拂然变色说：“相公，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
河南汤阴岳飞庙
陷害岳飞的阴谋，在前台布置的是秦桧，幕后操纵者是宋高宗。王曾瑜《荒淫无道宋高宗》一书揭示了历史真相：岳飞蒙冤入狱后，主审官御史中丞何铸听了岳飞的辩白，天良发现，向秦桧力辩岳飞无辜。秦桧对他说了至关紧要的话：“此上意也!”尔后万俟离代替何铸对岳飞刑讯、逼供，无所不用其极。岳飞宁死不屈，拒绝自诬，万俟离便通过秦桧向高宗请示，高宗随即下旨：“岳飞特赐死！”岳飞是死于他为之“尽忠”的皇帝之手的。无怪乎明代文徵明《满江红》词中说：“但徽钦既返，此身何属？千载休谈南渡错，当时自怕中原复。笑区区一桧亦何能？逢其欲。”明人陆容《菽园杂记》也有类似的看法，说得更为直白：“宋与金人和议，天下后世专罪秦桧。予尝观之，桧之罪固无所逃，而推原其本，实由高宗怀苟安自全之心，无雪耻复仇之志。桧之奸，有以窥知之，故逢迎其君，以为容悦，以固恩宠耳。”宋高宗最怕岳飞北伐成功，钦宗南返，他自己的帝位不保，秦桧的所作所为正中高宗下怀。因此，当人们在杭州西湖畔的岳坟缅怀岳飞时，首先应该声讨的是宋高宗。
岳飞竟如此这般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处死，当时年仅三十九岁。岳飞（1103—1142年），字鹏举，河北西路相州汤阴（今属河南）人，宣和四年（1122年）参军。宋高宗在南京应天府即位时，上万言书反对南迁，被削夺军职，后随宗泽守开封。此后历任江淮宣抚使司右军统制、通泰镇抚使、承宣使、节度使、宣抚使、枢密副使，在抗金战争中功勋卓著。在攻克襄阳等六郡，屯兵鄂州时，作黄鹤楼词，其末尾几句为：“何日请缨提劲旅，一鞭直渡清河洛。却归来，再续汉阳游，骑黄鹤。”他的《满江红》词中的名句“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一直为人们所传颂。他那精忠报国的赤胆忠心，永远彪炳于史册，成为民族危难时期鼓舞人民的崇高精神力量。
岳飞手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