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青铜时代
青铜时代是区别于此前的石器时代以及此后的铁器时代的一个历史阶段。在中国，它大体是指公元前2000年到公元前500年这一历史时期。
青铜时代这个概念，最初是由丹麦国家博物馆保管员汤姆森（Christian Jurgensen Thomsen，1788—1865年）所创用的。其后，英国考古学家柴尔德（Gordon Childe，1892—1957年）在《青铜时代》一书里，对此作了科学的界定。
在青铜时代之前，中国远古先民已有使用金属的历史。在西安半坡的仰韶文化遗址曾发现一小片金属，在姜寨的仰韶文化遗址也发现过小金属圆片，它的成分为：65%红铜，25%锌。在山东的一个龙山文化遗址中发现一件铜锌合金物。这些发现表明，在史前时期烧制陶器的陶窑中，温度达到金属矿石的熔点时，金属铜及其化合物的出现是完全可能的。
最早的青铜器（礼器、兵器）发现于河南西部的二里头文化遗址中。四件礼器都是酒器中的爵，小型、薄体、素面、平底，其中一件用摄谱仪分析的结果是：92%红铜，7%锡。与爵一起还发现了青铜的戈头。它们已经具备中国古代青铜器的特征：块范铸造、铜锡合金，有特征的器物类型。
商王武丁的妻子妇好墓中，出土了两百多件青铜礼器、五件大青铜铎、十六件小青铜铃、四十四件青铜器具（包括二十七件青铜刀）、四个青铜镜、一件青铜勺、一百三十多件青铜兵器、四个青铜虎或虎头、二十余件其他青铜器，令人叹为观止。
商朝的青铜冶炼铸造工艺已达到相当纯熟的程度，有规模宏大的铜器作坊，有集中居住的炼铜工匠。冶炼青铜的主要原料是孔雀石，加入适当比例的锡和少量的铅。根据对司母戊大方鼎的化学分析，其成分是：84.77%铜，11.64%锡，2.79%铅。由于锡和铅的熔点较低，和铜熔合后，不但降低了熔点，而且铸造出来的器物比纯铜更为坚实耐用。
青铜器的种类很多，数量最多的是礼器，有爵、鼎、彝、盘、盂等二十余种，象征器主的身份和等级；其次是兵器，有戈、矛、戚、钺、刀、箭镞等；还有车马的青铜部件和佩饰。青铜器常铸有铭文，或标明器主的族氏和祭祀对象，或记载商王和贵族对器主的恩赐，或说明器物的用途。从社会学、政治学角度考察青铜器，它扮演着政治权力的角色，用来保障物质财富的分配方式。商王赏赐海贝或铜锡常常导致礼器的纪念性铸造，在铭文中留下了记录。在一本包含四千多件有铭文的商周青铜器图录里，有这种纪念商王赏赐的铭文的器物达五十件之多。显然，这反映了国家财富在社会上层的再分配。青铜文化的意义，也许正在于强化国家的机能。
青铜器尤其是礼器主要是王室与贵族使用的，制作很讲究，上面有浅浮雕的花纹，大都是动物纹样。用作铜器纹样的动物有两类：一类是自然界存在的动物，如凤鸟、象、虎、龟、熊、犀、鹗、牛、马等；另一类是自然界不存在的动物，亦即神话中的动物，如饕餮、肥遗、夔、龙、虬等。这后一类动物纹样自然最引人注目，古往今来的学者都对它们作过探究。所谓饕餮，据说是一种“有首无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的怪形野兽。所谓肥遗，据说是“一首两身”蛇。所谓夔，据说是一足龙——头尾横列中有一足的龙形兽。所谓龙，是古人最尊崇的神话动物，形状描述各异。所谓虬，据说是有角龙。不过铜器上的饕餮纹、肥遗纹、夔纹、龙纹、虬纹，只是一种约定俗成的指称或描述。
乳钉纹铜方鼎（商）
问题的关键在于，铜器上的这些纹样究竟有什么意义。张光直研究后作这样的推测：神话中动物的功能，是把人的世界与祖先、神灵的世界相互沟通。当时流行的与祖先、神灵沟通的巫师占卜术，就是以动物的骨骼为媒介的。青铜礼器在当时用于崇拜、祭祀祖先与神灵的仪式，而且与死者一起埋葬。因此，铜器上的神话动物纹样，体现了器主这样一种意识：沟通人的世界与祖先、神灵的世界，以庇佑他们在人世间的权力和财产。
既然青铜礼器是协助巫师沟通神与人、天与地的，那么它上面的动物纹样便与通天地有关。《左传》记载楚庄王向王孙满问鼎的大小轻重，王孙满回答得很妙：关键在于德而不在鼎。以前夏朝有德的时代，远近各地把动物绘成图画，九州献来青铜，于是铸造了铜鼎，上面刻画了物的形象，百物具备，使人民知道了什么是助人的神什么是害人的奸。人民进入川泽山林，不会遇到不适合的神，不会遇到魑魅魍魉。因此便能上下（天地）相协，人民承受天的福祉。把这段话的精髓概括地表述出来，那便是：铸造铜鼎的目的，是透过上面刻画的象物纹样，使人知道哪些动物是助人的神，可以助人沟通天地。商朝青铜器上动物纹样的含义，于此可见一斑。它与王室、贵族的祖先、神灵崇拜有关，更与王室、贵族的权力、财产有关。
三星堆青铜人像
20世纪80年代末，考古界的重大发现：处于早商至商末的早期蜀国都城遗址——三星堆，出土一件大型青铜人像和几十件青铜人头像，向人们揭示了青铜文明罕见的一页。青铜人像通高2.6米，人高1.7米，面部造型逼真，浓眉阔目，高鼻大耳，头冠上有羽毛状饰物。这个人像身穿三层华衣，上有巨龙、拳爪、人面纹及云雷纹图案。学者们认为，它既是王者的象征，又具有宗教色彩。
由此，人们也就可以理解：为何发掘出如此众多的青铜礼器、兵器，唯独没有青铜农具！这种说法带有明显的夸张性，意在强调青铜器的本质。1989年，江西新干大洋洲发现一座商代方国诸侯大墓，墓中出土成套青铜农具——铲、耒、耜、犁、镰等。李学勤《比较考古学随笔》说：“以前学术界多认为古代不广泛使用青铜农具，由此足以祛疑。”
虽然已经进入了青铜时代，但商朝的农业生产还没有超越原始的粗放耕作阶段，农业生产的工具主要还是木器、石器、蚌器。农具的原始，决定了耕作方法的原始。火耕是常用的方法，卜辞中“贞焚”、“卜焚”就是火耕的记录。《说文解字》对“焚”字作这样的解释：“焚，烧田也，从火烧林意。”每到春耕时，农民便放火烧荒，然后用耒耜耕种。耒是木制双齿耕具，耜是木柄。甲骨文中“耤”字，表示一人手扶耒柄，用足踏耒而耕。甲骨文中“田”，是许多人在一块田地上集体耕作的意思，由于工具落后，大规模简单协作是唯一的选择。
由于农业是主要经济部门，也是主要财源，商王很重视农业生产。甲骨卜辞中常有祈求禾、黍、稷、麦、秜（稻）获得好收成的记录，也有向上帝、祖先、神灵祈求降雨、得到好年成的记录，又有督促“小耤臣”、“多尹”等官员去指挥田间生产的记录，以及商王本人参加耤田活动的记录。
作为商品交换的商业在当时已有了萌芽。商王和贵族经常以海贝赏赐臣下僚属，这种贝就是原始的货币，以“朋”为单位——十个贝一串，就是朋。商朝后期出现的铜贝，是中国最早的金属货币。商人较之其他附近地区的人更精通于商业，据《尚书》说，周灭商后，朝歌一带的商朝遗民“肇牵车牛远服贾”，从事长途贩卖。后来把从事商品贩卖行业的人称为“商人”（即商朝人与经商的人），可能与此有关。徐中舒写于20世纪30年代的《殷周文化之蠡测》说：商人国亡以后，转而为商贾，必为异族压迫所致，与今之犹太民族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