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北魏文明太后、孝文帝的改革与汉化
建立北魏的拓跋氏是承担中国北方再统一使命的鲜卑族的杰出一部（即鲜卑拓跋部）。中国历史上骑马民族的影响是很不小的，鲜卑族便是其中之一。
拓跋部在中国北方边境出现时，没有房屋、文字，更没有法律，在与汉族商人接触之前也没有私有财产观念。魏晋之际，他们游牧到了阴山以南草原，成为三十六个鲜卑部族的首领，确立了领导权。公元4世纪初，他们自称可以动员“控弦骑士四十余万”，而当时的全部人口还不到一百万，堪称全民皆兵了。西晋王朝为了利用拓跋部的力量抵御北方游牧民族，容许它进入今山西长城内侧五县（马邑、阴馆、楼烦、繁峙、崞县）之地，从此开始了拓跋部的农业定居时期，其首领拓跋猗卢被晋朝封为代公和代王。拓跋什翼犍即王位后，用汉族士人为谋士，分置百官，以盛乐（今内蒙和林格尔）为都城，初具国家规模。376年，前秦苻坚攻灭了拓跋部的代国。淝水之战后，前秦瓦解，拓跋珪于386年纠合旧部，在牛川（今呼和浩特东）即王位，改国号为魏，拓跋珪就成为魏道武帝。魏这个国号早已出现过，周朝时是一个诸侯国名，三国时又有魏国（曹魏），王朝史家为了区别于前者，称拓跋氏建立的魏为北魏或拓跋魏。北魏道武帝定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后，日趋强盛，到太武帝拓跋焘时结束了十六国混乱局面，于439年统一北方（黄河流域），与接替东晋的宋——南朝的第一个政权相对峙，历史进入了南北朝时期。
北魏统治者面临着这样一个严峻的问题：曾经一度统一北方的前秦淝水一战失败后迅速崩溃，北魏应如何巩固统治，而不至于重蹈覆辙，从道武帝到太武帝，都在为此而努力，矛盾的焦点集中在改革鲜卑旧俗和加速汉化上。在这方面作出重大贡献的是文明太后冯氏和孝文帝拓跋宏。
文明太后是北魏第四代文成帝的皇后，第五代献文帝在位时开始左右朝政，在她的控制下，郁郁不得志的献文帝传位给五岁的儿子拓跋宏。承明元年（476年）文明太后毒死献文帝，以太皇太后的身份临朝称制，成为5世纪80年代改革的最重要决策人，这和她的汉族出身有着密切的关系。
文明太后冯氏是北燕王室的后裔，长乐信都（今河北冀县）人，曾祖冯安于4世纪末迁徙至昌黎（今辽宁朝阳东南）。407年冯安子冯跋自立为北燕王，据有辽东一带，429年弟冯弘继位。不久，冯弘之子冯崇、冯邈争权，相率降于北魏，436年北燕为北魏所吞并。冯氏之父冯朗因事被杀，冯氏被没入宫中，由于其姑母已是魏太武帝的贵妃（左昭仪），冯氏才免于沦为奴婢。454年冯氏被选为魏文成帝的贵人，两年后立为皇后。465年文成帝死，十二岁的献文帝继位，冯氏成了太后。466年她发动宫廷政变，杀了控制朝政的丞相乙浑，临朝听政。从476年文明太后专政到490年她死的十多年中，“事无巨细，一禀于太后。太后多智略，猜忌，能行大事，生杀赏罚，决之俄顷”。可见她是一个颇有政治才干的女强人，堪与后来的武则天相媲美。
当她第一次临朝听政时，就下诏在全国各地普遍建立学校，不仅表现出对文治的重视，而且规定学生“先尽高门，次及中第”，正式承认汉人门第，迈开了汉化的第一步。476年第二次临朝听政时，她以孝文帝名义发布诏书：“自今已后，群官卿士下及吏民，各听上书，直言极谏，勿有所隐。诸有便宜，益治利民，可以正风俗者，有司以闻，朕将亲览，与三事大夫论其可否，裁而用之。”表示要大张旗鼓地开展一场政治改革运动。
文明太后决策的改革有以下几项。
（一）正式颁布官吏俸禄制度。北魏早期的官吏（无论中央或地方）无俸禄，弊端甚大。太和八年（484年）颁布官吏俸禄制度，按季发给俸禄，并且规定：从此以后，再有贪赃绢一匹以上者，立即处以死刑。均田令颁布后，又规定官吏按职级高低授予公田（俸田），作为俸禄的补充。这些举措对于遏制贪污腐化起到重要作用。
（二）颁布均田令。太和九年（485年）的均田令，旨在对无主荒地和所有权不确定的土地实行分配与调整（详见下节）。
（三）实行三长制。太和十年（486年）文明太后根据汉人官员李冲的建议，在地方基层建立三长制，即五家立一邻长，五邻立一里长，五里立一党长，以代替原先以宗族为单位的宗主督护制。如果从明元帝永兴五年（413年）算起，到太和年间，宗主督护制已实行了七十多年。客观地说，宗主督护制的实行一度缓和了鲜卑拓跋部与中原地区宗主豪强的矛盾，对北魏在中原的统治有利。但这是有限度的，正如李冲所说“旧无三长，唯立宗主督护，所以民多隐冒，五十、三十家方为一户”，宗主荫庇近支宗族及非同族的依附者，不利于中央对地方的控制。为了进一步巩固北魏对中原的统治，必须摈弃这种落后的宗主督护制，建立完备的地方行政体制。当李冲提出废除宗主督护制建立三长制的建议时，文明太后大力支持，召见公卿百官前来议论，明确表态：“立三长，则课有常准，赋有恒分，苞荫之户可出，侥幸之人可止，何为而不可！”
（四）实行租调制。这也是根据李冲的建议于太和十年颁布的。规定一夫一妇（一户）每年向政府缴纳帛一匹（麻布之乡则为布一匹）、粟二石，这是按均田令一夫一妇受田已足的假定前提为依据的。改变了过去按大户征收的方法，比较合理，负担也较轻，由于许多荫附户口脱离了宗主，政府的租调收入反而有所增加。
太和十四年（490年）文明太后死，孝文帝亲政，进一步强化改革，重点是改革鲜卑旧俗，全面汉化。
首先，孝文帝于太和十八年（494年）把首都从平城迁到洛阳，形成了鲜卑人一次大规模南迁。促使孝文帝迁都的原因很多，而平城地区灾害频繁粮食短缺是关键。根源在于鲜卑拓跋部从盛乐向平城的迁徙带有相当的盲目性，要在塞上建都，必须用武力强徙大批人口充实这片久已荒芜之地，而当时以平城为中心的代都地区的自然条件决定了它对人口的承载力是有限的。为了摆脱这一矛盾，热衷于汉化的孝文帝便义无反顾地迁都洛阳。据专家推算，由平城一带迁入洛阳的移民约108万，其中包括文武百官及鲜卑兵20万，以及这些人的家属，此外也包括大批汉族百姓。这样大规模的南迁，由于北魏给予“代迁之户”许多优惠条件（如赐田、免租），进行得相当顺利。为了缓和部分鲜卑贵族“难于移徙”的情绪，孝文帝特许他们“冬则居南，夏便居北”，于是出现了一批每年都如候鸟般南来北往的“雁臣”。然而，南迁与汉化毕竟是大势所趋，孝文帝后来又规定，迁洛的鲜卑人，死后葬在洛阳，不许归葬代北，逐渐以洛阳为籍贯，割断与代北的联系。迁洛以后，鲜卑人分成迁洛阳、留住平城一带和六镇两部分，迁洛部分到六镇内迁时，大体上已汉化。一个统治民族经过三十年，就融化在被统治民族里，是孝文帝汉化政策的一大成功。
其次，改革鲜卑旧俗，推行全面汉化政策。孝文帝拓跋宏是引导鲜卑深入汉化的关键人物，他本人也是北魏诸帝中汉化色彩最浓的一位，汉文化修养很深，十分器重出身江南高门的王肃，认为鲜卑族必须汉化才能巩固政权，统一南北。《魏书》说他：“雅好读书，手不释卷。‘五经’之义，览之便讲，学不师受，探其精奥……才藻富赡，好为文章，诗赋铭颂，任兴而作，有大文笔，马上口授，及其成也，不改一字。”他以大儒自居，以儒学治国，集中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恢复孔子的“素王”地位，尊孔祭孔活动逐步升级，迎合中原士大夫的夙愿，笼络大批汉族士人。
二是实行礼治，改革鲜卑旧俗。太和十九年（495年）下令进行语言改革，禁止三十岁以下官员说鲜卑话，犯禁者一律降爵黜官。为此，他宣称：“自上古以来及诸经籍，焉有不先正名而得行礼乎？今欲断诸北语（鲜卑语），一从正音（汉语）。”可见禁鲜卑语是实行礼治的一步，其他方面莫不如此。例如把鲜卑复音的姓氏改为音近的单音汉姓，皇族拓跋改为元，此外丘穆陵改为穆，步六孤改为陆，贺赖改为贺，独孤改为刘，贺楼改为楼，勿忸于改为于，纥奚改为嵇，尉迟改为尉，达奚改为奚等，一共118个复姓改为单姓。他还亲自拟定条例，规定鲜卑的穆、陆、贺、刘、楼、于、嵇、尉八姓，与汉人士族中范阳卢氏、清河崔氏、荥阳郑氏、太原王氏四姓门第相当，不得授予卑官，使鲜卑八姓也门阀化。再如孝文帝为了加速汉化，促使鲜卑人与汉人通婚，自己娶卢、崔、郑、王及陇西李氏之女入宫，又强令六个兄弟聘汉人士族女为正妃，元禧聘陇西李辅女，元干聘代郡穆明安女，元习聘荥阳郑平城女，元雍聘范阳卢神宝女，元勰聘陇西李冲女，元详聘荥阳郑懿女。皇族和汉人士族通婚，一般鲜卑人自然要效法，入居中原的鲜卑人很快被汉化融合了。
三是提倡以孝治国。孝文帝奖励天下孝悌，倡导尊老、养老风气。孝文帝以后，以孝治国成为北魏的传统，诸帝谥号多冠以“孝”，宗室学《孝经》，皇帝讲《孝经》，成了每朝惯例。
孝文帝的全盘汉化政策，使胡族政权不但在政治上而且在文化上被中原文明所同化，《魏书》说：“礼仪之叙，粲然复兴；河洛之间，重隆周道。”他以诏令的形式定四海士族，以法律规定士族制度，使胡汉的分野转化为士庶的区别。孝文帝后期，汉人士族担任将相的人数从不到四分之一，上升到三分之一，经过宣武、孝明两帝的继续扶植，几乎达到胡汉各半的比例，不难看出华夷之别已非常淡漠。
北魏一代，从经学角度看，儒学无可称道；从政治文化角度看，儒学作用非凡：大大加速了民族融合的进程，也使中原传统文化得以发扬光大。在北方汉族士大夫眼中，割江而治的南朝已不再是正统所在了，只有北魏治下的中原才是传统文化的中心。梁武帝派陈庆之护送魏北海王元颢回洛阳，在接风宴会上陈庆之振振有词：“魏朝甚盛，犹曰五胡。正朔相承，当在江左。”当他亲眼目睹洛阳旧貌换新颜，一派欣欣向荣的气象后，回到梁朝对人说：“自晋、宋以来，号洛阳为荒土。此中谓长江以北，尽是夷狄。昨至洛阳，始知衣冠士族，并在中原。礼仪富盛，人物殷阜，目所不识，口不能传。”
北魏改革的结果，促进了民族融合，为统一奠定了基础。但是改革也引起鲜卑上层贵族相当大的敌意，他们对皇帝偏爱汉人士族有所反感，对削弱鲜卑贵族势力有所不满，宫廷政变与阴谋绵延了三十年。到534年，北魏分裂为东魏、西魏。东魏延续十六年，西魏延续二十一年，演化为北齐、北周。其后，北周吞并了北齐，隋又代周，继而灭了南朝的最后王朝——陈，完成了中国的统一。统一局面形成于隋，基础却奠定于魏。
通向再统一的道路，是由强有力的西方合并东方，再由强有力的北方合并南方，再现了秦统一的轨迹，难道是偶然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