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老子与孔子
美国学者伯恩斯（Edward McNall Burns）和拉尔夫（Philip Lee Ralph）合编的《世界文明史》指出：“由于一些无法解释的原因——或许仅仅由于巧合——在古代世界的三个相隔很远的地区，在大约同一时候都开展着高度的哲学活动。当希腊人正在探讨物质世界的性质、印度思想家正在思考灵魂和神的关系时，中国的圣人正试图去发现人类社会和贤明政治的根本原则。”他们还指出：“中国的思想家对自然科学和玄学都没有多少兴趣，他们提供讨论的哲学是社会的、政治的和伦理的。从规劝和改良的语气来看，这种哲学无疑反映了一个屡起冲突、政治混乱的时期……哲学家们在晚周时期大动乱的形势下，力图提出稳定社会和安抚人心的原则。”这种极富哲学思辨的评述，对于理解老子与道家、孔子与儒家是有启迪意义的。
春秋时代社会剧烈变动，各派政治力量大分化大改组，社会中不尽如人意的弊端暴露无遗，思想家们力图提出稳定社会和安抚人心的原则，出于对现实的不满，他们不是向前看而是向后看，复古与怀旧成为一股思潮。老子和孔子便是这种思潮的代表。
老子即老聃，生卒年不可考，大约比孔子早几十年。他做过周的史官，见闻广博，熟悉种种典章制度；由于对世事感到厌倦，便西行出关去西部山中寻求清静。他应关令尹之请，写成《道德经》（即《老子》）。这是文字简略、字义晦涩、似是而非的著作，颂扬“道”而贬低“人”，充满了浪漫的、神秘的、反理智的精神。他不但把“道”说得尽善尽美，而且把远古先民的原始生活理想化，认为没有文明，用结绳记事而不是用文字，极乐无知的生活远比现在美好。他鼓吹“无为”，是针对当时社会变革中的“有为”而发的。他认为任何进步都会招致祸乱，生产发展会增长人们的贪欲，而贪欲是争斗的根源；文化提高会增长人们的智慧，而智慧是争斗的工具。因此他主张取消一切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回到浑浑噩噩的“小国寡民”世界，“老死不相往来”的“无为”状态，即无是非无知识的人类童年时代。这显然是一种对现实绝望的复古主义。
老子像
然而老子在阐述其“无为”思想时，闪现出前所未见的哲学思辨火花。他指出世上的万事万物都是对立统一的，如正与奇、福与祸、刚与柔、强与弱、多与少、上与下、先与后、实与虚、荣与辱、智与拙、巧与愚。对立的双方不仅矛盾，而且可以互相转化，他说：“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盈。”又说：“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他以这种方式阐述的“道”，给中国传统文化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因此后人把他创立的学派称为道家。西方哲学的热门话题：“世界从何而来？”在《老子》中概括为：“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在老子看来，“无”比“有”更具备根本的意义，“无”是天下万物的根源，也就是他反复论述的“道”。
1993年，湖北荆门市四方乡郭店村一号战国楚墓出土了800多枚竹简，堪称近年考古的一大奇观。写在800多枚竹简上的1万多字的各种文献，其中属于道家的著作两种：《老子》（甲、乙、丙三组）和一篇佚著《太一生水》。学者们的兴趣集中在简本《老子》与今本《老子》的关系，以及简本、今本异文的历史文化内涵，及其在“老学史”上的意义。
和老子主张“无为”截然相反，孔子主张“有为”。孔子名丘，字仲尼，约公元前551年至公元前479年时人。他祖上原是宋国贵族，因内讧逃到鲁国。到孔丘时，家境破落，所以他自称“吾少也贱”。司马迁在《史记》中说，孔子的父亲叔梁纥六十四岁时与颜家少女“野合而生孔子”，孔子是个私生子。以往学者本着为尊者讳的陈见，否认这点，其实是大可不必的。孔丘二十岁时当上了鲁国贵族季氏的家臣，担任管理仓库（委吏）、管理牛羊（乘田）的小差使。他受到良好的传统武士教育，熟悉礼、乐、射、御、书、数六艺，因此从小喜欢祭祀礼仪，长大善于射箭驾车，勇武有力。由于他通晓礼仪，三十岁时开始招收学生讲学。五十岁以后出任过鲁国的官职：工业部长（司空）、司法部长（司寇），总共不过三年左右，以后一直从事教育。
孔子像
孔子虽然从政时间不长，但一直热衷于政治，总想当官，只是不合时宜，未能如愿以偿。因此他把郁积于心中的政见在讲学时抒发出来，不断评论时事，独抒己见。从他身上折射出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的普遍心态。
孔子虽然对“大同”之世推崇备至，对“小康”之世有所微词，但在“小康”的夏商周三代中，对周公及西周情有独钟。孔子生活的鲁国，保存了西周的典章制度。周公的长子伯禽分封于当时的奄国，建都于奄（今山东曲阜），国号鲁。因此，周公制订的礼乐在鲁国有着深厚的土壤。孔子苦心钻研，沉醉于西周的礼乐文明之中，非常崇拜“制礼作乐”的周公，自命为当代周公。他十分不满于当时的“礼崩乐坏”，对违反周礼的行为以及改革旧制度的举措，多持反对态度，明确提出：“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齐景公向他问政，他回答“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以贵贱尊卑之礼抨击夺取政权的田氏。晋国铸刑鼎，他反对说：“晋其亡乎！失其度矣。”这个“度”，就是周礼的贵贱有序，晋国铸刑鼎，以法治国，就是“贵贱无序”。鲁国贵族季氏用了周天子的乐舞，他认为是“僭越”；季氏推行“田赋”（征收土地税），他认为这违反了“周公之典”（井田制“藉而不税”）。他一再表示：“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这种捍卫礼乐文明的向后看的政治观点和思想方法，渗透了怀旧的保守主义倾向，给后世儒家以深远影响。与此相联系，孔子是畏天命的，他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基于这种观念，他对社会变革的态度必然是守旧的。在他看来，天命是不可违抗的，这就是他为什么要说“五十而知天命”的原因。因此他主张：“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
孔子是儒家的创始者，但儒或儒者早在孔子之前就已存在。根据许慎《说文解字》的解释，儒的本义是柔，是“术士之称”。墨子说，儒者特重礼仪、声乐，特别是丧礼，他们有一套繁杂的仪节与学问，又自视甚高，不从流俗。孔子在回答鲁哀公的咨询时，一口气列举了十六种“儒行”，如“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强学以待问，怀忠信以待举，力行以待取……”最后总结说：“儒者有不陨获于贫贱，不充诎于富贵，不惑君王，不累长上，不闵有司，故曰儒。”由此可见，儒与儒家不是一个概念。冯友兰《原儒墨》说：“儒家与儒两名，并不是同一的意义。儒指以教书相礼等为职业之一种人，儒家指先秦诸子中的一学派。儒为儒家所自出，儒家之人或亦仍操儒之职业，但两者并不是一回事”；“孔子不是儒之创始者，但乃是儒家的创始者”。
孔子为儒家构建了一个体大思精的政治伦理思想体系，具有普遍的永恒的价值，影响之深远，是中国任何一个思想家或学派所无法比拟的。
孔子主张“仁”，“仁者爱人”，是他的思想核心。“克己复礼为仁”，是政治理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处理人际关系的准则；“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是对执政者的要求。在孔子看来，“仁”和“礼”是相辅相成的，“仁”是“礼”的基础，只有把“仁”注入“礼”，“礼”才能永葆活力。
他长期从事教育，弟子三千，精通六艺者七十二人。他的教育思想已越出教育的范畴，而成为一种道德规范。如“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择其不善者而改之”；“有教无类”等等。春秋晚期出现了私学，与官学并行不悖，为统治者培养政治家和战略家。孔子办学，为那些出身寒微、才干杰出的年轻人开辟了一条从政的途径。
他主张学生要学社会、学历史，所以他说自己“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近则夏商周三代，远至大同之世，无所不学。他整理的源自周朝巫史所掌的典册——《诗》、《书》、《礼》、《乐》、《易》、《春秋》，既是他学习历史的凭借，也是孔门讲学的教材，成为后世的儒家经典（即所谓“六经”），功不可没。
《诗》即《诗经》，包括风、雅、颂三部分。就其制作之初而言，与宗庙祭祀的乐舞有密切关系。今《诗》三百篇中，以《周颂》为最早，它原为宗庙祭祀时所唱乐歌，可能出自巫史之笔。而《玄鸟》、《长发》、《生民》、《公刘》等篇，作为商周史诗，则可能出于史官之手。据说原有三千多篇，孔子作了删削。
《书》即《尚书》或《书经》，是古代历史文献汇编。就其内容而言，是史官所记录保存的政府档案，孔子搜集了这些讲演、诏命、誓词等文献，经过整理编纂，改造成突出儒家民本主义精神的经典。
《礼》包括《周礼》、《仪礼》、《礼记》。《周礼》由孔门学者编纂而成，《礼记》（包括《大戴礼记》）是孔门后学讨论礼制的论文集。孔子处在“礼崩乐坏”时代，对礼加以改造，使礼、仪由外在的规范转为人心内在的要求，把强制性规定提升为自觉的理念，使伦理规范与心理欲求融为一体。
《乐》即《乐经》，已失传。
《易》即《周易》或《易经》，是一部巫史的占卜用书，借以预卜吉凶休咎。此书是周朝史官为断筮卦之凶吉逐渐集结而成的，也可以说是巫史们在占卜时所留下的记录。孔子对于《易》的贡献在于，把巫术占卜之书变为一部道德、政治、哲学之书，赋予了思辨色彩。
《春秋》是鲁国的编年史书，孔子作了删削修改。孔子在作《春秋》时，搜集了周朝与春秋列国的史书，编年纪事，迥然不同于以前的《春秋》，其目的不是交通人神，而是突出政治，正如他自己所说：“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后来解释《春秋》的有《左传》、《公羊传》、《穀梁传》。
孔子死后葬在曲阜城北泗水旁，弟子们为他守孝服丧之后，散游各地，出于对他的道德学问的钦仰，以各种方式把它发扬光大。曾子、子思、孟子在他们的著作《大学》、《中庸》、《孟子》中，分别发挥了修齐治平之道。
孔子与儒家是一个老话题，也是一个新话题，恐怕值得永远探讨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