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6．劝课农桑与“棉花革命”
蒙古军队南下灭金、灭宋的战争，对农业生产破坏很大，中原膏腴之地弃而不耕者十之三四；另一方面蒙古人进入中原后占夺民田现象十分严重：“王公大人之家，或占民田近于千顷，不耕不稼，谓之草场，专放孳畜”，把农田当作牧场，反映了两种生产方式、社会形态之间的反差。元世祖忽必烈即位后，蒙古贵族重游牧、轻农业的政策有所改变，逐渐废除重游牧政策，采取重农桑政策。大臣许衡上疏：“北方之有中夏者，必行汉法乃可长久。”基于此，忽必烈认识到“欲保守新附城堡，使百姓安业力农”，于是下诏天下：“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食以农桑为本。”
为了劝课农桑，把金朝的村社制度加以改革，于至元七年（1270年）建立司农司的同时颁布立社的法令。从《元典章》劝农立社的记载可以较全面地看到当时立社的一般情况：五十家立一社，推举年高通晓农事且家有劳力者为社长，专门教劝本社之人勤于农桑，一社之内互助耕种，建立积谷备荒的义仓。以劝课农桑为宗旨的社，强调社内各户之间、社与社之间农业生产中的互助合作关系，向受灾农户提供的互助劳动是无偿的，“社众各备粮饭、器具”。在北方创始的社，灭宋后，渐次推广到南方，显示了元朝政府为了劝课农桑所做的努力。
为了统一蒙古贵族的思想，元世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例如：
其一，禁止蒙古贵族、军队侵占农田为牧场，下令把一部分牧场恢复为农田。中统元年（1260年）正月，禁诸道戍兵及势家纵犯桑枣禾稼者；四月，又禁征伐军士及势官毋纵畜牧伤害其禾稼桑枣；次年七月又申蒙古军不得以民田为牧地。至元十三年（1276年），针对东平布衣赵天麟所上《太平金镜策》提及蒙古王公大人占民田为牧场，元世祖特下诏处理此事：“凡军校及守土官吏有以势力夺民田庐产业者，各还本主。”
其二，设立农官，劝课农桑。中统二年（1261年）设立劝农司，后又设巡行劝农司，“专以劝课农桑为务”。各地方官吏都以“劝课农桑”系衔，州县衙门两壁都绘制耕织图，且以劝课农桑成绩好坏作为考核官吏的重要标准，劝课农桑无成效者，御史台按察究治。
其三，总结和推广农业生产技术。至元七年颁布农桑之制十四条，至元十年以后各类官修、私修农书相继问世，主要有大司农司辑《农桑辑要》、王祯《农书》、鲁明善《农桑衣食撮要》、罗文振《农桑撮要》等。
《农桑辑要》七卷，成书于至元十年（1273年），内容有典训、耕垦、播种、载桑、果实、竹术、药草、孳畜、岁用典杂事等。除汇编历代农书如《齐民要术》、《务本新书》、《岁时广记》，还依据北方农业生产实际经验予以增订。司农司派官员巡察各地督促农桑、推广技术时，主要依据此书，可见这部农书是元朝政府作为恢复、发展农业生产的一项措施而出版的，很受地方政府官员的重视。
《农桑衣食撮要》二卷，刊印于延祐元年（1314年），仿《四民月令》体例，以月令为纲，分系条别，按月列举应做的农事，包括农作物的栽培，家畜、家禽、蚕、蜂的饲养，以及农产品的加工贮藏等，文字通俗，简明扼要，非常实用。
《农书》二十二卷，集中地反映了元朝农业生产所达到的新水平，在当时与后世都有巨大影响。王祯，字伯善，山东东平人，元贞元年（1295年）任安徽旌德县尹，在任六年，大德四年（1300年）调任江西永丰县尹。他在旌德县尹的任内编成了《农书》，于皇庆二年（1313年）刊印。农书是当时亲民官必须颁行的书，相当于宋代地方官颁发的劝农文。王祯《农书》在南宋农书、劝农文的基础上，又吸收了《农桑辑要》的精华，综合南北方的经验，使之体系化。全书分三大部分：卷一到卷六是农桑通诀，涉及授时、地利、耕垦、耙劳、播种、锄治、粪壤、灌溉、收获等；卷七至卷十是百谷谱，介绍各种农作物、菜蔬、瓜果、竹木等的种植法，其中以棉花的种植与推广最有价值，反映了当时农业的最新成就；卷十一至卷二十二是农器图谱，这是《农书》中最具特色、最值得重视的部分，作者绘制了306幅农具、农机、灌溉工具、运输工具、纺织机械图，每幅图后附有文字说明，介绍其结构、性能、使用方法。其中不少是当时创制的新式农具和机械，尤以新兴的棉纺织业的杆、弹、纺、织机械最为新颖独特。特别是“水转大纺车”极为引人注目，它是一种水力纺纱机，书中不仅介绍结构与性能，而且还配以图像，生动地展现了技艺的高超。这种水转大纺车比英国的水力纺纱机早出现了四百年。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书末还附载了《活字印书法》，系统记录木活字印刷的新成就。
华裔美国学者赵冈在《中国土地制度史》中说，王祯《农书》集中国传统农业生产工具之大成，直到民国初年，中国农村使用的农具很难有一两件是王祯《农书》中所未载者。可见此书在中国农学史上的地位。
元朝农业发展史上最值得大书特书的是棉花种植的推广。
据《吠陀经》记载，棉花最早种植于印度。大约在公元前2世纪传入中国，但始终局限于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直到宋代以前未在中原地区推广。宋代以降，棉花始由印度次大陆通过两个途径传入中国：陆路由中亚移植于陕西一带，海路由海南岛移植于福建、广东一带。清乾隆年间松江府上海县的棉花专家褚华所写《木棉谱》提及棉花的传人，很赞同明朝邱濬的意见，指出：“汉唐之世木棉虽入贡，中国未有其种，民未以为服，官未以为调。宋元间传入其种，关、陕、闽、广首处其利，盖闽广海舶通商，关陕接壤西域故也。”宋朝文献中关于棉花的记载已零星可见，例如：宋仁宗时筠州高安人彭乘《续墨客挥犀》提及福建、岭南种植棉花并纺织成布的事；宋孝宗时任广南西路桂林通判的周去非在《岭外代答》中提及两广地区及海南岛所生产的棉布质地“绝细而轻软洁白，服之且耐久”。
宋末元初是棉花种植推广的重要时期。司农司《农桑辑要》说：“木棉亦西域所产，近岁以来，苎麻艺于河南，木棉种于陕右，滋茂繁盛，与本土无异。”王祯《农书》说：“（木棉）其种本南海诸国所产，后福建诸县皆有，近江东、陕右亦多种；其种艺制作之法，骎骎北来，江淮、川蜀既获其利，至南北混一之后，商贩于此，服被渐广，名曰吉贝，又曰棉布。”可见宋元之际棉花迅速推广，江东、江淮、陕右、川蜀均已大量种植，棉布作为商品的流传也渐次扩大。元世祖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设置了浙东、江东、江西、湖广、福建木棉提举司，负责每年征收十万匹棉布的税收事宜，反映了当时棉花种植已相当普遍化了。
黄道婆像
在这方面颇有建树的是一代纺织巨匠黄道婆。黄道婆，松江府上海县乌泥泾镇人，年轻时流落到海南岛崖州（今崖县）。学习了海南黎族的棉纺织技术，于元成宗元贞年间（1295—1297年）返回故里乌泥泾，把黎族先进的棉纺织技术传授给乡亲，并作了一系列技术革新，使乌泥泾镇这个贫困之乡很快走上家给人足之途，成为先进纺织技术的传播中心，带动了它所在的松江府及邻近地区棉纺织业的繁荣，终于掀起了被海外学者所称誉的持续数百年的“棉花革命”。
乌泥泾一带在宋末元初从闽、广引进棉花种子，广为栽培，因而乌泥泾畔便成了松江府各乡村中最早栽种棉花的地区。陶宗仪《辍耕录》称：“闽广多种木棉，纺织为布，名曰吉贝。松江府东去五十里许，曰乌泥泾，其地土硗瘠，民食不给，因谋树艺，以资生业，遂觅种于彼。”褚华《木棉谱》补充道：“邑（指上海县）产棉花自海峤来，初于邑之乌泥泾种之，今遍地皆是。”正德《松江府志》也说：“木棉，宋时乡人始传其种于乌泥泾，今沿海高乡多植之。”因此，把乌泥泾镇看作“棉花革命”的策源地，是当之无愧的。
刊行于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的《至元嘉禾志》记载当时松江府特产除丝绸外，还有木棉与布，还特别注明“布（松江者佳）”。宋末元初浙江天台人胡三省在给《资治通鉴》作注时，曾写到江南种植木棉并从事纺纱织布的状况，然而他也指出江南的布不如闽广，“自闽广来者尤为丽密”。乌泥泾的情况便是一个有力的证据，黄道婆返回故里之前的乌泥泾，纺织技术是相当原始的，据陶宗仪亲身见闻，当时乌泥泾的棉纺织业：“初无踏车、椎弓之制，率用手剖去子，线弦、竹弧置案间，振掉成剂，厥功甚艰。”没有轧花的踏车，也没有弹花的椎弓，而是用手剥去棉籽，用竹弓绷上线弦，在桌子上弹花，然后搓成棉条，再纺纱、织布，费时费工，十分艰苦。黄道婆推广了先进技术，教农家“做造杆、弹、纺、织之具，至于错纱、配色、综线、挈花，各有其法”。
这一具体成果便是当地人王逢《梧溪集》所说的“崖州被”或“乌泥泾被”的生产。所谓“崖州被”，是海南岛崖州的一种特色花布，据方勺《泊宅编》说，海南岛黎族所织棉布，“上出细字，杂花卉，尤为工巧”，故而王逢有诗赞道：“崖州布被五色缫，组雾云灿花草。”黄道婆教乌泥泾乡民生产“崖州被”，千余家乡民仰食于此，生产出品质精良、花色艳丽的棉布远近闻名，于是更名为“乌泥泾被”。此外还有乌泥泾番布、象眼布、三纱（三梭）布、飞花布等优质棉布。
关键在于黄道婆对棉纺织技术作了全面革新，包括杆、弹、纺、织以至于错纱、配色、综线、挈花的全过程。例如纺车，据棉纺织专家研究，海南岛黎族所用的竹轮纺车直径为30〜40厘米，有一种大轮也只61厘米。黄道婆从崖州引进的就是这种小纺车。她加以改进，成为三锭脚踏纺车，当地称为“一手三纱，以足运轮，名脚车”。
黄道婆的技术革新带动了乌泥泾镇经济起飞，刺激了邻近地区对于种植棉花与纺纱织布的积极性。到了元末明初，松江府已经成为全国闻名的棉布产地，所生产的精线绫、三梭布、漆纱方巾、剪绒毯等，“皆为天下第一”，畅销天南海北，从而形成“绫布二物，衣被天下，虽苏杭不及”的繁荣景象。
棉花的广泛种植与棉纺织业的蓬勃兴起，导致松江府及其周边地区农业经济与农家经营发生了革命性变化，一方面，棉作压倒稻作，这一地区农作物种植出现了“棉七稻三”乃至“棉九稻一”的新格局；另一方面，棉花的种植以及对棉花的深加工——纺纱、织布，为农家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其经济收入日益超过粮食作物，成为农家的主要经济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