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节《刷盘子读书》是如何用科学精神写的

《刷盘子读书》是随感而发，写一段发一段，预先并没有通盘规划要写成什么样子，文章的立论主旨是什么。但文章写着写着，却自然满足了“可重复，可检验”科学精神，可能是长期受科学精神训练的潜意识结果。《刷盘子读书》的立论非常清楚，是系列的最后一句话，即“贫穷是可贵的美德，土地资源钱财是身外之物，知识和技术才是宝贵财富，民族安身立命之本。”这是整个立论的根，不需证明的公理。就是说把经济定义成了技术力了，而不是什么GDP。到底是技术力好，还是GDP好，那是检验标准争夺问题，不是本文叙述问题。

那么技术力是什么呢？给出了定义，即“什么是技术力，有很多指标衡量，如国民识字率、技术工人数量，各门类专业人才，钢铁、机械、化学、电子等基干产业的规模和技术水准等，有大量的数据图表。”

这个定义非常清楚，可以用手指头和脚趾头去数出来。国民识字率可以用手指头和脚趾头去数出来，技术工人数量和各门类专业人才用手指头和脚趾头去数出来。钢铁、机械、化学、电子等基干产业的规模和技术水准，涉及大量的数据图表，但是由于专业性太强，就没有列，这些数据也是可以用手指头和脚趾头去数出来。不管是谁，都可以用手指头和脚趾头去数出来，结果都是一样的。如果要求聪明称职的人才能检验，那是皇帝的新衣。

但问题在于，由于专业性太强，又没有实际列出具体项目，非专业人员如何用手指头和脚趾头去数呢？为了克服这个问题，就数民族第一吧，什么第一台汽车，第一艘万吨轮，第一架飞机……，组装品不能算。因为组装品不能反映钢铁、机械、化学、电子等基干产业的技术水准。用手指头和脚趾头数的结果，会发现，“中国几乎所有的第一都诞生在那个年代”。

无论是谁，无论是否聪明称职，都可以用手指头和脚趾头去数出来，结果都是一样的。至于为什么民族第一能够反映钢铁、机械、化学、电子等基干产业的技术水准，将在下面的章节中展开说明。

这样，整个文章的立论、检测方法和评价标准都有了，满足了科学论文的要件“可重复，可检验”。什么人，都可以开动手指头和脚趾头去数，去评价和判断，结论还是一致的，不会出现这个人数的结果与那个人不同。如果用脑子去领悟，就会有问题，因为个人立场信仰不同，结果会大相径庭。

有了这个评价标准后，回顾的是历史。并没有提出什么观点和逻辑，所以找不到什么观点和逻辑，完全不符合某某理论，科学论文不需要符合某某理论。那么用手指头和脚趾头数的结果是，毛泽东时代的如国民识字率、技术工人数量，各门类专业人才，钢铁、机械、化学、电子等基干产业的规模和技术水准等得到了飞跃发展。在毛泽东时代以前，几乎没有。

而在毛泽东时代之后，却没有数出什么民族第一来，反而还把原来的第一给数掉了不少，既然没有，说明这20年基干工业的技术力停滞了，甚至倒退了。当然，大学生和教授多了，不过如果扣掉没有科学精神的部分，实际比过去还少，因为没有出什么成果，具体可以去数中国的重大成果。

我对这段历史的叙述有什么问题吗，欢迎指出。把日本引进来，只不过作为一个参照系，另外，中国人非常迷信洋人，对增加感染力很有好处。不过，这不是英雄行径，作为伏笔，在《刷盘子读书》的开始就留下了，具体可以去查。总之在科学上找不到我的任何把柄。具体为什么会有这种结果，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留给大家去思考。我只是把日本的体制与中国的体制做了一番比较。老实说，我没有看过任何系统介绍中国计划经济时代是如何运做的书，可能从来就没有出版过。日本计划经济时代是如何运作的则比较详细，关于中国的部分只是日本学者的只言片语。我比对的结果大体是吻合的。是不是真的吻合，另当别论。

当然，读者也可以提出另外的检验技术力的方法和评价标准，去检验中国的历史和现状，到底中国的技术力是突飞猛进，还是停滞不前，甚至倒退。技术力是一个国家民族的死活问题。当然，也可以完全不管技术力评价标准问题。就说整篇文章的立论不对，经济怎么能够是技术力呢，应该是GDP嘛。随着GDP的增长，就会自然和平崛起，成为发达国家。那么整篇文章就不值一驳，因为检验标准完全不一样。

问题是，我们的主流经济学家们连简单的检验都不愿意做，甚至拒绝检验。经济学是艺术，不需要检验。理由是社会庞大复杂，是不会重复的，内在规律认识不清，没有办法检验云云。这些话语出自主流经济学家及他们培养的泱泱学子之口，让人惊倒。他们可以用几页纸，纸上谈兵严密逻辑证明某某模式最优，然后按照此模式改革。理论是不会错的，从西方学来的，逻辑推理又那么严密，结论怎么会有问题。出了问题总可以找到理由，或把责任往过去一推，或中国人素质太低。

经济是超大型工程，对应的是整个国家社会。大工程往往只能建一次，必须成功，不能失败。没有完全相同的大工程，可以实施真正意义上的“可重复，可检验”。那么科学家工程师们是怎么做的。

稍微大一点的工程，按照人类目前的认知水平，不可能在纸上证明某某模式最优，应该按照此模式施工。首先，科学家工程师们从尽可能多的角度考察事物，也就是说尽量防止有什么问题没有考虑到，鼓励提出新的检验视角和方法。综合这些检验视角和方法，确定一套工程应该达到的各种参数指标，这些参数指标一定要量化，也就是说具备可检验性。即使是人的主观感受等主观指标，也可以通过问卷调查形式量化。建立一个评价函数，对需要达到的各种参数指标加权评估，评价达到什么样的指标为最优。

研究类似工程的历史，考察现有工程的利弊得失，经验教训。从中总结借鉴提高出多个工程方案。然后对这些方案分别建立模型，进行计算机仿真、模拟试验、或者比例实验，测试理论计算有没有问题，并用评价函数评估各方案的优劣，从中选择最优方案进行工程实施。

模拟试验通过必须进行工程计划分阶段。把一个大工程分割成可以反馈调整的几个阶段。

在每一阶段，要反馈检测与预期理论是否相合，做及时调整。任何不能划分可测试阶段的工程都不能上马。大工程建完后才发现问题，那不叫工程反馈，而是赌博。不能反馈调整的阶段划分不能叫工程的划分。

由于工程的依据是前面规划制定的近似模型，与实际系统存在差异甚至大相径庭是完全可能的。在工程实施过程中必须不断进行定量检测反馈，发现与预期理论不合，找出原因及时调整。即使如此严格的工程操作，人类历史上还有无数的工程灾难。

工程上这四个步骤的划分，是经历无数失败得来的。科学家工程师们从来就认为自己掌握的理论不是终极真理，需要在不断“可重复，可检验”中进行修正完善提高。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们对国家经济政策的影响全凭一张嘴，哪个嘴更有名，哪个理论后面有更有名的理论。工程四步中哪一步也没有做。所谓的专家论证与中国千百年来的清流清议没有任何区别，引经据典而已。正因为这样，工人下岗结束了，才发现社会问题严重（不说别的，分阶段反馈在哪里？）。国企改革成了大嘴名嘴们的嘴皮子玩耍场。正是没有科学的精神，工程的思维，没有量化的概念，养成了中国文人们阉割西方理论的癖好，把西方理论之根——“可重复，可检验”科学精神给阉割了。而社会科学的不成熟性无异于给他们提供了阉割的乐园。

我们被告知原来穿的衣服，也就是原有的体制，陈旧了落后了不时髦了，需要一件新衣服新体制。穿上这件新衣服，建立了这个神奇的体制，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上天堂。但这个新衣服新体制是什么，如何知道是否建成了，现在建设的进度如何了，这些关于新衣服新体制的终极检验标准，分阶段检验标准统统没有，只知道要不断去“改”，不断去“革”。旧衣服旧体制被剥去了，感到瑟瑟发抖，教育医疗养老工作技术力丧失了，但我们却穿着新衣服行进在和平崛起的光辉道路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