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从武则天到唐玄宗
雄才大略的唐太宗为安排他的接班人而煞费苦心，终不能如意。太宗的长孙皇后生三子：长子承乾有足疾，第九子晋王治软弱无能，太宗都不满意；第四子魏王泰爱好文学，深得太宗宠爱。魏王泰谋作皇统继承人，承乾力图保持太子地位，矛盾尖锐化。后来承乾以“谋反”被废，太宗虽不满意晋王治软弱无能，但不得不立他为太子。因为魏王泰图谋夺太子位，如立他恐为后世仿效。
贞观二十三年（649年）李治继位，是为唐高宗。母舅长孙无忌，老臣褚遂良等遵守贞观遗规，执掌朝政。唐高宗是优柔寡断的庸才，臣下奏事，他“端拱无言”，都须宰相出主意。幸亏前有贞观老臣辅佐，后有皇后武则天参与朝政，政治并未倒退，贞观之治仍得以继续。
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罕见其匹的女政治家。她于贞观十一年（637年）十四岁时成为唐太宗的才人（嫔妃），太宗死，她依例出宫到感业寺削发为尼，本应与世隔绝度过一生。早已为其美貌所吸引的唐高宗即位不久，把她召入宫中，封为昭仪（嫔妃），不仅改变了她的命运，而且使她成为父子两代皇帝的妻子，因而不断遭到非议。比高宗大四岁的武则天素多智计，精通文史，在与王皇后、萧淑妃争宠中，渐占上风，颇得高宗宠信，立为皇后。在立她为后的过程中，朝廷内外斗争激烈，以长孙无忌、褚遂良为首的一派认为武氏出身不是名门大族，不配册封为皇后。后来骆宾王代徐敬业写《讨武氏檄》，劈头就说：“伪临朝武氏者，性非和顺，地实寒微。”显然，出身寒微是反对派攻击的主要把柄，因为武则天父武士彟（huò）做过木材商人，后来虽然当过工部尚书，但在贵族们眼中仍是寒门出身。其实她的出身并不寒微，其父是太原地方的望族，其母是关陇贵族中显赫的隋皇室杨氏家族的后裔。近代史家把反对或拥护武则天的两派定为关陇集团与非关陇集团，或贵族集团与新兴地主、商人集团，似乎有点简单化。
武则天像
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武则天严酷无情地打击反对派。显庆五年（660年），苦于高血压影响视力的高宗委托她处理朝政，从此政柄落入皇后武则天之手，“天下大权，悉归中宫，黜陟杀生，决于其口，天子拱手而已，中外谓之二圣”。高宗想禅位给太子李弘（武则天所生长子），武则天不顾母子之情，用毒酒杀害李弘，改立次子李贤为太子。李贤有才干又有文采，在士人中有声望，武则天又把他废为庶人，立第三子李显为太子（即后来的中宗）。高宗死，中宗即位，武则天以皇太后名义临朝称制，次年废中宗为庐陵王，立第四子李旦为睿宗。武则天以“革命”、“维新”为旗号，借助佛教宣扬她受命于天，唆使一批人上表“劝进”，于690年正式宣布废睿宗，改唐朝为周朝，号称圣神皇帝。她那铁腕政治家本色显示得淋漓尽致，先后以果断手段镇压了徐敬业的扬州叛乱、琅邪王李冲的聊城叛乱、越王李贞的汝南叛乱。为了大权独揽，她干脆摒斥宰相议政，依靠宠臣和女儿太平公主，以及号称“北门学士”的顾问集团，任用索元礼、周兴、来俊臣等酷吏主持司法部门，以严刑苛法对付反对派。不过平心而论，所杀的都是官僚，打击最重的是贵族的头面人物，很难称为“暴政”；反而在历史上留下了积极的影响，西魏以来垄断中央政权的关陇贵族完全失势了。
武则天反对贵族政治，大力发展科举制度，采用“糊名”方式来确保科举考试的客观性，使候选人的身份和社会出身不致影响选拔的结果，使更多的寒族参与政治。她特重进士科，为了表示对选拔人才的重视，亲自策问举人，开创了殿试的先例。武则天注意选拔人才，《资治通鉴》说：“挟刑赏之柄以驾御天下，政由己出，明察善断，故当时英贤亦竞为之用。”玄宗时期的名相，如姚崇、宋璟等，就是这一时期发现并选拔的人才。她的政敌的代言人骆宾王，写檄文攻击她，言辞极其刻薄，什么“秽乱春宫，潜隐先帝之私，阴图后房之嬖”，什么“掩袖工谗，狐媚偏能惑主”。她却不加计较，很赞赏骆宾王的文才，说不用此人是宰相的过失。政论家陆贽说她“知人善任”，是客观公允的评价。武则天最为后人所非议的有两点，其一是她任用酷吏，搞恐怖政治；其二是她的私生活颇不检点，有男宠（面首）多人，外间传闻颇为不堪入耳。这当然是按照儒家伦理标准来衡量的。不囿于这一成见的人对她却颇有好评，不仅陆贽称赞她，明朝的李贽和清朝的赵翼也从左右两面对她赞扬备至，绝非偶然。
武则天虽篡唐改周，但贞观之治仍得以延续，社会经济仍是向上发展的。她的最大贡献在于，顺应历史潮流，打击贵族垄断政治的局面，把政权向一般庶人开放，魏晋以来崇尚门第的贵族政治，从此一蹶不振，在历史发展中是有进步意义的。
705年，宰相张柬之等利用武则天老病的机会，发动宫廷政变，迫使武则天退位，扶助她的儿子中宗李显复位，复国号唐。唐中宗封她一个尊号“则天大圣帝”。八十二岁的武则天就在这一年死去，在遗嘱中说：“去帝号，称则天大圣皇后”，表示还政于唐，她本人仍是大唐的皇后，颇有一点自知之明的政治家风度。
从武则天之死到唐玄宗即位，前后不过八年半，政变不断。唐中宗昏庸，皇后韦氏残暴、淫荡而又野心勃勃，她与安乐公主、武氏近亲结成一个集团，控制朝政。景龙四年（710年）韦后毒死中宗，窃取政权，妄图模仿武则天，然而此人不及武氏远甚，把朝政弄得腐败不堪，“公私俱竭”、“十室九空”。睿宗之子李隆基是个颇有政治眼光的人，利用禁军的不满情绪，发动军事政变，杀韦后、安乐公主及武氏宗族，恢复睿宗李旦的帝位。睿宗无能，其妹太平公主把持朝政，欲除掉太子李隆基；712年，李隆基合法继位，是为唐玄宗。次年太平公主发动政变，失败后赐死，至此政局才趋稳定。
二十八岁登上皇位的唐玄宗李隆基，善骑射，通音律、历象之学，擅长书法，多才多艺，他在开元年间（713—741年）励精图治，把唐朝的繁荣盛世推进到了顶点。唐玄宗为求国内政治的安定，表现出卓越的政治才干，所用宰相，先后有姚崇、宋璟、张嘉贞、张说（yuè）、李元纮、杜逻、韩休、张九龄等，堪称一时名流，各有所长，都能直言谏诤，富有革新精神，因而开元时期政治清明、经济繁荣，被后人誉为盛世。
开元前期，唐玄宗求治心切，重用贤相姚崇、宋璟，求谏纳谏，革除弊政，抑制奢靡，取得了所谓“贞观之风，一朝复振”的业绩。姚崇提出抑权幸、爱爵赏、纳谏诤、却贡献、礼大臣；宋璟善择人才，刑赏无私，又敢于犯颜直谏。姚宋执政时期赋役宽平，刑罚清省，天下富庶。从政治上看，开元之治不过是对贞观之治的学步而已。
首先，恢复贞观时期“以宽仁为理本”的法治原则，把行仁义作为治理天下的第一要务，废止武则天时期的酷吏政治和严刑峻法，表彰用法平直的官员，禁止酷刑和滥刑。据记载，开元二十五年（737年）全国判死刑仅五十九人，大理寺狱院里一片冷落景象，乌鹊竟在树上筑了巢。可见“以宽仁为理本”取得了类似贞观之治的成效。在法制建设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唐玄宗下令编纂《唐六典》——中国现存最早的行政法典，这部三十五卷的巨著，历时十六年，于开元二十六年编成，成为开元盛世政治体制完备化的集中反映。
其次，体现贞观时期轻徭薄赋原则的检括户口和赋役改革。唐承隋制，继续实行均田制以及与此相配套的租庸调制。租庸调制是一种以人丁为对象的赋役制度，因而政府对户籍、丁口极为重视。由于社会条件的变化，均田制在唐朝逐渐成为一纸具文。《资治通鉴》的编者之一刘恕说：“魏、齐、周、隋，兵革不息，农民少而旷土多，故均田之制存。至唐承平日久，丁口滋众，官无闲田，不复给授，故田制为空文。”依附于均田的租庸调制便发生问题，首当其冲的是逃户增多。唐玄宗试图在局部地区对逃户采取检括措施，并且辅之以恢复常平仓、义仓的积谷备荒功能，以缓解这个社会问题。监察御史宇文融拟议检括逃户的具体方法，唐玄宗任他为推勾使，依据簿籍检括逃户，并且公布优惠条例——免征六年徭役、租庸调，使逃户重新附籍。这一举措使近百万逃户重新成为国家的编户齐民，为开元盛世奠定了基础，杜佑《通典》把括户的成功与开元盛世联系起来，是独具卓识的。
再次，在政治方面推行一系列改革。例如，皇室宗亲及功臣被封为亲王、郡王之类，虽不实得封地，却可“食实封户”，此类封户在中宗末年已达一百四十万以上，造成“国家租赋大半入于私门”的反常现象。开元三年下令不准贵族、功臣直接向封户索讨租调，改由政府统一征收，封主向政府领取。又如，由于韦后和太平公主干政，官僚机构臃肿，玄宗即位后，裁汰机构，精简官员。最引人注目的举措，是开元十一年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内置吏房、枢机房、兵房、户房、刑礼房，增置翰林学士，选心腹官员充任，专掌“内命”，使中央政府显得精干、有效。
开元时期政治的清明与安定，导致经济发展，形成唐朝的黄金时代。杜甫在《忆昔》中描绘开元盛世的状况：
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
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
齐纨鲁缟丝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
这并非夸张之词，而是实录。武德中期，全国在籍编户仅200万户，贞观初期也不满300万户，不及隋朝最高户数的三分之一；到开元二十八年（740年）增至841万户、4814万口，天宝十三年（754年）增至906.9万户、5288万口。武德、贞观时期，“土旷人稀”、“率土荒俭”，到开元、天宝时期，“耕者益力，四海之内，高山绝壑，耒耜亦满”，耕地面积达八亿亩左右。天宝八年（749年）中央政府直属的北仓、含嘉仓，储存粮食达1245万石。考古发掘表明，这些粮食来自苏州、徐州、德州、邢州、冀州等地。开元年间人说“人家粮储皆及数万”，可见民间藏粮也极丰富。这是连年丰收所带来的一派富庶景象，据杜佑《通典》记载，当时天下无贵物，两京（长安、洛阳）米价每斗不过二十文，面粉每斗三十二文，青、齐等州谷每斗五文，绢每匹二百一十文。按唐初一匹绢换一斗粟的比价来衡量，反映了粮食价格的大幅下跌趋势，因此“海内富安，行者虽万里，不持寸兵”。
长安有人口百万，不仅是全国的政治中心，也是商业中心，它有东西两市，是商贩店肆集中的区域。两市各有二百二十行（行业），西市又是胡商（外商）聚集之地。洛阳是运河的起点，设有三市（南市、北市、西市），南市有一百二十行，三千余店肆；北市“天下之舟船所集，常万余艘，填满河路，商贩贸易，车马填塞”，是洛阳最繁华的地方。长江流域的扬州、成都是东西两个商业中心。扬州位于长江与运河交叉点上，是东西与南北的交通要冲，也是外贸港口，日本及南海来船可直抵扬州。随着经济重心的南移，扬州在商业上的地位更加突出，号称“富甲天下”，超过了长安、洛阳。《太平广记》卷二七三“杜牧”条引《唐阙文》说：“扬州，胜地也。每重城向夕，倡楼之上，常有绛纱灯万数，辉罗耀烈空中。九里三十步街中，珠翠填咽，邈若仙境。”王建《夜看扬州市》说：“夜市千灯照碧云，高楼红袖客纷纷。”扬州夜市的兴旺是长安、洛阳望尘莫及的。成都在商业上的地位仅次于扬州，民间谚语说“扬一益二”，即“天下之盛，扬（州）为首，而蜀（成都）次之”。此外，广州自汉代以来就是与海外通商的城市，唐代对外贸易更加兴旺，当时大食、波斯、天竺、昆仑等地大批海船来到广州，广州成为南方重要外贸中心。东南沿海的泉州、明州，北方沿海的登州，是与新罗、日本的贸易口岸。
由于商业的发展，出现了柜坊，又称僦柜，或称寄附铺、质库、质舍，类似后世的当铺，又有点类似后世钱庄的功能。由于经济交往的加深，铸钱转送不便，于是出现了汇兑票证——飞钱，在长安出售货物的商人，把货物交给进奏院、诸军、诸使或富家，以他们开给的交券在本地提款。这种飞钱（又称“便”）盛行于长安及扬州、成都之间，反映了商业繁荣的一个侧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