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 The silk road——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这一名称是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 thofen）在1877年出版的《中国》一书中首先提出的，译成英文便是The silk road。1910年德国历史学家赫尔曼在《中国和叙利亚之间的古丝路》一书中，把丝绸之路延伸至地中海西岸。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外国探险家在中国西北地区发现大量与此有关的遗迹、遗物，使研究丝绸之路成为一门专门学问。
汉朝不仅农业有长足进步，手工业也令人刮目相看，纺织业尤其如此。男耕女织的农民家庭手工纺织业，多半生产麻布、葛布、绢帛，产品部分自给，部分作为商品出售。一些城市有发达的手工业作坊，从事大规模生产，制作各种精美的丝织品。
长沙马王堆发掘的软（dài）侯妻子的墓室，随葬大量丝织品：绢、罗、纱、锦、绣、绮等，用织、绣、绘等花纹制作工艺，制作出动物纹、云纹、变形云纹、菱形几何纹等鲜艳夺目的丝织品。其中的纱，料质轻而薄，一件用素色纱做成的禅（dān）衣（单衣），衣长128厘米，袖长190厘米，但重量只有49克，令人叹为观止。
中国是丝绸之国，丝织品产量很大，除国内服用外，还销往匈奴、西域、中亚、西亚乃至欧洲。从那时起，从中国通向中亚、欧洲的商路，开始以丝绸而驰名世界。
西汉以来，人们把今甘肃玉门关、阳关以西的新疆、中亚以及更远的地方统称西域。狭义的西域则指天山南北，葱岭以东，玉门关、阳关以西地区。为汉朝沟通西域的功臣是张骞。
汉朝向西域扩展是和匈奴对抗的直接后果。汉武帝时张骞两次出使西域，第一次西使，旨在为汉联结大月氏（今阿姆河流域、阿富汗北）夹击匈奴；第二次西使，旨在为汉联结乌孙（今新疆伊犁河和伊塞克湖一带）夹击匈奴。目的都是为了“断匈奴右臂”。
敦煌壁画所见张骞通西域图
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张骞率一百多人的使团西行，被匈奴拘留达十年之久，终于抵达大月氏，并亲历了大宛（今乌兹别克费尔干纳）、大夏（今阿姆河南）、康居（今乌兹别克撒马尔罕）等地。当张骞返回首都长安时，使团只剩下了两人。张骞向汉武帝建议与西域各国建立正式的联系，汉武帝欣然同意，于是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张骞奉命出使乌孙，随行三百多人，带去了给西域各国的礼物牛羊、黄金和丝织品。张骞成功地和乌孙、大宛、康居、大夏建立了联系，完成了探索沟通西域的史诗般功业。张骞归国后向汉武帝所提供的报告，对上述各国作了描述，为了解当时中亚提供了宝贵的依据。今人仍可从《史记 · 大宛列传》中看到当时的盛况。汉的使臣后来还到达奄蔡（今里海东岸）、安息（波斯即今伊朗）、条支、黎靬（今地中海东岸）。中亚、西亚各国经常派人到长安访问、贸易，汉朝为了发展同这些国家的往来与贸易，修筑道路，设置驿馆。汉朝丝绸的出口成为对外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中亚、西亚运到罗马帝国，成了罗马元老院议员和其他贵族的夫人的珍贵服饰；罗马的铁制品、玻璃、金银由西向东，流入了汉朝。汉朝用丝绸向中亚换回马匹和玉器，并引进了新的作物和果品，如苜蓿、石榴、葡萄等。尽管有了丝绸之路，但罗马帝国和中国汉朝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商业往来，它们之间的往来，全靠各种中间人，尤其是安息（即波斯）人的中转。
汉朝为了开拓这条丝绸之路所花的代价是巨大的。据张春树《汉代丝绸之路的开拓与发展》一文估计：仅汉武帝一代，对这些地区用兵，先后累计骑兵一百二十万人次、步兵九十万人次、后勤补给人员一千万人次，简直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全国总动员。财力消耗更为惊人，单就开辟、经营河西来说，所费至少在一千亿钱上下，而当时国家全年收入仅四十亿钱。这样地倾注全国人力财力作军事扩张，开拓新地，而又持续如此之久，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从汉武帝开始对河西作系统的经营，先是军事开拓，后是屯田开发，把屯垦与戍守合二为一。征伐大宛成功后，汉朝经营的地域已向西至敦煌以西、葱岭以东一带。都尉屯田区经过一段时间后变成后方已开发区，于是都尉区改制为县，若干县成为一郡，著名的河西四郡中的酒泉、张掖、敦煌三郡就是这样发展而成的。
丝绸之路上的汉代烽燧遗址
从当时的首都长安西往河西走廊有北、中、南三条路线，河西走廊西行的路线只有一条：由武威至张掖至酒泉，然后至敦煌。
从敦煌西去，经玉门关、阳关往西的商路有两条：一条是从鄯善沿南山（今昆仑山）北麓至莎车，西越葱岭（今帕米尔）到大月氏（zhī）、安息诸国，称为南道，再西去可抵达大秦（罗马）；另一条是沿北山（今天山）南麓西行，越葱岭的北部西向，可以到大宛、康居、奄蔡诸国，称为北道，再往西可抵大秦。
这南北两条商路，是当时中国和中亚、西亚经济交流的大动脉，因为运往西方的货物主要是丝绸，所以后来被称为“丝绸之路”。罗马帝国的人民把汉朝的丝绸当作珍贵的物品，对东方“丝国”充满了憧憬和向往。
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汉朝在西域设立都护，郑吉被任命为首任西域都护，都护衙门是汉朝驻西域军队的总指挥部，也拥有控制和调节西域各国的广泛政治权力。初元元年（公元前48年）汉朝在车师（今吐鲁番）地区设立戊己校尉，管理屯田和防务，隶属于西域都护。有了这种可靠的保障，汉朝与西域的经济、文化交流日趋密切，西域的葡萄、石榴、苜蓿、胡豆、胡麻、西瓜、蒜、金桃等，陆续被引往东土；西域的马、骆驼也源源东来；汉朝的丝绸、铁器以及铸铁、凿井技术传到了西域。
东汉建立后，一方面由于忙于内部事务，另一方面为了节约财政开支，光武帝拒绝了西域各国重建西域都护的请求。汉与西域的通道被匈奴阻断。明帝时东汉发动了对匈奴的征讨。永平十六年（公元73年）班超随统帅窦固出击北匈奴，不久奉命率吏士三十六人赴西域。他攻杀匈奴派驻鄯善的人员，又废亲附匈奴的疏勒王，巩固了汉在西域的统治。章帝初，北匈奴在西域反扑，他在疏勒等地坚守。从章和元年（87年）到永元六年（94年），陆续平定莎车、龟兹（qiū cí）、焉耆，并击退大月氏的入侵，保护了丝绸之路的畅通。永元三年（91年）以后他任西域都护的十年中，东汉对西域的控制最为巩固，五十余国派遣质子带着贡赋前往洛阳。永元九年（97年）班超派甘英出使大秦，甘英西行一直到达条支海（地中海）边。那时中国的丝绸已输入大秦，主要是由安息人（波斯人）转运的，安息人恐怕开辟了从汉到大秦的通商道路，影响其传统的商业利益，故意向甘英夸大海上交通的险恶，致使甘英没有再向前进。甘英是历史上第一个探辟欧亚交通的人，功不可没。班超在西域奋斗了三十年，永元十四年（102年）回到洛阳，一个月后与世长辞。
西方学者赫德森在《欧洲和中国》第三章“丝绸贸易”中说，纪元后最初几个世纪，在罗马的塔斯丘斯街上有个中国丝绸市场。这种丝绸交易乃是古代最具深远影响的大规模商业……罗马上流社会需求丝绸的风尚，也存在于西班牙、高卢和不列颠，所以这一丝绸贸易就曳着其精美料子的线头，从太平洋到大西洋，横越整个旧大陆，形成了一个共同经济联盟。沿着丝绸之路源源不断西去的丝绸，在历史上留下了明显的影响。对于中亚诸国的首领们而言，拥有丝绸是高级地位的一种标志；对于罗马帝国而言，丝绸是一种奢侈的衣料，为了进口这些物品给罗马经济造成了相当大的负担。上世纪末至20世纪在丝绸之路沿线的考古发现，不仅证实了当时存在的一些古国，大量精美的丝织品、刺绣服饰的出土，依稀可以看到当年丝绸之路的繁华状况。在鄯善、车师、龟兹、乌孙、于阗以及尼雅河流域当地人的墓葬中，发现许多汉锦、丝绸、铁器、装饰品，表明当时中原与西域经济联系的密切程度。
丝绸之路之得名是因为中国所产丝绸最初是由这条道路运往地中海的西方世界，它的著名虽然由于通商，但它的更大贡献却是沟通东西文化交流，最显著的例子便是，中国发明的造纸术是由这条丝路传入近东再传至欧洲的，后来印刷术、火药的西传也是如此；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也由此路向东传入中国。因此可以说，丝绸之路是地理大发现之前一条改变世界历史与文明的大通道，它不仅沟通了东西方文明，而且促成了这两个文明的互相渗透。西方学者斯文赫定、斯坦因等，先后在楼兰废墟、婼羌、尼雅、和阗一带发现丝绸之路的遗迹、遗物，如毛笔、竹简、木牍、纸、残绢、古钱、汉镜、陶器、《战国策》残卷，以及梵文贝叶、怯（qū）卢文、婆罗文、窣（sū）利文的文书等。经过中外专家长期研究，怯卢文书之谜得以揭开，它用阿拉米字母拼写自己的文字，是印欧语系中古印度雅利安语的一种方言，最早流行于古犍陀罗地区（今巴基斯坦白沙瓦一带），公元2世纪传入大夏，以后传入塔里木盆地一带，成为那里的通行文字。1940年英国学者贝罗（T. Burrow）出版了《中国突厥斯坦所出怯卢文书译文集》，1988年中国学者林梅村出版了《沙海古卷——中国所出怯卢文书（初集）》。这一切都使丝绸之路的研究愈益趋向博大精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