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元明清建筑特征之分析

一 建筑型类

城市设计 元、明、清三朝，除明太祖建都南京之短短二十余年外，皆以今之北京为帝都。元之大都为南北较长东西较短之近正方形。在城之西部，在中轴线上建宫城；宫城西侧太液池为内苑。宫城之东西北三面为市廛民居。

京城街衢广阔，十字交错如棋盘，而于城之正中立鼓楼焉。城中规模气象，读马可波罗行记可得其大概。明之北京，将元城北部约三分之一废除，而展其南约里许，使成南北较短之近正方形，使皇城之前驰道加长，遂增进其庄严气象。及嘉靖增筑外城，而成凸字形之轮廓，并将城之全部砖甃。城中街衢冲要之处，多立转角楼牌坊等，而直城门诸大街，以城楼为其对景，在城市设计上均为杰作（第187 图）。

元、明以后，各地方城镇，均已形成后世所见之规模。城中主要街道多为南北东西相交之大街。相交点上之钟楼或鼓楼，已成为必具之观瞻建筑。

而城镇中心往往设立牌坊，庙宇之前之戏台与照壁，均为重要点缀。

平面布置，在我国传统之平面布置上，元、明、清三代仅在细节上略有特异之点。唐、宋以前宫殿庙宇之回廊，至此已加增其配殿之重要性，致使廊屋不呈现其连续周匝之现象。佛寺之塔，在辽、宋尚有建于寺中轴线上者，至元代以后，除就古代原址修建者外，已不复见此制矣。宫殿庙宇之规模较大者胥增加其前后进数。若有增设偏院者，则偏院自有前后中轴线，在设计上完全独立，与其侧之正院鲜有图案关系者。观之明清实例，尤为显著，曲阜孔庙，北京智化寺护国寺皆其例也。

至于各个建筑物之布置，如古东西阶之制，在元代尚见一二罕例，明以后遂不复见。正殿与寝殿间之柱廊，为金代建筑最特殊之布置法（第106 图）元代尚沿用之（第110 图），至明清亦极罕见。而清宫殿中所喜用之“勾连搭”以增加屋之进深者，则前所未见之配置法也。

就建筑物之型类言，如殿宇厅堂楼阁等，虽结构及细节上有特征，但均为前代所有之类型。其为元明清以后所特有者，个别分析如下：城及城楼 城及城楼，实物仅及明初，元以前实物，除山东泰安岱庙门为可疑之金元遗构外，尚未发现也。山西大同城门楼，为城楼最古实例，建于明洪武间，其平面凸字形，以抱厦向外，与后世适反其方向。北京城楼为重层之木构楼，其中阜成门为明中叶物，其余均清代所建。北京角楼及各瓮城之箭楼闸楼，均为特殊之建筑型类，甃以厚墙，墙设小窗，为坚强之防御建筑，不若城楼之纯为观瞻建筑也。至若皇城及紫禁城之门楼角楼，均单层，其结构装饰与宫殿相同，盖重庄严华贵，以观瞻为前题也。

砖 殿 元以前之砖建筑，除墓藏外，鲜有穹窿或筒券者。唐宋无数砖塔除以券为门外，内部结构多叠涩支出，未尝见真正之发券。自明中叶以后，以筒券为殿屋之风骤兴，如山西五台山显庆寺，太原永祚寺（第144 图），江苏吴县开元寺，四川峨眉万年寺，均有明代之无梁殿。至于清代则如北京西山无梁殿（第188 图）及北海颐和园等处所见，实例不可胜数，此法之应用，与耶稣会士之东来有无关系，颇堪寻味。

佛 塔 自元以后，不复见木塔之建造。砖塔已以八角平面为其标准形制，偶亦有作六角形者，仅极少数例外，尚作方形。塔上斗拱之施用，亦随木构比例而缩小，于是檐出亦短，佛塔之外轮廓线上已失去其檐下深影之水平重线。在塔身之收分上，各层相等收分，外线已鲜见唐宋圆和卷杀。塔表以琉璃为饰，亦为明清特征。瓶形塔之出现，为此期佛塔建筑一新献，而在此数百年间，各时期亦各有显著之特征。元明之塔座，用双层须弥座，塔肚肥圆，十三天硕大，而清塔则须弥座化为单层，塔肚渐趋瘦直，饰以眼光门，十三天瘦直如柱，其形制变化殊甚焉（第197 图）。

陵 墓 明、清陵墓之制，前建戟门享殿，后筑宝城宝顶，立方城明楼，皆为前代所无之特殊制度。明代戟门称棱恩门，享殿称棱恩殿；清代改棱恩曰隆恩。明代宝城，如南京孝陵及昌平长陵，其平面均为圆形，而清代则有正圆至长圆不等。方城明楼之后，以宝城之一部分作月牙城，为清代所常见，而明代所无也。然而清诸陵中，形制亦极不一律。除宝顶之平面形状及月牙城之可有可无外，并方城明楼亦可省却者，如西陵之慕陵是也。至于享殿及其前之配置，明清大致相同，而清代诸陵尤为一律。

清代地宫据样式房雷氏图，有仅一室一门，如慕陵者，亦有前后多重门室相接者，则昌陵（第164 图）、崇陵皆其实例也。

桥 明、清以后，桥之构造以发券者为最多，在结构方法上，已大致标准化，至清代而并其形制比例亦加以规定[1]，故北京附近清代官建桥梁，大致均同一标准形式。至于平板石桥，索桥，木桥等等，则多散见于各地，各因地势材料而异其制焉。

民 居 我国对于居室之传统观念，有如衣服，鲜求其永固，故欲求三四百年以上之住宅，殆无存者。故关于民居方面之实物，仅现代或清末房舍而已。全国各地因地势及气候之不同，其民居虽各有其特征，然亦有其共征，盖因构架制之富于伸缩性，故能在极端不同之自然环境下，适宜应用。已详上文，今不复赘。

牌 楼 宋元以前仅见乌头门于文献，而未见牌楼遗例。今所谓牌楼者，实为明清特有之建筑型类。明代牌楼以昌平明陵之石牌楼（第137 图）为规模最大，六柱五间十一楼。唯为石建，其为木构原型之变型，殆无疑义，故可推知牌楼之形成，必在明以前也。大同旧镇署前牌楼，四柱三间，其斗拱、檐拱横贯全部，且作重檐，审其细节似属明构。清式牌楼，亦由官定则例[2]，有木石，琉璃等不同型类。其石牌坊之作法，与明陵牌楼比较几完全相同。

庭 园 我国庭园虽自汉以来已与建筑密切联系，然现存实物鲜有早于清初者。宫苑庭园除圆明园已被毁外，北平三海及热河行宫为清初以来规模；北京颐和园则清末所建。江南庭园多出名手，为清初北方修建宫苑之蓝本。

二 细节分析

阶基及踏道 元明清之阶基除最通常之阶基外，特殊可注意者颇多。安平圣姑庙全部建于高台之上（第110 图），较大同华严寺善化寺诸例尤为高峻，且全庙各殿，均建于台上，盖非可作通常阶级论也。曲阳北岳庙德宁殿（第109 图）及赵城明应王殿（第111 图）阶级比例亦颇高。正定阳和楼之砖台则下辟券门，如城门之制（第107 图），明、清二代如长陵棱恩殿（第129 图）、太庙前殿（第135 图）及北京清故宫诸殿（第148 图）均用三层或重层白石陛，绕以白石栏干，而殿本身阶基亦多作须弥座，饰以雕华，至为庄严华丽。至若天坛圜丘，仅台三层，绕以白石栏干，尤为纯净雄伟。宫殿阶陛之前侧各面，多出踏道一道或三道，其居中踏道之中部，更作御路，不作阶级，但以石版雕镌龙凤云水等纹，故宫太和门太和殿阶陛栏干及踏道之雕饰，均称精绝。

勾 栏 元代除少数佛塔上偶见勾栏，大致遵循辽、金形制外，实物罕见。明、清勾栏斗子蜀柱极为罕见。较之宋代，在比例上石栏干趋向厚拙，木栏干较为纤弱。营造法式木石勾栏比例完全相同，形制无殊。明、清官式勾栏，每版仅将巡杖以下荷叶墩之间镂空，其他部分自巡杖以至华版仅为一厚石版而已。每版之间均立望柱，故所呈印象望柱如林，与宋代勾栏所呈现象迥异。至若各地园庭池沼则勾栏样式千变万化，极饶趣味[3]。河北赵县永通桥上明正德间栏版则尚作斗子蜀柱，及斗子驼峰以承巡杖，有前期遗风，为仅有之孤例。

柱及柱础[4] 自元代以后，梭柱之制，仅保留于南方，北方以直柱为常制矣。武义延福寺元代大殿内柱，卷杀之工极为精美，柱外轮线圆和，至为悦目。柱下复用木櫍石础，如宋营造法式之制，北地官式用柱，至清代而将径与高定为一与十之比，柱身仅微收分，而无卷杀。柱础之上雕为鼓镜，不如雕饰。但在各地则柱之长短大小亦无定则。或方或圆随宜选造。而柱础之制江南巴蜀率多高起，盖南方卑湿，为隔潮防腐计，势所使然，而柱础雕刻，亦多发展之余地矣。

文庙建筑之用石柱为一普遍习惯，曲阜大成殿，大成门，奎文阁等等均用石柱，而大成殿蟠龙柱尤为世人所熟识。但就结构方法言，石柱与木合构将柱头凿卯，以接受木阑额之榫头，究非用石之道也。

门 窗[5] 造门之制，自唐、宋迄明、清，在基本观念及方法上几全无变化。营造法式小木作中之版门及合版软门，尤为后世所常见。其门之安装，下用门枕，上用连楹，以安门轴，为数千年来古法。连楹则赖门簪以安于门额。唯唐及初宋门簪均为两个，北宋末叶以后则四个为通常做法。门板上所用门钉，古者仅用钉门于横楅，至明清而成为纯粹之装饰品矣。

屋内槅扇所用方格球纹菱纹等图案，已详见于营造法式，为明、清宫殿所必用。法式所有各种直棂或波纹棂窗，至清代仅见于江南民居，而为官式所鲜用。清式之支摘窗及槛窗，则均未见于宋元以前。在窗之设计方面，明、清似较前代进步焉。江南民居窗格纹样，较北方精致纤巧，颇多图案极精，饶有风趣者。

长春园欧式建筑之窗均为假窗，当时欧式楼观之建筑，盖纯为园中“布景”之用，非以兴居游宴寝处者，故窗之设亦非为通风取光而作也。

斗 拱[6]（第4 图） 就斗拱之结构言，元代与宋应作为同一时期之两阶段观。元之斗拱比例尚大；昂尾挑起，尚保持其杠杆作用；补间铺作朵数尚少，每间两朵为最常见之例，曲阳德宁殿，正定阳和楼所见均如是。然而柱头铺作耍头之增大，后尾挑起往往自耍头挑起，已开明清斗拱之挑尖梁头及溜金斗起秤杆之滥觞矣。

明、清二代，较之元以前斗拱与殿屋之比例，日渐缩小（第189 图）。

斗拱之高，在辽宋为柱高之半者，至明清仅为柱高五分或六分之一。补间铺作日见增多，虽明初之景福寺大殿及社稷坛享殿亦已增至四朵六朵，长陵棱恩殿更增至八朵，以后明清殿宇当心间用补间铺作八朵，几已成为定律。补间铺作不唯不负结构荷载之劳，反为重累，于是阑额（清称额枋）在比例上渐趋粗大；其上之普拍枋（清称平板枋），则须缩小，以免阻碍地面对于纤小斗拱之视线，故阑额与普拍枋之关系，在宋、金、元为T 形者，至明而齐，至明末及清则反成凸字形矣。

在材之使用上，明清以后已完全失去前代之材栔观念而仅以材之宽为斗口。其材之高则变为二斗口（二十分），不复有单材足材之别。于是柱头枋上，往往若干材“实拍”累上，已将栔之观念完全丧失矣。

在各件之细节上，昂之作用已完全丧失，无论为杪或昂均平置。明、清所谓之“起秤杆”之镏金斗，将耍头或撑头木（宋称衬枋头）之后尾伸引而上，往往多层相叠，如一立板，其尾端须特置托斗枋以承之，故宋代原为荷载之结构部分者，竟亦沦为装饰累赘矣。柱头铺作上之耍头，因为梁之伸出，不能随斗拱而缩小，于是梁头仍保持其必需之尺寸，在比例上遂显庞大之状，而桃尖梁头遂以形成（第189、193、194 图）。

构 架[7] 柱梁构架在唐、宋、金、元为富有机能者，至明、清而成单调少趣之组合。在柱之分配上，大多每缝均立柱，鲜有抽减以减少地面之阻碍而求得更大之活动面积者。梁之断面，日趋近正方形，清式以宽与高为五与六之比为定则，在力学上殊不合理。梁架与柱之间，大多直接卯合，将斗拱部分减去，而将各架榑亦直接置于梁头，结构简单化，可谓为进步。明栿草栿之别，至明清亦不复存在，无论在其平暗之上下，均作法相同。月梁偶只见于江南，官式则例已不复见此名称矣。

平梁之上，唐以前只立叉手承脊榑，宋、元立侏儒柱，辅以叉手。明、清以后，叉手已绝，而脊榑之重，遂改用侏儒柱（脊瓜柱）直接承托。

举折之制，至清代而成举架，盖宋代先定举高而各架折下，至清代则例则先由檐步按五举，六举，七举，九举递加，故脊榑之高，由各架递举而得之偶然结果，其基本观念，亦与前代迥异也。

藻 井[8] 平棋样式至明、清而成比例颇大之方井格，其花纹多彩画团花龙凤为多，称天花板。藻井样式明代喜以斗拱构成复杂之如意斗拱，如景县开福寺大殿（第127 图）及南溪旋螺殿所见。至如太和殿之蟠龙藻井，雕刻精美，为此式中罕有之佳例（第148 图）。

墙壁 墙壁材料自古有砖，板筑，土砖三种。北京护国寺千佛殿墙壁，土砖垒砌，内置木骨[9]，为罕用实例。在砖墙之雕饰上，清代有磨砖对缝之法至为精妙。雕砖及琉璃亦为砖墙上常见之装饰。明、清官式硬山山墙，作为墀头，为前代所未见。

屋 顶[见注7] 屋顶等第制度，明、清仍沿前朝之制，以四阿（庑殿）为最尊，九脊（歇山）次之，挑山又次之，硬山为下。清代四阿顶将垂脊向两山逐渐屈出，谓之推山，使垂脊在四十五度角上之立面不作直线，而为曲线。其制盖始于营造法式“两头增出脊榑”之法，至清代乃逐架递加其曲度，而臻成熟之境。九脊顶之两山，在宋代大多与稍间补间铺作取齐，至清代乃向外端移出，大致与山墙取齐，故两山之三角部分加大，宋、元两山皆如“挑山”之制，以梁架为内外之间隔，山际施垂鱼惹草等饰。明、清官式则因向外端移出，遂须支以草架柱子，而草架柱子丑陋，遂掩以山花板。于是明、清官式歇山屋顶，遂与宋以前九脊顶迥然异趣矣。

屋顶瓦饰[见注7] ■（筒瓦），瓪瓦（板瓦），明、清仍沿前朝之旧，元代琉璃瓦实物未之见。清代琉璃瓦之用极为普遍。黄色最尊，用于皇宫及孔庙；绿色次之，用于王府及寺观；蓝色象天，用于天坛。其它红紫黑等杂色，用于离宫别馆。

瓦饰之制，宋代称为鸱尾者，清称正吻，由富有生趣之尾形变为方形之上卷起圆形之硬拙装饰，宋、金、元鸱尾比例瘦长，至明、清而近方形，上端卷起圆螺旋，已完全失去尾之形状。宋代垒瓦为脊者，至清代皆特为制范，成为分段之脊瓦，及其附属线道当沟等。垂脊与正脊相似而较小。垂兽形制尚少变化，但垂脊下端之蹲兽（走兽）及嫔伽（仙人）则数目增多，排列较密。

通常民居，只用仰覆板瓦，上作清水脊，脊两端翘起，称朝天笏，为北京所最常见。

■瓦之法，北方多于椽上施望板，板上施草泥二三寸，以垫受瓦陇，盖因天寒，屋顶宜厚以取暖。南方则胥于椽上直接浮放仰瓦，其上更浮放覆瓦，不施灰泥，盖气候温和，足蔽雨露已足矣。

雕 饰 明、清以后，雕刻装饰，除用于屋顶瓦饰者外，多用于阶基，须弥座、勾栏、石牌坊、华表、碑碣、石狮，亦为施用雕刻之处。太和殿石陛及勾栏、踏道、御路，皆雕作龙凤狮子云水等纹。殿阶基须弥座上下作莲瓣，束腰则饰以飘带纹。雕刻之功，虽极精美，然均极端程式化，艺术造诣，不足与唐、宋雕刻相提并论也。

彩 画 元代彩画仅见于安平圣姑庙，然仅红土地上之墨线画而已。北京智化寺明代彩画，尚有宋营造法式“豹脚”、“合蝉燕尾”、“簇三”之遗意。青绿叠晕之间，缀以一点红，尤为夺目，清官式有合玺与旋子两大类。

合玺将梁枋分为若干格，格内以走龙蟠龙为主要母题。旋子作分瓣圆花纹于梁枋近两端处，因旋数及金色之多寡以定其等第，离宫别馆民居则有作写生花纹等，更有将说书戏剧绘于梁枋者，亦前代所未见也。

[1] 王璧文《清官式石桥做法》。

[2] 梁思成《营造算例》，刘敦桢《牌楼算例》。

[3] 梁思成、刘致平《建筑设计参考图集》第二集《石栏杆》。

[4] 梁思成、刘致平《建筑设计参考图集》第七集《柱础》。

[5] 陈仲篪《识小录》，见《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六卷第二期。

[6] 梁思成、刘致平《建筑设计参考图集》第四集、第五集《斗拱》。

[7] 梁思成《清式营造则例》。

[8] 梁思成、刘致平《建筑设计参考图集》第十集《藻井》。

[9] 刘敦桢《北平护国寺残迹》，见《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六卷第二期。